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

       本报自民国十一年九月创刊以来，到现在刚刚三个周年。这三年中，中国政治经过了不少的变动，本报的革命政策之主张如何应付这些政治的变动，现在需要一个有系统的历史的叙述，以贡读者。

       本报创刊正当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一方面反动的奉天军阀虽然失败了，另一方面直系军阀有代兴之势，尤其是曹党阴谋夺政，黎元洪的政府又昏庸无力支持；因此，我们在本报未刊行以前，在发表的对于时局主张中，即已喊出“继续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三个口号，所以本报刊行之始，一切政治主张都根据在这三个口号之上：发刊宣言上，（一）指出须推倒为国内和平与统一障碍的军阀之理由，（二）指出须反抗为中国自由与独立障碍的国际帝国主义之理由；进行的方法是援助民主革命的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更具体些是主张集合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国民军，以国民革命（ National Revolution ）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同时根据这个革命的政策之理论，反对当时一切非革命的理论，如“法统说”、“制宪说”、“武力统一说”、“联省自治说”、“整理财政澄清选举说”等。在此时我们总的政治口号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第一，“民主革命”这一口号，乃在我们未刊行本报前提出的，这口号一方面是继续着辛亥革命的观念而来，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军阀无论皖、奉或直，无一不是武力专政的魔王，让他们统治中国，民主政治是丝毫没有希望的；随后，我们以为真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第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到次年（民国十二年）“二七”京汉屠杀事件，这半年间，直系军阀的反动日甚一日，在北京中央政府，在各省直系军人及其附属品——政客之横暴，惹起各地进步分子，不断的反抗，至“二七”京汉屠杀案发生，直系军阀之反动已达最高度，正式与民众宣战。此时本报的主张是：统一国民运动的势力，打倒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这在统一的国民运动中，（一）须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以绝军阀后援；（二）武装平民；（三）须主张民主统一，反对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四）须集合各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一切战略；（五）须各派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要有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六）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知识阶级、工商阶级都应竭力赞助工人阶级的组织及运动，与之为平等的结合。在这一反对直系军阀时期，本报为鼓动积极的民族革命运动，遂不得不反对当时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和孙中山的直、奉、皖、西南四派提携和平统一之主张。

       从“二七”屠杀到去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年半间，是直系军阀全盛时代，中间经过黎元洪出走和曹锟贿选两次变故，中央政局现出向所未有的腐败与紊乱，各帝国主义者乘此局面，自临城案起，四方八面的向中国进攻；同时，中俄协定适在此时期成立，苏俄自动的放弃了种种特权，相形之下，愈加使中国民众看出帝国主义者对华政策之残暴无理，此为现在“五卅”运动的重大动因之一。黎元洪出走离“二七”屠杀只四个月，工人阶级尚未能恢复集中其势力，出来向直系军阀作战，拥黎的政学会，想联合安福、交通等系成为反曹同盟，他们公同的政策是运动国会议员南下，然而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政学会想国会南下拥黎，安福、交通意在拥段再出，同床异梦，他们的反曹同盟计划自然有始无终。当时上海总商会也表示反对直系，尤其是反对曹锟，其所组织的民治委员会，因与民众隔离及内部冲突。随即无形消灭。此时我们反对那已经投降直系军阀背叛国民的国会议员们，有南下解决国事的权能，更不信政学、安福等政蠹拥黎拥段能得民众的同情。我们乃向国民党提议，要他在上海号召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的国民会议，来取决国事。我们知道国民会议这个运动即令一时不能实现，亦须继续不断的宣传，于武装暴动外，给民众一个撇开军阀、官僚、议员、政客，自己出来解决国事的一条和平道路，实际上是集中民众势力行向革命的道路。黎元洪出走后四个月，曹锟于双十节贿选登台，登台后立即承认临城案全部要求，以为各国公使觐见的交换条件，帝国主义者知道曹锟的贿选为中国舆论所不容，非假外力不能自存，于是乘机敲诈，无所不至。此时民众深恶曹锟与曹锟损害于民众利益的，还不在贿选之道德的法律的问题，乃是媚外卖国的实际问题。此时本报的主张，于“打倒国贼曹锟”之外，还要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承认苏俄；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扩大国民党。

