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短评（1931年12月29日《热潮》第四期）

                          如法泡制的官电

　　偶然在一张报纸上，看见有“北平示威团暴徒……携带木棍手枪石块火油木材等凶器，咆哮两小时后，用石击破……”这几行字，我还以为是一张登载安福政府对于“三一八”事件宣布暴徒徐谦等罪状通电之民国十五年的旧报，可是仔细一看，乃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申报，所登载的是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通电！




                         工于迎送的“义勇军”

　　十八日申报载粤代表由沪晋京情形说：“邹鲁莅站，睹义勇军精神抖擞，鹄立相送，邹氏即致训勉励”。有人以为志在慷慨赴敌的义勇军，何以变成了迎送大老官的音乐队吹鼓手呢？这样大惊小怪的人，是由于他不知道这个所谓“市民联合会义勇军”的内幕，他们内幕中的笑话多着哩！上海趁着时兴的事打穷主意的奇人奇事，十天十夜也说不尽，岂单是这个“义勇军”！




                          革命吗？吓我一跳！

　　我有好几个小弟兄在南京中大读书，昨天在报上看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对各校抗日会代表说“中大较复杂”，我已经很担心；随后竟见他们劝学生“与革命政府合作一致”，更加吓我一跳！幸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报纸上印错了，“革命”上脱了一个“反”字，我这才把心放下。




                          这才是“轨内运动”！

　　十二月十七日，上海全市中学生三千余人！举行所谓“大示威”，整整齐齐，安安静静，热热闹闹，环城游玩了四个钟头；他们呈请市公安局派警保护，同时他们也派学生军保护公安局、教育局、市党部和市政府，以防宵小滋扰。路旁看的人，不知道他们是迎神赛会呢还是大出丧？




                        彻底的“轨内行动”！

　　上海市中学生毕竟在“大示威”这一“轨外行动”的名义之下游玩了四点钟，他们的“轨内行动”，还不算彻底，再请看一个彻底的轨内行动，即辽阳县长杨显清，上日本天皇的奏折说：“谨奏者，辽阳地方承贵国官兵及贵军部充量协助，赖享全安幸福，皆由皇恩远播，簿海同钦，凡我官兵人等，均致竭诚感谢，谨拜表以闻，敬乞大日本帝国钦差大臣转奏天皇陛下圣鉴，并祝万岁万万岁，小臣辽阳县长杨显清率官兵全体拜上。”邵力子告诉上海学生：“政府主张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这位辽阳县长可算得是切实执行党政府主张的人了罢！可算得是没有一点“轨外行动”了罢！杨显清可算得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而没有一丝一毫“赤匪”“不逞之徒”“不良份子”“反动份子”“暴徒”气味了罢！




                          什么是他们的“轨”？

　　自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各地发生了示威，捣毁党部，殴打党部人员，打毁反动报馆等小小事变，于是党国要人非要人以及准党国要人非要人，一致狂呼“逾越常轨”“逾越正轨”“逾越轨道”“轨外行动”“行动越轨”！其实学生何以有这样的行动，正因为痛恨他们的“轨”，想冲破他们的“轨”！他们的“轨”是什么？就是始终不肯改变的“镇静”“不抵抗”“逆来顺受”“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的政策呵！




                       蒋介石张学良下野了吗？

　　据十八日申报说：“此次苏省改组，变动极大，……就大体言，第五届诸委多来自戎间（主席顾祝同，民政赵启騄，财政舒石文，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现任军长副师长参谋等），与第四屈之纯为文人者迥然不相同，且十五日通过行政院会议后，次日即下明令，其发表之急促，亦与常例有异。”蒋介石下野前忽促布置的，又何止苏省府，浙赣两省府也布置好了；再加上湘何，鄂何，皖陈，豫刘，这七省同盟也正在酝酿中。不但蒋介石在南方是如此做法，张学良一辞副司令，北方将领即主张组织包括直鲁晋热察绥六省的“北方军委会”，李石曾即主张在北方另设“政治分会”，这两会都是张学良为主席，蒋张二人领导了全国范围的“督军团”，一座南京空城让给汪精卫和孙科。汪孙或是动手或是动腿，或是手腿都不动做他们的秘书，现在还不知道。只可惜这一班党国要人，都是鼠目寸光。不但看不见山海关以外，并且看不见近在咫尺的天津！




