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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特别企划 | 陈独秀的觉醒之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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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让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走进大众视野。从1900年到1921年,这位晚清秀才、官宦家庭子弟从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到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再到中共领袖,其觉醒之路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苦苦探索救国之路之过程的一部分。

生于1879年,书生陈独秀、政论家陈独秀、政党领袖陈独秀经历过20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国大大小小的急流险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唐宝林先生用34年时间研究陈独秀,成近百万字的陈氏全传。2013年,《陈独秀全传》简体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此后一直是常销书。在这个特别的年份里,鸣沙君拟分专题对该书部分章节内容进行缩写,并以连载形式在鸣沙公号推出,以飨有意回望历史的读者。今天先推出第一个专题《陈独秀的觉醒之路》之第一部分。

“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章士钊说他是“怀宁旧家子”,其实据家谱记载,自独秀父亲陈衍中一代往上,陈家已有十二代人没有当过官了,主要以教书为业。但独秀的叔父陈衍庶中了举,陈家家道一度因他中兴。陈衍庶任奉天军粮同知时,正值日俄战争,战场正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交战双方都需要马匹等物资,一些商人从蒙古一代贩运马匹到战区,陈衍庶乘机抽税,入自己腰包,从而积累起巨额财物,在奉天、安徽买房置地,在帝都琉璃厂开起古玩店。但在1912年,陈衍庶与英商做大豆生意被骗,大蚀其本,陈家家境从此走向低迷。

陈独秀青少年时代正是家境由盛转衰的时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处于腹地的安徽怀宁乡下似乎影响不大,学而优则仕仍是耕读人家最高的追求。陈独秀从小天资聪颖,祖父对他寄予厚望,亲自启蒙,要求甚严。陈独秀后来回忆“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祖父因此预测陈独秀长大后“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不成龙就成蛇”。对此,陈独秀不以为然。成年之后,他在自传中写道:“祖父对我的预料,显然不符合,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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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影视剧中的陈独秀形象

1895年,陈独秀考中秀才,之后不久在家庭的安排下与安庆大将军高登科之女订婚。高登科与陈独秀的叔父陈衍庶有同科之谊,但其女目不识丁,只知三从四德。夫妻感情不和,陈独秀与妻妹双宿双栖。陈衍庶因此将侄儿轰出家门。陈独秀也因婚姻等问题与家庭断绝了关系。胡适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有一次陈独秀到北京,琉璃厂古玩店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邀请他到铺子里,陈独秀淡然回复说:“铺子不是我的”,显示对家资、家世的淡漠。事实上,陈独秀曾多次宣称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还把这句话作为自传一章的标题。

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要从自己所属的时代、所属的阶级中出逃,赤手空拳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激烈派中的稳健者

1897年,陈独秀在乡试中落榜,但拜赶考所赐,他从闭塞的安徽来到了口岸城市南京。甲午战争后,“康梁派”振聋发聩的文章让他不愿再走科举老路。

1900年后,陈独秀在东北目睹“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

诸如此类的见闻,给二十岁出头的陈独秀极大刺激,他在一篇名为《说国家》的文章中写道:

“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哪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

1901年10月到1902年3月,陈独秀曾短暂留学日本。当时,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留日学生分化为稳健和激烈两派。陈独秀属于激进派,他曾作诗表白心迹“勤王革命皆行迹,有逆吾心罔不鸣。”1902年9月,陈独秀再度赴日,参加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

按1902年中俄签订的《东三省收交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从东北撤兵,但其不但不撤,反向清廷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独霸东北。陈独秀先后在上海、安庆组织“据俄运动”,并在集会上大声疾呼:“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少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无一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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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陈独秀曾在诗中明志“驱驰甘入荆棘地,顾盼莫非羊豚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与晚清诸多革命志士一样,他在办学办报、以笔为刀剑的同时,也是暗杀团体的成员,不过对暗杀的形式并不表十分赞成。

以办学的成绩而言,陈独秀创办了安徽公学和徽州初级师范学堂。拒俄运动后暗杀活动频发,清政府加紧社会控制。陈独秀为安徽公学实际主持者,对外却使用“代课名义”,同时聘请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和淮扬道蒯光典为学校名誉总理,著名书法镌刻家邓石如后人邓艺荪为副经理。学校所聘教员大多为重要的革命党人,如柏文蔚、陶成章、刘师培、苏曼殊等。对此,朱蕴山和冯自由有公允观察,称安徽公学是“安徽革命的序幕”,“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

办学的同时,陈独秀参与了《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的创刊与主编。《安徽俗话报》取两大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第二是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可以长点见识。”启蒙的意图十分明显。《安徽俗话报》创刊半年,即发行数千份,南京、上海、镇江、扬州、武昌、长沙、南昌等均有代销点。

《安徽俗话报》的风生水起是大时代的风起云涌。白话运动始自1898年维新派人士裘廷梁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口号,学者统计,到1904年,全国有40多种白话报。其中在据俄运动热潮中创办的白话报有28种。《安徽俗话报》是其中之一。

在晚清急进的革命风潮中,晚清革命志士中、陈独秀的朋友中,许多人信仰无政府主义,在革命手段上,主张暗杀行动。谋炸清廷出国五大臣的吴樾与陈独秀有通信、面晤之谊。对于吴樾的暗杀计划,陈独秀曾表示:“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唐宝林先生认为,这表明陈独秀主张侧重于发动群众革命,不要急于进行个人的暗杀行动。但吴樾认为,在“革命时代”之前必有“暗杀时代”,前者难后者易,他愿“手提三尺剑……为同志诸君先鞭”,“留其难以待君。”

革命的火光在冲出一条血路的躁动中酝酿着,当蔡元培、章士钊、张继等积极侧身于暗杀事业的时候,陈独秀却体现出一份难得的冷静。如果说当年,他对于吴樾等人的暗杀行动在敬佩、同情之中持保留态度,成为共产主义者后,他对暗杀有了更清晰的反思。1923年1月31日,在《向导》周刊一篇名为《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的文章中,陈独秀写道:

(进行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的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点、阶级觉悟日就湮灭。……暗杀指示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

大约是这种谨慎的、追求科学革命的态度使然,陈独秀虽参与了将反清复明的帮会组织岳王会重组为反清革命组织的工作,但他自始至终未参加同盟会。他对同盟会的“反满”革命纲领同情而不拥护。

1924年,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革命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一文中,陈独秀反思辛亥革命的“方法错误”,“单调的排满”和“单调的军事行动”列为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他说,单调的排满,虽然煽动起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但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商民之经济要求。单调的军事行动使得参加革命的军队,只是被少数党人煽动。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力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1907年到1909年间,在同盟会领导下,全国反清排满革命风云激荡,陈独秀却“日与读书为事”,研习英文、法文、佛学。

(本文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编辑石岩据《陈独秀全传》第1-100页缩写)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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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毕三十年之功,呕心沥血,利用丰富的第一手原始秘档,承扬前人研究成果,详细梳理陈独秀跌宕起伏的一生。本书可谓陈独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回答了人们关于陈独秀的种种问题和疑惑,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

排版 石岩 审核 李丽丽 宋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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