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

       我们现在用不着拿许多很坏的话来攻击蒋介石，因为他自己有许多行为已经足够说明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了。并且他的罪状已经国民党、国民政府逐条宣布，更不需我们来重说。

       我们也许可以说，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的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在去年三月二十之前，东征陈林胜利时，蒋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国主义者甚至于攻击他或者恭维他是中国红军首领；然而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惟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之终身的刻骨批评！

       在讨伐陈林和讨伐刘杨战争中，蒋介石很尊信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能苦战奋斗；即去年三月二十以后一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他在南昌演讲，还时常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他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时常肯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共产党人当然很感谢他；可惜他不是说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只说他也是革命的，共产党应和他合作，共产党听了总觉得很奇怪。蒋介石时时刻刻表示他自己的意思，而忘记了国民党，这是共产党终和他发生冲突之一个很重要原因。共产党承认国共两党都是革命的，所以必须合作（不但国民革命中破坏工作可以合作，即国民革命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也希望可以合作）。因此，共产党立在革命工作的观点上，对于国民党中任何革命领袖，无论新旧都愿竭诚与之合作，决不肯立在私人的感情上，帮助那一个领袖打倒那一个领袖；即使那一个领袖背叛了革命，例如陈炯明、杨希闵、蒋介石，共产党也只是立在革命的观点上，帮助国民党去打倒这班反革命者，而不是什么拥孙倒陈，拥蒋倒杨，拥汪倒蒋。蒋介石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始终只知道他个人而不知道有党，始终要求共产党以助蒋拒汪为合作条件，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以哀的美敦式的态度，要求共产党停止迎汪复职运动，我们答以在革命进展的观点上，在国民党团结的观点上，共产党只是主张汪、蒋合作，而不是拥汪倒蒋，却没有理由可以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以及国民党党员群众的心理，而反对迎汪复职。这样合理的答复，当然使蒋介石失望，使蒋介石感觉得共产党到底不能做他的工具象孙文主义学会那样，于是在他的二月二十一南昌演讲中，便喊出“纠正共产党”、“制裁共产党”等口号了。蒋介石所举要纠正及制裁共产党之理，是因为共产党党员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可是他在此次演讲之前，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时，没有一字提出共产党党员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而只说不满意我们附和迎汪复职运动，或者在他的见解，迎汪复职就是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

       去年三月二十事变之后，蒋介石极力声辩不是对付共产党，他对黄埔学生演说，痛陈领袖争权之事，分明是指汪精卫；最近张静江致汪精卫书，却说：“岂知弟三月二十二日在长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共产党行断然之手段……以为共产党之阴险，或有击而不中之虞，不告谷季（精卫别号），将失败时介自负之，季仍可自收其残局，各有其分义，弟亦何言，弟到之时，介兄仍欲彻底解决，断此亡党之毒腕，以慰总理之灵。”这样看起来，好像蒋、张之言大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三月二十之变，反共排汪，本是二者并行。排汪之经过事实，精卫先生自知之，近亦向我详言之，不但三月二十排汪必欲其去职离粤，并且自从三月二十，一直到汪回，蒋、张无时无事不与主张迎汪复职者为敌，试问这可是何种分义？蒋介石之反共，导源于戴季陶的小册子，这不仅是表面上简单的戴、蒋等个人思想问题，乃是整个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之反映。关于中国革命之前途，有两种理论与政策：一是无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一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无产阶级的理论政策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内推翻封建势力、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等的统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独裁制，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以达到全民族政治的经济的完全解放。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官僚、地主，豪绅甚至一部分反动军阀结合起来，建立保护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军事独裁制，以压迫工农运动及反共反俄，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及些小让步，在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政策之下，根本停止民众的一切革命运动，发展并稳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中国革命之前途，只有这两条路，找不出第三条路，也许戴季陶、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找出第三条路，不过事实上他们所走的分明还是第二条路，并未曾发明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只是不肯走第一条路，而又不愿显然自承走第二条路之名，其实第三条路不通行，还只有走第二条路。戴季陶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一面反右派，其结果他和右派走上一条路；蒋介石、张静江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西山会议派，其结果他们和西山会议派走上了一条路；现在又有人以为可以一面反共、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蒋，其结果也必然和蒋介石走上一条路；这都是因为他们想找第三条路，其实本来不会有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即第二条路之别名。自从戴季陶发行他的小册子，中间经过三月二十，一直到今年四月十二，都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者国民党右派首领戴季陶、蒋介石、张静江等，在寻找第三条路的口实之下，为实行走他们的第二条路而工作。

