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与我

       我知道“陈独秀”，迟到大学三年级。以前，如果我没记错，大概在旧制中学将毕业前，由上海回校的校长，为我买一本关于白话文学的书，内有陈先生的《文学革命论》。它，我当然读不懂。要到我读完大学畜牧兽医系必修课程转修经济思想史时，才知道他是中共建党者，可是他何以被中共开除，我完全不知。大学毕业，我在上海商品检局畜产品检验组当技术员，由外文书刊，我先知道托洛茨基与第三国际的争论，而后才知道陈独秀是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首领。

       上海商品检验局由于输菲律宾的火腿由菲派专家驻局检验。我未曾和他谈过话。局为他订了一些报刊，内有关涉思想的刊物，由它知道许多国际问题。我由那些报刊又知道托洛茨基对希特勒上台前的意见。

       我由于卖文和神州国光社发生关系。由它，认识一些人，内有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后者中间还有两位同乡。我由他们知道中国托派的意见，但对于中共的历史还知道不多。

       陈独秀先生在沪被捕，是热门新闻。有一次我由神州国光社领三十元稿费，遇陈外甥吴季严（《双山回忆录》作季贤），请我捐为印陈的辩护状费，我不是为陈的政治意见而是对不幸者的同情，不说一句话就给他。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我辞开封财政厅额外秘书的职务前往汉口。三月十五日我接受康泽先生之聘到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第二大队上课。我担任“日本史”和“苏俄概论”。上课地点是武昌珞珈山东湖，却住汉口的南京旅社。

       这时武汉卷起中共的反“托匪汉奸”旋风。陈独秀、张慕陶、王公度、叶青和我都被中共的报刊宣传为“托匪汉奸”。王公度于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在桂林被杀不久，我随何师孟吾的“七省金融财经调查团”到桂林，由孟师口中知道有人说我是“托派”。实际上王不是托派，他被杀由于桂系内部的政争。

       我不仅不是“托派”，而且自北伐后，未参加任何政团——以后一直与任何政团无组织关系。中共给我戴上“托匪汉奸”的帽子，为着我抗战前出版《苏联党争》、《苏联党狱》两本书，和发表几篇批评斯大林和中共的论文。（中共改权成立后，大捕全国托派，该知道我与该派无关系，可是它仍把我列为不知在何地参加托派的人。）

       叶青即任卓宣，当时也是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教官，与班主任康泽有很好的交谊，还兼江陵同班第一大队课，常在与军方有关之汉口《扫荡报》发表拥护抗战政策的论文，已加入国民党，怎会是托派？！

       至于陈独秀先生，当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时，由亲共之沈钧儒公开表示不满，说明那是诬陷。中共的目的之一，是利用当新贵的良机，把“托匪”和“汉奸”的帽子加在异己者和反共者头上，图以国民党之刀达到预定的图谋。国民党当局当然知道中共所攻击之“托匪汉奸”是何种人。他们静观中共的动态，对于中共所攻击者毫无行动，只是叶青的反共文章不能在《扫荡报》发表而已。

       叶青和亦被诬陷为“托匪汉奸”的西安《抗战与文化》，曾聘律师登报，要求中共公开回答。没有反应，因为中共有枪、有地盘，更重要的，后面有大靠山——斯大林。有一位汉口名律师曾劝我控告陈绍禹（王明），因为他在一本书中诬我为“托匪汉奸”，我曾为这本书与生活书店老板邹韬交涉，邹面告我：“我知道老兄不是‘托匪汉奸’，但这是政治问题。”这等于说：政治问题，要用势力解决，不能用法律解决，法律是不入有政治势力之门的。我把这谈话告那位律师，他却如此说：不管有无后果，你如不公开控告，人们可以利用它诽谤你。我不接受他的劝告。二十三年后，我本这一教训，控告诽谤我“与共匪隔海唱和”而不肯更正的国民党评议员萧同玆子孟能，十一多年才马虎判决，这说明我在汉口的决定还是有理。张慕陶除了前述在《抗战与文化》的谈话外，也没有方法阻止中共的诽谤。王公度早死，当然任中共怎样说。

       当中共发动反“托匪汉奸”前，我于一九三八年正月四日因公由开封到汉口，在武昌会见李麦麦（刘胤），他对我说：“最近我会见陈独秀，他的政治主张和我们差不多。”他就邀我访问陈先生。

