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

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诸先生：

       诸先生对于鄙人前作《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有所辩难，以抱病久未奉答，歉仄之至。诸先生意见大致略同，所以现在一并奉答；病后体弱，恕不能详。在答复诸先生示教之先，谨将鄙人前文要旨略重述一下。第一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统治以外的民众，第二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的当局。警告民众的是：不可专门依赖国民政府北伐得到解放，各地民众应该自己努力做推倒军阀统治的运动，至少也要摇动当地军阀的统治地位；各地民众若不自起奋斗，专门坐待北伐军之到来，便是极大的错误。警告国民政府的又有二义：一是不可把北伐看得太神圣了，因为他是神圣事业，遂不惜牺牲民众利益，民众若自愿为北伐而牺牲利益，那是可以的，若政府当局拿神圣北伐的大帽子来压住民众，硬要牺牲他们利益，这便大大的失了北伐之真实的意义了（至于北伐名义不妥当如本报读者于枫冷先生所云，还不是重要问题）；二是不可主观的把此次北伐看得太夸张太奢望了，现时民众的组织势力上，在国民党指挥政治、军事之党的权威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事的内容及实力上，这些客观的状况看起来，此次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的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第三或第四次北伐，不看清客观上的实际情形，专凭主观妄自夸大，或希望速成徼幸图功，这决不是意志坚强的革命党人所应取的态度，而且会愤事。这些实际情形，这些革命北伐的意义，在革命的责任上，我们不得不公开的普遍的告诉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派的同志，免致误入迷途，决非对于一二人“函电相绳”可以济事的（像诸先生都不了解，竟来函辩难，恐怕除诸先生之外，不甚了解的还有多人，即此更足证明非公开的普遍的讨论不可了），更不是什么“翘此以为报章快心之谈”，因为民众的力量还未充实，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本身又还有许多缺点，使国民革命一时不能急切成功，正是我们痛心的事，不应该是我们快心的事！

       你们说：“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议，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我前文曾说过：“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在此等军事行动之先，应该以充分的民众宣传与组织为先著，现在你们仍旧以出师北伐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你们这种军事行动万能的老观念仍然丝毫未改，怎不令人失望！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当然主张要打倒军阀；但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

       你们说：“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于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你们当知：现在所有的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训练，是不是同等的，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你们倘不要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你们又当知：民众只认识事实，当看北伐军的实施政策为向背，任何人空口说好话都是无用的；并且我们固然应该引导民众赞助北伐军，然而一概蒙蔽民众欺骗民众，每个革命党人都不应如此。

       你们说：“至于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诏此次出师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灶，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人之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既然出兵，自必要筹款；然不筹之于殷富，不筹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并且你们自己公然说：“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又说：“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既然是事实，又何以说是远道传闻呢？总之，你们的责任是在力求与贼不同，并不是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力拒任何忠告！

       你们说：“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在一般意义上，不但现在的国民政府和现在的出师北伐是革命的，就是以前杨、刘讨伐沈鸿英，讨伐商团，在客观上都是革命的；有许多人以为此次北伐的内容虽然有些缺点，而北伐军所占的地方，总比吴佩孚要好些，这个事实，除了帝国主义及军阀，无人能够否认。然而我们以为这样观察批评国民政府及其北伐军，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轻蔑；因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是无形取消了，北伐期中限制人民自由的什么条例几乎颁布出来了，什么“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什么“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竟成了政府党人口中革命的理论，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

       你们不相信“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军全部意义”，又不相信“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这两层上文已经答过，兹不重赘。

       我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是泛论北伐这一名词之本身的定义。我又说：“再论到北伐军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这是特论北伐军这一行动必须合乎北伐的定义。这并无所谓冲突处，难道这样浅显的文义你们都看不懂吗？

       你们又不相信“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之说，广东之五华、中山、花县，广西之东兰、平南、怀集等处农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人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

       你们要问北伐时期成熟的标准吗？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何况国民政府的北伐是有一定领土的政府正式出兵？

       你们以为我说讨伐军阀还不是直接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这是我没有把帝国主义与军阀关系弄清楚；我们知识浅陋，一向不曾把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只知道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懂得军阀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承教至为感谢！

       你们既然承认北伐将领有打避疫针的必要，却又提议用别种方法。用别种什么方法呢？或者是讳疾忌医，不肯打针，还是去烧香打醮罢！

       你们不以我说“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的话为然，而主张“革命政府下的人民应该尽一点义务”、“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既然如此，便不必责我“乃据远道传闻”了！

       你们断定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不能起来造成革命的势力，又感觉得“稍一动作即遭通缉捕杀的祸患”，如此诚然是危险呀，大家坐等着候北伐军打来罢！