                                  两个进步

　　上海南北市同时有两个总工会成立，北会的领袖是陆京士，南会的领袖是杨有壬，两人同是“党贼”，两会同是官僚机关而不是群众的集团。南会骂北会是投机分子，北会骂南会是野蛮阶级，其实都是半斤八两，然而北会议决“取消现行工会法”，却是一个进步。同时，上海又成立了两个商会，旧有的市商会骂商运会是“奸人”，商运会骂市商会是“党贼”；商运会曾攻击市商会“假党部权力”，其实，市商会固然是假蒋党的权力，商运会又何尝不是假汪党的权力，这也是一个八两半斤，然而商运会的领袖冯少山主张“取消一切特权法，保障人民一切自由”，这也是一个进步。




                         杀几个便顺过来了！

　　上海大中学抗日联会，讨论“一二一七”惨案时抱着“不抵抗”的态度，连一个声罪致讨的宣言都没有，还要议决“呈请一中全会查办凶犯及主使人”和“请政府查办破坏一切民众运动”；试问要请谁来查办谁？谁惩办谁？这样滑稽的议决，等于是请本庄查办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军人！中学抗日会，竟否决了“市党部永远不得参加中联一切会议”的提议。他们杀你们还没有杀够吗？还要受他们的指导吗？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听见了这些怪现象，必然会说：中国学生反日运动没有什么大不了，杀他们几个便都顺过来了！




                             不抵抗而交涉！

　　日本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中国政府不与之抵抗而与之交涉，说是因为中国没有力量抵抗日本；政府杀死了大批学生，学生也是不与之抵抗而与之交涉，上海学生组织代表团晋京交涉，也是说因为学生没有力量抵抗政府，上有不抵抗而交涉的政府，下有不抵抗而交涉的学生，“不抵抗”也许是中国的民族性吧！我们若不痛改这一卑劣的民族性永远莫想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




                              呜呼“哭泪团”

　　日本青年学生的习惯，相打时戒不出声，谁出声便算谁示屈服了；倘因被打而出哭声，更算是丧失了“日本男子”（即“大和魂之义”）的资格，视为无上耻辱。即一般日本人也以流泪为男子的耻辱。现在中国学生的反日运动，由请愿团而示威团。总算有了进步；可是杭州的学生，不但没有进到示威团，反而退到“哭泪团”，整队至中山陵前，席地而坐，大放哭声，希望以两行红泪，感动当局的柔肠。这样的丑态或者也有点效果，即是会笑死几个日本人！




                            国难呢还是外交？

　　顾孟馀：“中国目前之危机有三：（一）财政；（二）外交；（三）共党。此三者中，……共党问题实为最要”，他怎么第一关心财政而忘记了国难呢？有人说他所谓外交就是指国难。我们明白了，原来党国要人把国难看做是外交，所以政府始终不抵抗而交涉，所以顾孟馀不把它当做“实为重要”！呜呼国民党！呜呼顾孟馀！




                             戴季陶太不成人！

　　戴季陶告全国教育家说：“树苗自由，不能成长，这只能指供人玩赏的盆栽，而不概诸广大森林中栋梁之选。”他又说：“青年自由，不能成人”，这只能证明戴季陶在青年时代太自由了！




                      张学良少说了一个“不”字

　　张学良告北平学生书说：“学良敢断然自信者，第一，不屈服，不卖国；（但是向帝国主义提议锦州撤兵不在此例），第二，不贪生，不怕死。（但是躲在北平安乐窝中迭发不抵抗命令不在此例）”，他只说出四个不字，还少一个，便是“不抵抗”，才真是“学良敢断然自信者”！




                               什么是反动？

　　“老夫也曾革过命，于今懒动怕人动。谁要大胆动一动，唵就断他是反动”！申报自由谈上这几句歌儿，真是时下所谓“反动”之铁板注脚，同时也是把一般党国要人从面孔到肚肠都画刻出来了。




                        1931年12月29日《热潮》第四期

                                                                   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