       开门的是约三十岁的妇人，她见李兄笑一笑点点头。李问：“陈先生在家吗？”她看看我，想一下答：“不在家。”由后日公开的资料，陈先生不常见政见不同的人，如刘仁静扣门时，她给他写好不见客的字条。李兄陪我走一些路，有空袭警报，我俩躲在山岩可藏身处。他说：“听说最近老头子与中共暗中谈判，可能为这个原因不见我俩。”我满不在乎地说：“不见？！没有什么。他是过去的历史人物！”的确，当时我对陈先生还无尊敬之心。

       对于这次反“托匪汉奸”事件，我还要说两点：第一、似乎是彭泽湘（当时是第三党的领袖，到渝后也住在我所住的大梁子青年会宿舍）告我的。当中共当局出示“招降”条件时，陈独秀气愤地说：“不是我回党，而是党回到我这儿来！”第二、我「日记」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无渔（彭泽湘号）说：“我为陈独秀汉奸案件，曾质问周恩来。周云：第一次稿件中文句，已删去‘汉奸’两字，后被工人同志加入。”我对CP 的行为很气，找人为陈独秀辩护。林庚白常至章伯钧处，因此参加。事后，CP 请徐特立赴陈独秀处解释，陈挥徐出门，说：“你们不怕汉奸骂？来做甚么！”由这些话，最初找人为陈辩护是彭泽湘，而不是其他政团或某人。

       就在上述反“托匪汉奸”的政治气氛中，我会见了陈独秀先生。

       五月五日，我由珞珈山上课回汉口南京饭店，接到《时事新报》汉口办事处一封信，内附三十元钞票。写信人，是该报总主笔薛农山（关于薛和陈的关系，后面会谈到）。信的大意说：把它面交陈独秀先生。为着陈氏住处的安全，不叫办事处工友送去，并且愈快愈好，因为他太穷。阅好信，我不吃午饭，马上按地址去找他。他住在模范区吉庆里附近一家成衣店楼上。我问店里伙计：“楼上有姓陈的吗？”

       “是安徽的老头儿吗？他住在楼上。”说话的人，满不在乎地答覆我。由他的口气，显然不知道那“安徽的老头儿”在十多年前是政治舞台上的红角儿，更不必说是为他们而牺牲两子了！

       我正欲上楼，那个人又说：“小心哟，当心跌下来！”

       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最后，前楼的微光，引着我走入室内。

       抬头一看，大约只有台北八个榻榻米大的前楼，右方靠窗的墙边放一张木板床，上挂蚊帐，中有单被。床前放一张方桌，三四张木凳，两三只红皮箱放在床边。这是主人的全部财产。

       看见陌生者的室内三个人，有些惊讶。因为，才下课的我，穿着一套二尺半的黄布军装。也许他们以为我是受中共指使而来杀“托匪汉奸”的暴徒！

       那三个人中有一位中年妇人，我认得是曾拒绝我和李麦麦兄会见陈氏的陈夫人。另两人之一，穿短衣，身材较矮，花白头发，有胡子，在我问：“这儿有陈仲甫先生吗？”之后，走到我的面前说：“你是谁？”我忙把名片递给他。他看后微笑道：“哟！我们是‘汉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陈独秀先生。

       他接阅农山的信（钱放在信内）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有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那饭菜，我实在不能下咽，所以撒个谎：“已经吃过了。”

       他不客气地先坐而后介绍另一个人。这个人，是自这天起和我十分友好的罗汉先生。由于他的义侠心，在“五·四”重庆大轰炸中失踪。

       他一面说话，一面吃饭。我看他泰然地吃粗饭菜，改变了我内心对他的估评。只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他从没有富贵的念头），才配谈“革命”。当我写这一段时，脑里浮现和他在“白话文学运动”中齐名的胡适。一九五九年二月廿日我应胡博士（应说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请到他住处，谈了四小时。这个唯一次的会谈，由他以威士忌招待，并说因厨师不在没有好喝酒菜；又有只在我应友人招宴中吃到的晚餐，使我有这印象：他不配谈“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者也有坐牢的机会，平常过那种生活的人，只能当鲁迅所说的柿油党党员。至于谈话，他只是夸张自己，并以充当“四皓”之一为荣。他还问我：“你懂英文吗？”此外，他对陈独秀先生有严厉的抨击，我不客气的打断他的话说：“一个知识分子，为着信仰，牺牲两个儿子和财产，几死无葬身之地，虽然干共产党是错误，应该原谅。有一种知识分子，人们给钱，他连裤子都脱下来，那才该骂哟！”（拙作《我的学徒生活》第一版第九二页。）