       其结果，乃发生国民党改组及反帝国主义同盟、废约同盟、反基督教同盟等组织和宣传运动。这两件事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开始之显著的表现，惹引了帝国主义者十分注意。适于此时，因广州政府向税务司索取关余事，帝国主义者大派军船到广州示威，广州的工人阶级及革命学生异常愤激，主张收回海关，而各地资产阶级因关余和内债基金有关，反同情于把持中国海关的帝国主义者。本报当时即向资产阶级指出帝国主义者，根据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的五件具体事实：（一）把持海关；（二）领事裁判；（三）驻扎海陆军；（四）外币直接使用；（五）强迫租借领土。五项之中，尤以把持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工业发展的死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应该加入工人、学生的收回海关运动。

       去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失败，中国政治上发生了一大变化，即是：（一）民权民族运动之勃兴（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几遍全国，每个促成会都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的要求）;（二）工人阶级之再起；（三）倾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之发现。直军失败，不过是这些变化之导火线，不是真正原因，其原因已潜伏在直系全盛之时，即是：（一）列强进攻和中俄协定，给民众以剧烈的刺激；（二）胶济路罢工胜利，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组织，上海电车工人要求成立工会，湘潭锰矿运工罢工，在直系全盛之后半期，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在民族运动刚要开始之时，中国工人阶级已渐渐恢复其反攻的力量；（三）国民党改组和反帝、废约、收回教育权之宣传，引起北方一部分军阀之民族的感情。这些原因，适逢直系失败，一派强大军阀势力统一而高压的局面一破，社会上各种潜伏的意志，遂乘时表现出来，而形成各种运动。本报应付此次政变的策略是：一方面告诉民众，不可妄想此次战争中，依赖任何一派胜利的军阀可以解救中国；一方面指明各省督军的和平会议有使军阀势力分而复合之危险。——只有召集全国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同时，国民党也主张由北京政府召集九种团体的国民会议。可是安福的段政府，并不但段政府，任何军阀政府，没有真正的人民武装，那会让真正国民的会议出现！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都起来了，民众的意志既然不能由国民会议的形式表现出来，遂郁积半年，一发而为“五卅”运动之怒潮。

       我们这一次号召国民会议所得的效果，和黎元洪出走时大不相同，全国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都有群众的组织和要求的内容，在各种要求中，大半都首列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有开始的基础了。然而盲目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几乎日日向中国进攻（见本报《外患日志》）。尤其是在上海：自工部局私刑打伤乐志华案起，接连着美国轮船船主枪杀中国水手十六人；领事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工部局自由越界筑路；工部局提议增加码头捐取缔印刷律及交易所注册；工部局派武装巡捕，为英商越界拆毁宜乐里房屋，驱逐房客，击伤二人，并拘捕房客联合会代表；领事团硬派智利驻沪领事有裁判权；美国人在华界组织三 K 党；工部局副捕头踢死工人叶乾章；哈尔滨路捕房西捕无故击伤某店伙；西人无故殴伤天寿里黄姓佣妇张月英；工部局搜查上海大学，逮捕《民国日报》记者，焚毁书籍；工部局因登载日本纱厂工人泣告书，控告《民国日报》、《商报》、《中华新报》，处以罚金之罪；日本纱厂无故枪杀工人顾正洪——积这些怨愤，“五卅”事变因此遂在上海发生。在这个运动的开始，有一部分英、美留学生，有意的或无意的说：大马路血案是西捕杀了人的法律问题，不必牵扯到对外的政治问题，本报乃大声疾呼，告诉民众，此次反抗屠杀案，乃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法律问题；并向民众解释屠杀案所给与我们的教训：（一）不分英、美与日、法，一切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一致的；（二）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事实，不是共产党人捏造的；（三）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等国，和非帝国主义的俄、德、奥等国之不同；（四）懂得了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可被“过激”、“赤化”这些头衔吓退；认清了只有工人、学生是此次运动中的勇士，各国的工人、学生都对于中国人表示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应该反抗践踏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者，不是拿国家主义来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本报当即主张：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国民革命政府。随后全国民族运动的怒潮，因资产阶级之妥协和奉系军阀之高压，大受打击而陷于停顿状态；本报鉴于现状，遂主张改变此种民族争斗的新途径是：（一）改变上海、香港罢工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二）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外交委员会，来解决全国性质的对外根本问题；(三）开始国内战争，合全国的力量，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天军阀。

       我们相信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之更大的发展，须在打倒奉天军阀及中国工农阶级的组织得到更大的发展自由之后。




              1925年9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二八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