国民会议与商人贵族

       资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本地商人中造成一种买办阶级，不但为他们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并且为他们和本地政府间买卖铁路、矿山等利权之中间人。这些买办阶级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为了他们主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不惜破坏本国的国民运动，卖掉自己的国家。他们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发了财，有了货栈，有了大的百货公司，有了银行，甚至于有了矿山、轮船、铁道公司，在本地商人中俨然是商人贵族。

       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商业畸形的发展，因此中国的买办阶级，比国内任何商业、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都大，除了帝国主义者，他便是中国经济之王，岂但是商人贵族！

       此时多数中国国民都要求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来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政府都想制造一个官僚政客的国民会议，来愚弄中国人民。商人阶级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怎样呢？中等商家、小商人和商人贵族（即买办阶级），他们的经济基础不同，他们的阶级意识也就两样：中小商人和工人、农民、学生同样的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剥削压迫；因此遂同情于工、农、学生对于国民会议之要求而参加其运动；商人、贵族寄生于两种方法之上，一是辅助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一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因此他们决不协同工农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参加国民会议，他们反是为了和帝国主义及军阀谋更进一步的勾结而参加国民会议。他们只电求段祺瑞许他们自己加入国民会议，而不肯协同民众做要求民众所需要的国民会议之运动；他们只协同教育界、贵族和英探何东爵士合作，而不愿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小商人及工人、农民、学生等下层阶级群众合作；这就是说明他们不是为了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民众利益而参加国民会议，乃是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商人贵族之特殊利益而参加国民会议。商人贵族之特殊利益，便是帝国主义者和商人贵族共同的利益——输入外资发展实业。外资势力下之实业发展，即资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之发展，中国的实业即国民经济之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工业等——将随外资势力之发展尽入外国帝国主义者掌握之中，而中国民族永远是他们经济的奴隶。真正有助于中国自己的实业发展，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为国定关税是必要的；然而买办银行等商人贵族却不赞成收回海关，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海关在外人手中，内债本息的担保才靠的住，存在他们手里的债票才不至跌价。

       总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商人贵族本是因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发生而繁荣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即是他们的利益，他们宁可牺牲国家主权与国民利益，而决不肯侵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特权与利益，他们为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可以和军阀妥协的，他们所不愿与妥协的，只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众。因此，在将来的国民会议中，这班商人贵族是站在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利益方面，还是站在国民的利益方面，我们由他们的阶级性即他们的经济基础上可以推知的。




         1924年12月31日《向导》周报第九十七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