       陈独秀先生一面吃饭，一面和我说话，可惜我没有记下来。因为所谈的是“托匪汉奸”问题，和问我的经历。

       自那天起，我常到他住处。六月五日，一位留俄东方大学已退出共产党的国民党人 C 君到我旅馆，特别谈到陈独秀先生的穷，大家应想些办法。恰好一位留学东京的友人郑君（两人都未离开大陆，前者曾一次见到中共报告他的消息，两人生死不知）在座，建议三个人合送五十元，并附我写的短柬，请陈先生哂纳，钱是 C 君送去的。

       六月十日，在陈先生家遇见罗汉、张国焘和张东荪。国焘先生当他离开西安后，任卓宣先生曾邀我同到他的武昌住处见过，当时没有谈什么。张东荪先生是第一次会见。两张和陈先生说话，轻声细语，可惜未记下所谈内容。

       六月十四日我到艺文研究会，遇见陈独秀先生。他说：时局紧张，武汉不能久居，劝我早日入川。翌日我到他住处，他们正忙于收拾行李，下午即乘船赴重庆。室内有几个人，似都是送行者。后诸人辞去，他留我和张国焘。他对张说：“你比任何人危险，应走。”我告他“有这消息：叶青们主编的《抗战向导》，由于反共，已送军委会检查，如有反苏，不仅禁止，还要处分。”他说：“事情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可是，你和叶青有所不同。共党对叶有仇恨。”他还说一些关于叶在二十年代的事。果如陈先生所料，十七日中共的《新华日报》，开始攻击《抗战向导》是托派刊物，要求政府禁止出版。这刊物，是由艺文研究会补助，取消补助费，等于禁止，它接着停刊。

       六月二十四日我乘船离汉口，二十八日抵宜昌，以友人之助，马上转民权船。有无数人，在宜昌一、两月无法购到船票。登轮，见到陈独秀先生一家人，除了他夫妇，还有老幼，都在头等船头席地而卧。同船还有胡秋原夫人和叶青夫人。在轮船上，我们无话不谈，但不涉及政治，他真是谈笑风生，使我不感旅途寂寞。

       记得这件事：同船有友人的女友（可能已是夫妻）表示对我接近，我有不客气的反应。陈独秀先生见状问我她是什么人。知道情况后，他说：“不管怎样，你的态度不对，对女人不应如此。要好好对她说话。”

       三十日船抵万县。我们一同上岸游公园。他嘱我电薛农山到码头招呼和代定旅馆。七月二日下午四时，民权船抵重庆，出于陈先生的意外，来接的人很多，内有初次见面的高语罕先生。他的严肃和亲切，给我极佳的印象，以后成为好友。

       当晚就有刘某为陈先生洗尘，高语罕先生和我陪席。似乎民生公司为他安置住处，又似乎他住友人家。他在这期间，以薛农山的关系在《时事新报》和薛办之《青年向导》发表文章，不久发生中国应否发展资本主义的浪潮。

       陈独秀发表发展资本主义的论文，引起国民党理论家们的不满说：这是“二次革命论”，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后，必然有无产阶级革国民党的命。胡秋原接着发表《民生主义即资本主义》，我也写《中国前途是资本主义并答批判者》，此文本登在我为主笔的《西南日报》被社长汪观之扣留。谁是反对者，是罗敦伟们，罗后面是汪精卫。为着事件闹得相当大。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各报宴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和陶希圣于永年春。这是我第一次听周的演讲。他的口才不佳，即席发表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解释，依我的「日记」，评语“也不高明”。陶希圣似乎补充周的话，强调在宣传方面，应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会后，薛农山告我：周意此后大家不再讨论民生主义的问题。我说：陈独秀本意是发展资本主义，后来罗敦伟们扩大到讨论“民生主义”。如说，政府在实行民生主义，不许讨论保护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还有理由，事实既非如此，为何要宣传社会主义？用口头不用事实，与共产党争“社会主义”，是危险哟！他笑而不说。这次浪潮，后由国民党宣传部宣传处长刘百闵发表一文，完全平息。但是，对于所谓“二次革命论”的反对，成为各报刊的信条。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我的「日记」载：《民意》主编童蒙圣约我写五四论文，今天退回，说文意有二次革命的嫌疑。因为未留文稿，不能判断童氏的话是否确当，他的学术水平并不高！

