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而战？

　　要问日本兵士为什么而战，他们多数的答复是为执行上官的命令而战，稍稍进一步的答复是为国威而战，此外便没有了，只有他们的政府知道真正是为什么而战。

　　我们为什么而战呢？我们多数的兵士知道为了日本鬼子欺压我们，我们是为民族生存而战，在这一点，我们的兵士比他们要进步得多。可是我们的政府和知识分子，时于此次抗战，应当更有进一步的了解。“为民族生存而战”，这句话当然没有说错，并且比“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要高明得多；但还未免抽象一点，笼统一点，并未表明为怎样的生存而战。

　　各个人以至全民族是不能靠空气生存的，要靠衣、食、住、行上物质的条件，而且要有很好的丰富条件，才是光荣的生存，而不是贫苦的屈辱的生存。日本广田曾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他这几句话，正是不要中国有民族工业，要中国民族永远为日本民族生产工业原料，做他们的农奴；日本民族永远过工业的光荣生活，中国民族永远过农业的屈辱生活，如此，中国民族并不是不能生存，而乃是屈辱的生存，不是光荣的生存。如果真照梁漱溟先生的办法，以乡村建设为主要事业，而无视城市工业，则正合日本的口胃，日本固不必加兵于我，而我之抗战也是多余的事。可是事实上，日本不惜消耗大量的飞机大炮，炸毁我们的大城市，炸毁我们的工厂，正是因为要消灭我们的城市工业；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与之抗战，也正是不甘心做他们的农奴，而力争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受她的束缚。所以，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

　　“战争与革命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这句话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例如此次战争，不但中日两国都因为发展工业而战争，而且两方面都因为工业有了发展才至于推动战争。先就日本说，轻工业的日本，在经济上本非什么了不得的强国；欧战以后，工业突飞的发展起来，原料和市场都不能与之相应，于是不得不急于在中国取得煤铁羊毛棉花与市场，在库页岛及南洋取得煤油，非此则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停止发展；因此，她对英、荷对苏俄尤其是对中国之冲突，遂日益加剧。在中国呢？中国有广大的市场，有丰富的煤铁羊毛与棉花，我们如果以乡村建设自足，无意发展民族工业，广大的市场听〔任〕日货倾销，工业的原料让日本尽量取用，这正是日本政府心目中的中日亲善的真实意义，她便没有对中国作战之必要了；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的长期战争。可是自欧战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毕竟缓慢的一直发展着；国民政府对于工商业，对于币制，对于交通，对于军事，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着手建设，虽然因政府政策的错误建设得很缓慢；这便是告诉日本以及全世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这一新兴国的企图，使大部分靠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才能够继续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大吃一惊，于是在全世界人士心目中，发生了究竟将来谁是中国主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最后只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工业的日本统治农业的中国，只有用战争来打破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之野心；中国不甘心受日本的统治，要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战以打破敌人的企图。

　　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是无可避免的。有些人以为中国对日抗战太晚了，又有些人以为开战太早，这是战争的时期是否于我有利的问题，而不是战争本身的中心问题。

　　无论战争的时期是否有利于我们，而既已战争，我们只有把握住此次战〔争〕本身的中心意义，即是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而不为一切空话大话所眩惑，大多数人才能够脚踏实地的始终为抗战而奋斗。大众只能为切身利害的问题而奋斗，不能为虚无飘渺的空话大话而奋斗。

　　只要大家靠定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这一具体要求，即令此次战争完全失败，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瓦解冰消；可是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号或什么“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之下再起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一听到有人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便认为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种狂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乐闻的，我们不应该起来严肃的加以纠正吗？



                                                        八月八日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1938年11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