       你们对于我这个答复，如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尚望再赐教言，我们是不拒绝异议的。



                                               独秀     九月十三日

            1926年9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一期





              附：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惠鉴：

       顷读第一百六十一期《向导》中尊著《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篇，窃愿致其肫诚，以助足下将来提笔论事之参考。深悉足下识见卓远，言必有因，一文之出，影响甚大，若人杰知而不言，或足下置而不听，皆非忠于党国之道，故不辞烦渎，唯亮察是幸。

       国民政府此次出师，为实现总理主张之第一步，今日国中，外而为帝国主义者之爪牙，内而逞其武力，使人民无法生存，国家无由建设者，无一非军阀为之首恶。故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惟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义，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夫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于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至于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认此次出师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灶，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人之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切望足下之一注意于北伐前途合作意义者也。最后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此种臆断，出诸敌方，则为当然，出诸足下，实为意外！

       以上所言，全出至诚，足下明达，当不悻悻。总之，北伐之失败，乃一切革命者之失败，一切革命者在此革命急迫期间中，能合作则存，不能合作则亡，相扶助则存，相猜忌则亡，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势也。足下领袖群彦，动关众听，惟望以后明辨事理，郑重立言，此间如确有不善处，不妨函电相绳，资为药石。若翘此以为报章快心之谈，则甚非所望也。忠切之言，诸希亮察。借祝努力！


                                弟张人杰顿首     八月十三日




独秀先生：

       我读了你在《向导》一百六十一期上《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一篇大作，我心里很不自在！因为我对你的大作中发生了许多的疑问，这许多的疑问，在我脑海里悬了有三四礼拜之久，还是莫明其妙，所以才写信问你。想你不以为讨厌。

       先生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照这句话说来，可见先生承认：北伐是革命势力实行打倒军阀的意义。这种革命势力，谁都要说，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势力。中国国民革命，是各阶级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求他们的民族、政治、经济独立的一种革命。况在这种革命过程中，免不了要消除军阀这种障碍，要消除这种障碍，非有一种军事行动不可（即孙总理所说的军政时期）。而先生为什么要说：“……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然则中国的民族革命的国民革命的政府出师北伐，是代表少数人利益而奋斗的吗？先生说：“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请问先生唯一无二的方法是什么？先生说：“再论到北伐军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先生在大作起始不是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层意思与那层意思，岂不是冲突了吗？然则还是一个人的军事行动吗？先生说：“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这怀疑之点，请先生告知我。

       以上这几点疑问，我希望先生来函教责！


                                符琇鞠躬     八月四日于黄埔




独秀先生：

       我向来很欢喜看《向导》，更喜欢读先生的论文，因为先生是一个中国《新青年》的领袖，尤其是提倡革命的一个健将，鼓吹革命潮流的角色，所以一般幼稚的革命青年，都承认先生是我们的良牧［师］，是我们的指南针，愿意服从先生的指挥，甘心领受先生的教训，以达到中国革命成功，世界革命成功的目的。

       在一百六十一期的《向导》上，读了一篇先生的《论国民政府北伐》之后，我突然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想！翻来覆去，读了又读，到底不能使我明瞭先生的用意，最初我以为是反动分子冒先生的名，来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像［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吗？后来我想都不是的，继而我又向善意方面想想先生恐北伐失败，摇动革命根据地，而反对北伐吗？何以不在北伐军未动员以前反对，而现在才发表这篇论文？先生恐怕农、工、平民，因筹备军饷而怀疑国民政府，或甚至……而进的忠告吗？我想这是国民政府乐于接受的；但就革命观点上，两党联合战线上，严重的北伐时期上看，先生何以不直接忠告，而偏偏要在北伐紧急，后方需要绝对的安宁时公开的忠告呢？先生想变北伐为防御战争，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吗？先生何以不直接与北伐当局者商量，而要公开肆口攻击国民政府的政治状况上、实力上……如何的不配北伐，他的领袖们如何如何，对人民又如何如何呢？所以我始终想不到先生这篇文章的用意？

       另外还有几个疑点撮出，均望先生指教！免得幼稚的革命的我起怀疑，因为革命的人，对任何事都要站在革命观点上去看，不是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的，更不是别人说“好”，就喊“好”，说“歹”，就叫“歹”的。如果有这种脑子简单的人在革命路上，是站不牢的，很容易做人家的傀儡；不然他就是一个投机主义，想升官发财，双方讨好的蝙蝠派。我说这种话，并非故意出口伤人，好出风头，实在是我眼光中所得来的。究竟这个眼光对不对，还要请先生赐教！