       以后，陈独秀先生的文章，不能在重庆报刊发表。他也迁往江津。

       到江津后他似一个隐士，极少发表政治性论文。一九三九年他写旧体诗《告少年》，迟到一九四二年初才寄给我。我把他发表于所编的《民主与统一》第二期。全文如下：

                  大空暗无际，昼见非其形。
                  众星点缀之，相远难为明。
                  光行无所丽，虚白不自生。
                  半日见光彩，我居近日星。
                  西海生智者，厚生多发明。
                  摄彼阴阳气，建此不夜城。
                  局此小宇内，人力终难轻。
                  吾身诚渺小，傲然长百灵。
                  食以保躯命，色以延种姓。
                  逐此以自足，何以异群生。
                  相役复相斫，事惯无人驚。
                  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
                  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
                  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
                  黄金握在掌，利剑腰间鸣。
                  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
                  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
                  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
                  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
                  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为恶恐不足，惑众美其名。
                  举世附和者，人头而畜鸣。
                  忍此以终古，人世昼且冥。
                  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
                  强弱判荣辱，自古相吞并。
                  天道顺自然，人治求均衡。
                  旷观伊古来，善恶常相倾。
                  人中有鸾凤，众愚顽不灵。
                  哲人间世出，吐辞律以诚。
                  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
                  千金市骏骨，遗言觉斯民。
                  善非恶之敌，事倍功半成。
                  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
                  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后批：伯强，古传说中之大疫厉鬼也，以此喻斯大林。近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发表的并非全文，但附陈先生给我油印本所没有的“后批”。他说：

              画家徐悲鸿，由南洋回国，经过云南，
       我曾将此歌给他一阅，他说此歌若对一般独
       裁者而言，倒很贴切，若对斯大林而言，我
       不敢苟同。在一般青年中，这首诗，没有发
       生什么影响。我曾写信问陈，告少年是对一
       般独裁者，还是专指斯大林。他回信说，我
       给所有独夫画像，尤着重斯大林。另一封来
       信说道，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如果
       他俩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
       主张，那我就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
       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最后一封
       信，把他的思想写成一个公式：

              民主、科学 → 社会主义。民主、科学
       → 共产主义。

       濮写此长文与他“获得「宽大处理」”有关。依他给一丁先生信，那是未“修改”的初稿，由此他的话要保留。

       一九三九年陈独秀先生少发表文章，似与上述发展资本主义事件有关。

       笔者于当年九月初赴北碚复旦大学访问李麦麦，游北温泉。十四日返渝，接陈独秀先生十二日由江津城东门内郭家公馆寄来手书，如下：


              “学稼兄：两示均已读悉，日来因血压
       高，头昏眩，不能伏案写字，故未及覆。今
       天稍好一点，始能勉强作此信。来信所谓胡
       氏似有神经病，是否指胡秋原？望示知。其
       在《时事》所为文颇不似有神经病者，想兄
       别有所见也。.……我辈立论，应在寻求真
       理，非求其有利无利于何方也。《论资本主
       义》一文，《时事》不能发表，为什么？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也不能登载
       呢！望代向农山兄问明示知。农山兄即今还
       催我为《时事》做文章，做出又不能登（弟
       之头昏即由于天热勉为文而起），既不登
       载，又不以实情早日函告我，此殊非待朋友
       之道。待朋友不宜耍手段！此祝暑安。卧榻
       草此，恕不能详。弟仲甫手启。”


       内中“胡氏”是胡秋原。笔者记不得为何说他有“神经病”。他绝无此病，但他的现实政治生活和论文的观点之间，可能使人发生那感念。

       何以薛农山向陈先生索文而不发表，当然非他本意，但由他的为人，可推知该有那种事。

       关于陈先生与《时事新报》和主笔薛农山的关系，应该一述。

       陈永通、刘传学的《我对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点了解认识》中说：“当时陈独秀曾任《时事新报》的名誉主笔，每月有些津贴。” （《评论选稿》下卷第二四六页。）这不是事实。该报发表陈的文章，全由于薛农山的关系。

