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认清敌与友

       在中国国家的利益上观察中俄协定，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是于中国有利的。英、美、法、日等国，不但不肯允许我们收回租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在租界增加几个华董都很不容易实现，要和纳税外人有平等参政权，那就更难了；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把所有的租界租借地都放弃了。英、美、法、日等国，不但不肯放弃领事裁判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不能收回比领判权更不法的会审公堂；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经把领事裁判权放弃了。英、美、法、日等国，把持中国的海关，以协定税制制我工商业之死命，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五卅惨案和全国商会关税自主之要求，其结果关税会议，仍旧是在协定制下增加二五，自主不过是一句空话；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协定关税制而改用相互平等的原则了。英、美、法、日等国，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欺压中国，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驻兵京、津、沽等处，东交民巷简直是国中之国；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已实行退出辛丑条约国，不在中国境内驻兵，连保卫北京大使馆的兵都没有。

       苏俄并不像德、奥是欧战中之战败国，他对中国放弃了各帝国主义不肯放弃的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等处驻兵这些侵犯中国国权压服中国之工具，除了他以平等的友谊对待中国外，试问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各帝国主义者看见苏俄悍然退出辛丑条约国，对中国放弃了这些权利，使他们相形见绌，还恐怕因此引起中国人对他们发生怨愤；如此，他们恨苏俄，攻击苏俄，本是情理之常。若中国人也因此恨苏俄，攻击苏俄，那便出乎情理之外了！难道我们中国人真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所讥诮的“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吗？

       杜洛斯基曾在五卅被害之工人与学生追悼大会上说：“中国的房子属于中国人，要进去须先敲门，主人有权利放朋友进去而驱逐他所认为敌人的出来。”

       日本帝国主义者帮助张作霖打败了郭松龄，又帮他夺取了大沽口与天津，英国帝国主义者帮助吴佩孚打败了河南；于是吴佩孚、张作霖遂带了英日的势力到了北京，于是张作霖、吴佩孚遂出来要求苏俄撤回办理中俄协定之加大使。这便是张作霖、吴佩孚放进他们的朋友英、日帝国主义者，驱逐他们的敌人苏俄。他们认英、日为朋友，所以要亲英派的颜惠庆、顾维钧出来组织政府担任外交；他们认苏俄为敌人，所以连办理中俄协定的王正廷都算是赤化党，而加以排斥。这原来是中国军阀的意见，他们这种意见，当然不能够代表中国的主人——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大多数民众之意见，也是认保有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英、日帝国主义者为朋友而要放他们进来，也是认放弃这些权利的苏俄为敌人而要驱逐他出去吗？当然不是这样，不但张作霖、吴佩孚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即一般反赤的政客、流氓也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固然有一部分人对于赤化不无怀疑，而对于帝国主义者保有租界、租借地（如旅顺、大连、威海卫等）、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却是一致愤恨；对于苏俄放弃这些权利的中俄协定，断不至因为赤化之故而加以拒绝。此时中国民众尤其是上海民众所奔走运动的，是租界华董、收回会审公堂、反对越界筑路捕人、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修改洋泾浜章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运动之对象，都是反赤的英、美、法、日等国，而不是赤俄，因为中国民众所要收回的这些权利，赤俄都已经根本放弃了。中国民众正在向反赤的帝国主义者要求收回这些权利；同时，张作霖、吴佩孚便主张驱逐办理中俄协定放弃这些权利的赤俄大使；不但中国的军阀的意见和民众不同，并且是针锋相对。

       不过中国民众现时的态度还是不够，因为民众对于张作霖、吴佩孚的反俄政策若不加以纠正，足以破坏中俄协定，足以使各国的民众怀疑中国人对于外国放弃在华权利是欢迎还是反对，足以使别国不敢效法苏俄退出辛丑条约的关系，以为一退出辛丑条约，不能驻兵北京保卫使馆，便要受中国人的侮辱。

       中国的主人即大多数民众，应该更进一步明白表示其意见和军阀不同，应该简单明了的告诉一切外国人：凡是来敲我们门的，无论强弱赤白，只要声明放弃租界、租借地、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等处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认为朋友请进来，否则一概认为敌人请出去。如此才能够一洗“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之耻辱！我们不从头脑中把这个耻辱洗净，别的一切国耻是不会洗去的啊！




              1926年5月8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二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