       现在将我对先生《论国民政府北伐》中的疑点，写在下面：

     （一）“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这一段含有国民政府北伐，并非因求北方民众解放而北伐，不是革命的军事行动，像军阀扩张地盘的北伐。先生你的论文，恐怕大错而特错了，简直没有认清国民政府北伐的意义，太冤枉北伐前线为民众而牺牲的将士们，太忽视在水深火热的北方民众的呼声了。先生！照你的眼光看起来，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北伐？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整个的国民政府的实力上，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战斗力和革命意识上要如何的北伐时期オ算成熟？有什么标准？革命的经验与历史告诉我们，革命运动的力量，常常是不完备的，换句话说，即力量完备后オ发生的革命运动，在历史上还没有看见过，只看见革命运动一起，民众响应，然后革命的力量，才渐渐的增大。先生这样空空洞洞的说革命下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鄙意不敢苟同，你说“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是不错的，国民政府既然站在危险的地位，如果不向外发展，那末连广东小部分，也要被人夺去了，国民政府比方是一堆火，四面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是水，倘若火不蔓延、燃烧，势所必然的要被水扑灭了，先生是不是呢？

     （二）“在第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这一点，先生好像还没有把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关系弄清楚，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好像是帝国主义者用以杀我们的刀一样，我们现在努力消灭他杀我们的刀，还不算同他直接武装冲突吗？那末就好像说“杀人者非我也兵也”，一样的可笑！

     （三）“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这一段原是先生的诚意，用一种打避疫针的预防法，激励与警告北伐将领，仅防瘟疫的传染，做一个纯粹革命的运动者。然而先生好像不应该在北伐期中发展这种容易使人误会的言论，并且容易给那反动派造谣惑众的机会。如果先生是好意，何以不用别种方法，勉励将士们呢？

     （四）“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又“国民政府北伐之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重捐”，又“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这一层意思很好，不过先生你要明白革命是牺牲少数人而谋多数被压迫民众利益的；当革命向外发展的时候，革命政府下的人民，应该尽一点义务，并不是长此下去的一种横征暴敛，不然何以使火坑里的同胞脱离此境呢？譬如有人淹在水中，如果不舍身去救，怎么捞得起呢？并且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不得已而出此的。国民政府是为民众谋利益的，难道它还不愿意北伐与民众利益兼顾吗？先生已是唯物论者，何不设身处地的替国民政府想一想，而去学闭户读书的先生们，坐在书桌上唱高调，说风凉话，以骗民众欢心的惯技呢？

     （五）“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又：“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成国民革命。”这一种的策略是很对的，不过既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如何可以起来造成革命的势力，不但党部不能公开，而且稍一动作，即遭通缉捕杀的祸患，假使北伐军不作他们的先锋，革命工作怎么能发达？所以就依先生的说法，此次北伐亦是民众急需的，何以先生说“现在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

       以上五点，我终有些怀疑，更不明先生的用意何在。或者我思想不广，眼光不远，所以请先生赐教，祝你努力！


                                         黄埔军校学生黄世见上




记者先生：

       我是《向导》的一个爱读者，只要我在报上看见《向导》的出版要目，我就飞也似的跑去买一本；回来坐在书室里细读。不但细读，并且还和朋友们在一块共同讨论。有时也妄胆的下一两句批评！因为我认定《向导》是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独一无二的刊物，所以我们这些需要革命的青年，对它是当万分注意的！

       在贵周刊一百六十一期上有独秀先生《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浅见的我看了之后，以为是深中肯棨的，可是我的朋友（他是国民党员）大不以我意为然！他说独秀此文含有挑拨性质，是来分散革命势力的。据他的理由是：

       一、国民政府北伐，纯粹是要达到“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完成国民革命，在此一举！而独秀仅说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是太小看了北伐的意义，而且蔑视我们国民党！二、独秀说国民政府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连唐生智也不如；这是等于向北方军阀告国民党监视下的国民政府的密，与陈炯明之反革命没有什么差异。三、从这篇文章里，看出共产党的领袖——独秀——好像认定蒋介石为一个变相的军阀，国民党的革命指导者，不过是些饭桶！

       除此以外，他还说：“共产党是倚赖国民党才得发展的，独秀不满意国民党，实是自杀政策。”又说：“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不能单独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事实，若北伐成功，自然可以减轻他们的赋税。现在独秀如此的渺视北伐，简直是不愿意民众得到解放，尚谈什么革命！”

       他的这些理论，我是很不满意的，而为了学识薄浅又不在党的原故，所以没法判断他的错否，只好写出来，请贵周刊记者，为我解释一下。此祝撰安！


                                             冥飞九月五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