       十一月廿一日，笔者又收到陈独秀先生由江津同地方寄来短柬，如此说：


              “学稼兄左右：闻之希之兄已返渝，工作
       如何，及大局有无卜变象徴，希赐知。此祝
       大安，弟独秀手启。”


       这短柬，字草，“有无卜变象徴”，“卜”似为“巨”。“希之”即他的外甥吴季严。吴来渝，不告他，可能不知他的地址。我在汉口陈先生家又遇到他。他留学俄国，学识佳、沉着、诚恳，是二十年代典型革命者。在汉口我与他常往来。他对事物的观察，非常客观，所下断语多正确和合理。复员后，他在上海一个半企业机关工作，往来稀少。依沈寂的《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吴妻李季泉亦共党，吴因散传单被捕，关南京水西门狱——陆军监狱，以妻经过何键的关系而释放，当时他假名周西岑。抗战后，他也到江津。中共占大陆，“吴夫妇俩在上海作俄文的翻译工作，大概在六十年代逝世的。”（《评论选稿》下卷第八二九页，原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一辑，一九八〇年七月。）

       早在同一九三九年陈独秀先生迁居江津黄荆街八十三号时（约八月），给笔者下信：


              “学稼兄：七月卅一日手教敬悉，谋生救
       国皆不一定要做官，人各有所长有所短，若
       用所短，于谋生救国均不适宜，吾兄以为如
       何？农山兄处春天两寄信，至今未得覆，其
       忙可知矣。弟亦未去信，以无善足述也。自
       四月以来，弟即居离城廿余里之乡间，机声
       虽时闻，料无妨碍。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同信又附语：


              将来倘或江津城被炸，亦勿以弟为念。

                农山、卓轩、国焘诸兄晤时乞为道
      念！又及。


       信中的“卓轩”应是“卓宣”之误。这封信寄黄桷树复旦大学，为何说“谋生救国皆不一定要做官”？那时在重庆的何孟吾师邀笔者到他的机关工作，不久胡宗南将军特电何师劝我与缪凤林教授同赴西安。

       应该在这里说的，就是自我到复旦大学教书后，独秀先生常有信来。信纸多是粗纸、便笺，信封有的是我寄去的翻过来。我本没有留友人信的习惯。某日初次生恶性疟疾，经过二十小时的寒热后，半夜想起：人生无常，不久之后，总会有些友人死去。由这一念使我感到独秀先生年龄比我大，可能死在我前，我应保留他的信，以为纪念。以后，我珍藏他的信，只剩十四封，最可惜的，是论井田制度长信不在内。

       我兼在重庆对日经济作战机构——「特种经济调查处」工作（到处长陈介生先生调职，我也辞职），每周有几天在重庆。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三日闻独秀先生来渝医牙病，住宽仁医院。我当晚七时去看他，在黑暗的三等病房会见。他的精神如昔，仍旧健谈。他要我写信给正脱离汪精卫组织的某君，劝和高宗武一样，不再写文章，最好到美国去，待学成为国服务。我说：“我对某君的交谊，不能写这样的信。”他承认我的话有理。我「日记」载：他还如此说：“国民党何以宽容共产党，难道打日本可任俄国侵略中国？”又说：“毛润之如不改变立场，一定做汉奸，他不会舍库西宁（斯大林侵略芬兰时的芬奸）而不为。”当夜在场的，还有他的北大学生何之瑜。

       同年七月十一日，独秀先生给我一信，是关于介绍学生入复旦大学的事：


              “学稼兄：前函谅达，兹有恳者，九中高
       中毕业生李宗葵，大学先修班毕业（原同 ×
       高中毕业）李宗荃，前者拟考复旦新闻学
       系，后者拟考复旦经济学或会计系，务求吾
       兄尽力扶植，是为至托！此祝教安，弟独秀
       手启”


同纸附下面的字：


              “年前与仲甫先生赴渝，在宽仁医院得聆
       教益后迄未致候。兹者许慎安小姐亦欲考复
       旦中国文学系，乞予成全为盼！弟何之瑜附
       叩！”


