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信

                                      （一）

常委诸同志：

       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他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与民族争斗对峙），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固然因经济争斗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于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亦农。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宜兴、无锡事件所表现的，也是偏于政治方面，经济的意味太少了，这样的暴动，使群众只看做 C 与国的政权争斗，和国之北伐有什么不同（我们脑中的不同当然无用）？在各地的运动和暴动中，今后务要使经济的意味着实加浓，如此才能推动广大的群众，如此才能使一般民众了解 C 与国的显明的不同。现在一般人都觉得连我也承认是 C 与国的冲突，而不是农民革命，因为在宣传上在行动上都未曾表现农民的经济要求，与群众的骚动。我以为单是“耕者有其地”这个口号还不够，因为太文雅了，不能使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明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我们此时若不用最彻底适合于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口号深入农民广大的群众，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当然的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宜兴、无锡事件报上说是奉了唐生智的命令而做的，不知是反动的宣传或是幼稚同志的胡来，望注意！


                                            独秀     十一月十二日




                                      （二）

中央常委诸同志：

       昨函谅达。

       顷阅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且明言是“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而国际屡次议决案都说：“认为说民族革命已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革命已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彼此仍是大大的争质，不知最近国际已改正否？此问题不弄清楚，将来的政策，又会有异见发生。我以为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与国分离之后，政纲尤十分紧要，现在若不宣布一明确的政纲，党内党外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做什么。诸同志意见如何？


                                            独秀     十一月十二日

【注：这封信的落款日期与第一封信相同。从“昨函谅达”一句，可知接连两天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信的落款日期有误。】




                                      （三）

中央常委诸同志：

       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我有几个意见贡献于同志们参考：

       一、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刻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这还不够，并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的病苦事件，如此方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

       二、“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我殊不以为然。政权的中心当然是工农，而不可用独裁口号。“苏维埃”本来只是会议意义，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别意义，我以为用“工农兵平民（贫民亦不妥）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关于此点，我有较详的意见，兹不具陈。)（平民即被压迫中被剥削之意。)

       三、关于国民党问题，我自七月以来，即以为我们不能再留在国民党，即不必再附属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之下，亦即应独立行动；然同时亦以为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现在仍旧是这样的意见。汪精卫在汉口时，我已察知其漠视农民利益，现在更加反动，广西老宣传广州共产政府仍举汪为主席，自然是极滑稽的造谣作用，惟广东方面，如尚赞成土地革命的国民党员，无论是团体或个人，我们应该与之公开的党外合作，不必强之加入我党，在民众工作上，在政府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只有我们的力量超过他们便无妨），都应如此。国民党各级党部如有赞成土地革命者，可许其存在，可与之开两党联席会议。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们也不可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

       四、广东离香港太近，易为帝国主义者所袭击，我们为保护新政权起见，反帝行动要十分谨慎。

       五、苏俄同志，此时最好绝对不赴粤参加工作，他们最好选择有革命经验者数人，在上海组织一委员会，帮助中国党的中央。由他们的委员会派一得力同志驻香港察看广州情形，及中国同志在粤工作有无错误。


                                    独秀     十二月十三日午前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1927年12月出版




【注：中央常委收到陈信后，回了他两封信，其要点如下：（一）国民党从上到下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足见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二）“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惟一的方针”;（三）“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四）“现在的问题，在农民暴动中正是最迫切农民群众取得政权（苏维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