       第二条路即资产阶级的路，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要抑制工农运动不许他们强盛起来，更不用说是过火，只有时有利益于资产阶级的工农运动（如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示威与庆祝、追悼等），他们或者可以恩准，否则便是受了共产党煽惑操纵，只好用四月十二的办法。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不愿意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特别是和他们的理论与政策不一致的时候（帮助他们对付他们的政敌之时，当然要暂时利用一下），所以戴季陶自始至终都主张共产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最近《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中又说：“我在总理死后很辛苦地坚持着非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则救国的责任决负不起。”诚然，他们很辛苦地屠杀了共产党之后，很得意地向全国国民宣告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这想必就是戴季陶先生发挥他们资产阶级的“仁爱性”。如果共产党也这样宣告独立，不知资产阶级的学者要怎样大声疾呼的咒骂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残暴无仁爱性！戴季陶或者可以回答说：四月十二之事确如白崇禧、陈群所说只是“工人互轰”（六月三日陈群在所谓上海工会统一委员会还这样说），随后搜捕枪毙之共产党，或者那是许克祥所谓“暴徒分子”，而非真共产党，至于朱培德欢送共产党出境，更是仁爱之至。可是吴稚晖曾大呼“杀尽共产党”，李石曾说四月十二事变是革命，并且是最后的革命，从此再用不着革命了；诚然，共产党杀尽了，无产阶级压服下去了，资产阶级已经革了无产阶级的命，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纯粹国民党，从此得安然和英、日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携手统治中国，还有什么革命！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联俄政策自然不大适用；蒋介石、吴稚晖、戴季陶都一致采用西山会议的意见，联俄原以平等待我为条件，言外之意就是苏俄现已不以平等待我了，联俄政策当然要抛弃。吴稚晖说：“有人说俄国已铲除不平等条约，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奥，皆已铲除不平等条约，依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止能认为最惠国，联合则平等未完全，显生问题，所以德、奥可认为最惠国，尚未联合也。”戴季陶说：“俄国既然说是同情于中国的革命，援助国民政府，而两年当中，既没有和国民政府定过相互的平等条约，也没有和国民政府交换过正式的代表……俄国既没有正式承认我们的国民政府，我们就无从承认俄国对我们的革命有正确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苏俄和国民党关系，至今和中山先生在世时无殊，何以现在忽然发现了没有正式承认和没有定过条约交换代表，联俄显生问题？其实这都是鬼话。吴稚晖说：“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之众听。”这几句话才真是他们抛弃联俄政策之隐衷！

       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不得不将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放弃了。他们分明走的是第二条路，还厚颜说是第三条路，自以为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而仍然是革命的，不知道他们的所谓革命作何解释？

       汪精卫先生曾说：“要革命的向左边来——”现在蒋党的人说：“要革命的向右边来——”这句话虽然滑稽，可是也证明了他们已认识没有中间的第三条路！

       向右是他们自己承认的，但是不是革命的呢？

       三月二十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北伐总司令一就职，国民政府便无形取消了，这是革命的吗？

       派李石曾向张作霖、杨宇霆谋南北妥协，这是革命的吗？

       四月十二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收买青红帮打毁沿江各省的党部及工会、农会，屠杀工农群众，这是革命的吗？

       搜捕枪杀各军政治工作人员，这是革命的吗？

       正当北伐军在河南和奉军血战之时，勾结于学忠、张联升、刘湘、杨森、夏斗寅乘虚袭击武汉国民政府，这是革命的吗？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使田中的代表松井到武汉诱胁国民政府的领袖潜赴南京，这是革命的吗？

       如果这些行为是革命的，那么，只有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与政策是这样。如果这样也算是革命，难怪张勋复辟、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也自称是革命！

       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是一件小小事体；因为这不只是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他所代表的是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这是全国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领袖都应该认识的。他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所以一切不容于革命势力的许多反动派如国家主义者、研究系、安福系等，一向反对国民党，现在都跑到蒋介石旗帜之下，帮着他摇旗呐喊，向革命势力进攻。至于一些反动的大小军阀，自然有与蒋介石结合之可能，刘湘、杨森、于学忠、张联升、夏斗寅、许克祥等，不用说了；蒋介石、阎锡山、杨宇霆的三角同盟，不久也会实现。

       安徽的蒋党，竟揭出“拥护新军阀”的标语，重庆的蒋党，竟挂出“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的标语，这是何等新奇的事！

       一切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不但要依附假革命的蒋介石之名义以保存其反革命的实力，而且还要强奸三民主义一下，这是革命运动中最可耻的危险！

       蒋介石已成了全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我们所要敬告国民政府之领袖及军事长官的是：应为革命而讨蒋，不应为讨蒋而讨蒋；换句话说，即是不但讨蒋介石个人，而是要讨伐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若讨蒋者在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上，在对民众态度上，一切仍蒋之旧，即令讨蒋胜利，亦与革命无涉，而且不足以服蒋之心！




                                                            六月十一日

            1927年6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九八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