九月五日，独秀先生又来一信：


              “学稼兄左右：前函谅达，渝市近日迭遭
       轰炸，北碚想无恙也。李生宗荃承兄帮忙，
       考取复旦会计系备取第四名，当求吾兄鼎力
       为之特别设法补入正取，则吾兄始终成全之
       力，李生家庭及弟均不胜感谢也。闻观音岩
       张家花园已炸烧为平地，顷又闻南岸袁家花
       园亦被炸，不知农山兄及其夫人平安否？希
       望示知！此祝教安，弟独秀手启。”


       自五月日寇大学攻鄂北起，寇机不断空袭重庆，每次百余架，分数批临空。五月二十七日炸北碚和复旦大学，孙寒冰教授被难，何孟吾受伤，死平民近百。六月沙市、荆门、江陵、宜昌相继陷落，重庆更多次空袭。八月十九和二十两日，寇机狂炸重庆市区，损失重大。但是，张家花园未炸烧为平地，薛农山家就住在该地。

       同年九月，我辞特种经济调查处职务，回复旦大学教书。十二月一日接陈先生寄《我的根本意见》（油印）给我，内中涉及“民主”问题。他有这观点：“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皆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够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此次帝国主义大战，是两帝国主义集团争世界霸权之战，但英美民主国确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而纳粹的统治则比中世纪更野蛮更黑暗的统治。如容他们统治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国家土著纳粹取及种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

       这文件，是驳斥当时中国托派的主张。这个《我的根本主张》，对“无产阶级民主”的神话，说得十分明白；同时他也反对纳粹的统治。这不仅说明陈独秀回到“五四”初办《新青年》时代，而且由政治生活中，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统治的本质。他的观点，超过托洛茨基，因为，托氏把一切罪恶归于斯大林的官僚统治，而未了解百病之源，在于共产党专政。

       十二月廿三日，陈先生覆我的长信（我未留下给他的信稿），值得引述：

       笔者怎样回信，没有留下记录。十二月廿三日，他有下面覆函：


              “学稼兄左右：十四日手书敬悉，来书所
       论，尚多与鄙见微有不同，或者因为兄对于
     《我的根本意见》尚未详阅也。此提纲式短
       文，乃为托派（国外以至国内）先生们的荒
       谬见解而发，因为弟精神仍不佳，无力为长
       文，未能详细发挥，或不免为人所误解也。
       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
       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
       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乃为
       一班‘俄迷’尤其是吃过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
       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
       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
       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
       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鄙
       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
       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
       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
       的见解彻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时尚不能
       执笔耳。弟希望大作早成，得一读为快。此
       间日前有传言兄在某校演说，谓只有希特勒
       胜利，中国民族解放才有希望。今读来信，
       尊见似不如此，想系传言之误也。鄙意只有
       英美胜利，中国民族虽说不上解放，而政治
       经济才有发展希望。独秀手启。”


       我「日记」有这些话：“该信内所述法西斯与布尔什维克为孪生儿一点，我在《十年来之欧洲》中，只有事实的叙述，无详细理论上的阐发。我认为：公开提倡‘独裁’，始于列宁，继之者为莫沙里尼，希特勒是殿后。在列宁以前，任何思想家革命者均不敢大声呼号独裁，即事实上之独裁者亦偷偷摸摸地干着。自列宁独裁说出后，有野心者皆在学习模仿，因此，列宁为民主政治之千古罪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难有‘法西斯与布尔什维克为孪生儿’之结论。”

       当德苏开战时，我在复旦大学演讲，说如无美国助俄，希特勒必胜。我以为美国为雪珍珠港之耻，该以全力打日本。如我们能自力更生，配合这局势，在美国打败日本，德国打败苏俄的有利国际环境中，必能阻纳粹的东进。谁知美国以助俄抗德为主要目的，打日次之，又谁知斯大林经过美共，把罗斯福、艾契逊作为好工具！

       关于苏德战争问题，廿七日独秀先生又给我下面的信：


              “学稼兄左右：前接手书，比于廿三日覆
       上函，谅已达左右。前函所称兄对于国际局
       势的意见太过简略，顷又听到友人转述兄分
       析‘太平洋之战及中国’之意见较详。其中有
       许多弟不得其解，也许是传说之误，特请赐
       教！

