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日本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我这篇文章便是献给他们的。

　　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分别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分别开来，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战时两方的工人及社会主义者，自然都包含在内），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这本是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前辈自己所曾经实践的遗教，而为今天我们的日本同志所背弃了。

　　据我所知，首先背弃的便是山川均先生，我很奇怪巴金先生还会和他说道理，他还有什么希望呢？第二个背弃者便是我们的老友忠厚的佐野学，我们曾称他是日本的李大钊，他现在变得太不忠厚了！第三个乃是最近铃木茂三郎先生的所谓转向，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之战了。

　　我们责备他们转向爱国主义，他们会愤愤不平的责问我们在中日战争中，只许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赞助爱国运动，而我们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转向爱国主义就应该被斥责吗？我以为这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玩弄名辞，而不曾考察其实际内容，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这是对于爱国运动之辩证的见解。山川、佐野、铃木诸人不至于不懂得这个，如果他们真来责问我们，这只是证明他们是自觉的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

　　还有班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藉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人们；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这种发源于背叛国际主义者“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应用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更是错上加错。不把建设社会主义立足在革命的国家间分工互助上，而立足在预先占取资源以争胜，这是中国旧时大家庭各房媳妇抢着“积私”的丑态，还配谈什么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已经不能实现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法西斯国家，将来还会有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就现在的生活说，日本除了供给财阀军阀填不满的欲壑而疯狂的扩张军备疯狂的侵略战争所需要外，究竟影响到平民生活的资源贫乏到什么程度呢？日本帝国主义来到世界上太晚了，要想学资本主义先进国，把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来的一小小部分，喂养劳工贵族，已属不可能，无产大众更不待言，她的商品和别国竞争，贱价劳动力始终是她的特长，那是骗人的改良运动，是如何可怜，所以日本对外侵略战胜一次，即紧跟着军备扩张一次，工农平民生活亦即紧跟着降低一次。如果说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日本的资产阶级才有施行改良政策的物质条件；那末夺取了中国东北四省丰富的资源以后数年中，何以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是下降，而不是上升，农村更加破产而不是恢复呢？“九一八”前，日本输入满洲的商品价值七千万元，芦沟桥事变前已达到三万万元，同时物价总指数却比“九一八”前高涨到百分之百，这是表示工农平民的生活改善了吗？况且拿分润掠夺品的余沥来鼓动工人阶级赞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这本是欧洲资产阶级御用的所谓“社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学会了！

　　又有一般人（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高畠素之）责难胡适之为什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亲近英、美帝国主义。这一责难，表面上好像很公平，可惜他是日本人，就天然不免有点为日本帝国主义做说客的嫌疑！我现在没有必要代胡适之先生答辩，我只得正告他们：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曾企图在帝国主义者当中选择主人，我们认为中国的解放，必须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制，并不只是日本；可是事实上，近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公开的压迫之尖锐化，超过任何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的横暴，因此只好集中我们可怜的力量，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有人教导我们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我们只有认为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中国国民党从前的政策，本来是不反日而反英的，后来为什么走到相反的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何以不自反省，反而责难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呢？

　　我还要告诉一切日本的平民，我们的所谓“抗日”只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和军阀，而不是反对日本的平民，我们知道侵略中国，本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而不是日本平民的要求。任何派社会主义者，都不能附和极少数人所谓“纵断的民族运动”的说法，不但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这回事，中国人中有大批汉奸，日本人中有不少同情于中国抗战的人，鹿地亘夫妇就是代表，请问这将如何纵断法？我们的纲领是，结合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平民，共同打倒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不独中韩人民，即日本人民，也只有到这时才能够得到解放。

　　如果许我做一个荒唐的假定，中国战胜日本后，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侵略日本时，则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便应该首先反对本国政府赞助日本政府及人民对华抗战！

　　我这些话决不是对山川，佐野，铃木这等人说的，我希望日本的工人和倾向社会主义的青年，能够听到我的说话，而且得到合理的回声！

　　最后，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敬爱日本人民的诚实和勇敢，洁静和富于同情心，甚至承认日本政治也比中国清明，并且痛恨中国社会之堕落和政治之不良，我都和周作人先生没有两样；然而这一切决不能减少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心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的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



                                                 八月二十一日




1938年9月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署名：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