              （一）兄谓在打仗初期，美国必定是失
       败的；又谓中国现在处在绝对有利的地位。
       按美国初期作战之失败，这已经是事实，美
       国现在既已不能打击日本，她接济中国的路
       线又断了，或者比以前更困难；那么，兄所
       指中国现在处在绝对有利的地位是什么？

              （二）兄谓：为了以后着想，我们希望
       希特勒打胜仗；又谓：希特勒打胜仗，即是
       英国失败；又谓：英国不倒台，中国永远莫
       想作独立的梦。按现在骑在中国背上的，已
       经不是英国而是希特勒盟邦日本，希特勒胜
       利即是日本的胜利。此次大战的最终胜利，
       若属希特勒，英国固然倒台了，美国暂时也
       只好画洋自保。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国以前，
       必不开罪日本，使日本转向美国，以削弱他
       将来对美国夹击的右臂（有些宁为纳粹的中
       国人，希望希特勒胜利，就会为他自己驱逐
       日本于中国之外，这是无比的幻想），则那
       时中国还是要受日本支配，所希望的只是兄
       所谓‘阿 Q 说的最后胜利’。若希特勒失败
       了，英美的力量已失了平衡，英国只能顾到
       欧洲而不能在远东与美国争霸，则代替日本
       在中国的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也不是俄国；
       这是于中国比较的有利，虽然说不上独
       立。‘希特勒胜利→英国倒台→中国独立’这
       一公式，弟所不解，望详示之！此祝教安！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他覆我信如下：


              “学稼兄左右：前月廿一日手书及《评
       传》一册前几天已收到，廿九日的手书昨亦
       拜读。承询各事略答如下：

              （一）无人有此主张，只守常以与白坚
       武同学之故和吴佩孚见过面，说不上合作。

              （二）当日反对我者以瞿秋白为首，由
       第三国际派代表来公开主持，何只暗中指
       令，开除党籍在此后一年余。

              （三）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
       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
       甚低。

              （四）在广暴前，是否成立苏维埃，在
       中国党内无此问题发生，毛自传所云不实，
       此书弟未阅过，尊作《评传》亦尚未看，看
       后如见到所引自该自传所云有不实处，再行
       奉告。

              读廿九日手书，得知兄所谓希特勒胜利
       之有益中国，不过一时之插话，而非整个思
       想。在德苏战争之初，如果苏联打败了德
       国，中国北部或为其所有，南部则不然也。
       现在苏联大部分武装已消灭，已成为英美有
       面子的附庸，更无能为害了。如果最后胜利
       属于希特勒，苏联和英国固然都完了，中国
       岂有幸理？那时希特勒之胜利即日本之胜
       利，安得有时间空间容许中国能够利用德国
       工业击败日本？即在德苏开战之初，情形亦
       是如此。所以我始终认为只有希特勒失败，
       英美胜利，中国方不至完全覆亡（希特勒胜
       利，只有汪精卫式的政府能存在），因为中
       国和日本已不能两立，日本又为希特勒所倚
       重之助手，他决不能为中国得罪日本也（日
       本在远东势力，除英美胜利无法推翻），不
       知兄以为如何？尚希明确示知。前函问兄：
       农山久无信来，是否受人干涉之故？尚未见
       覆，希即示知！此祝健康，弟独秀叩。

              又启者：希之定于本月之六日由油溪
     （?）携眷口起身赴渝，由渝转往贵阳，在渝
       约可住一星期。彼云必至农山、国焘二兄处
       一谈，兄所要之书，可就近托农山兄等言
       之。

              大战不会很延长，欧洲也不至毁灭，如
       麦麦所云也。又及。”


       这封信，说下面的事：

       第一、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的估计有错。他对美国国力低估。由后日事实指出：美国先以全力击败日本，同时支持英国抗德，德纵击败斯大林，亦难即搾取苏的战争资源。等日败，美再回师攻德。这个对中国的理想局势，当然要配合内政的改革。

       第二、当时我已开始研究中共史，读伊罗生的《中国革命之悲剧》等著作，问“二七”大屠杀前，中共中央与吴佩孚有无合作的决议。他的回答与邓中夏著《职工运务史》不完全相同。依邓著，中共中央似曾批准李大钊的“利用”吴佩孚。我又问鲍罗廷于离武汉回俄前，特赴庐山并携瞿秋白同行，是否为斯大林派来的新钦差大臣控制中共铺路？瞿有夺取党权的野心，鲍早知之，这由于瞿通俄语。瞿在长汀将死前所写《多余的话》，是为自己掩饰。

       第三，《毛自传》是指斯诺著《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译书中关于毛泽东生史的一部份。所谓“尊作《评传》”是指拙作《毛泽东评传》。此书写于一九四〇年前，系应缪凤林教授所主持西安一出版社而写的，后因内容与该社主人胡宗南将军的政治立场不合，也就是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立场不合，要我更改，我不肯，稿退回。一九四一年重庆一反共机构闻有此稿，拿去出版，未得我的同意，改书名为《毛泽东先生评传》——“评传”系在“先生”之后，不通。对于内容，激烈的批评或改为温和的口气或删去。出版后，我抗议，被置之不理，但因延安抗议，自动在渝停止发行，广州和江西两地均有翻印版。到马歇尔调解失败，由于“战乱”将开始，上海有两个国民党营出版社，几同时出版该书，一改书名为《毛泽东评传》；一书名另旧，但内容与重庆版有十余处不同，也就是把重庆版客气话改为批评，把批评话改为严厉的口气。现台北藏有三个版本：（1）我自存的《毛泽东评传》。（2）调查局资料室的重庆土纸版和（3）安全局的上海版。关于这本书，还有中共版，书名著者都与重庆版相同，而内容全捧毛。我和萧家打了十多年的官司，和此书有关。

       又信中说向希之要书，那是在武汉时他由我处拿去两本书，一本附有我的译稿，一本是英文版法国有名的大革命史。由于北碚和重庆相距远，我未见过他，那两本书从未拿回来。在动乱中，他由于行踪不定，早就丢失了。

       一月十一、十三两日，我写信问独秀先生关于伊罗生的著作《中国革命之悲剧》中若干史实，二十五日他给我覆信，说：


              “学稼兄：十一、十三两示均悉。季山嘉
       有无此人，弟并不知之；即有此人，或像军
       校教官，非政治顾问，与弟均无接触也。
       ……CP 不赞成匆促北伐，为时甚短。不赞
       成原因：一恐武力还不够；一认为政治未必
       胜过北洋派，恐纯为政权之争夺战，兄如有
       材料能作一史稿也好。 CP 一向为第三国际
     （实际上是俄国当局）之命是听，俄国一向
       以各国党为其外交工具。故当日俄国助之政
       策不变，中国党内当敢有何争论？目前也还
       是如此，惟政府健忘，尚容彼辈横行耳。《
       CP 简史》倘照实写，其反共书店不能出
       版。弟之自传，别人难以代写。简史无意
       义，兄能来谈则大好也。八七以前，党中无
       暴动之争论；八七以后，弟实反对暴动，因
       认为其时革命已开始退潮也。国焘、农山兄
       等之能来，望告其事前示知！此祝健康！弟
       独秀手启。”


       我当时开始研究中共史，伊罗生的著作由于有刘仁静协助，保留不少原始资料（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丹福大学版的内容不同）。我读后发生很多问题，所以写信请教；但为着问题太多，曾想赴江津一行。至于国焘、农山两人亦有赴江津意，非我所知。后我因经济困难，旅费无着，不能前往。

       二月二十日，独秀先生写信给我，又说伊罗生的书。他如此说：


              “学稼兄：一月卅一日手书诵悉：闻兄书
       稿未卖出不能来晤，一叹！闻兄书因攻击斯
       大林而不能出版，二叹！新加坡陷落当在旦
       夕，大局不能日久维持现状，我等应有远
       谋，此等小事又似乎不足叹也。……伊罗生
       之书，当然有些材料，然不尽可靠。据弟所
       知，其中神话亦颇多也。弟之自传真不能不
       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此祝健
       康，弟独秀手启。”


       新加坡早于一月十五日陷落，由于新闻封锁和他远在江津，所以迟到二月二十日还不知道。关于反共书不能出版事，为理所当然。在国共第二度合作期间，不许猛烈反共，只能应国民党之需要而反共。至于斯大林不能批评，由于中国中国尚迫需俄援。后一点有理，因民族至上。所谓“远谋”不知何意。上两信所删的都与中山舰事件有关。

       奉政府密命在上海工作的吴绍澍，由沦陷区还渝，住牛角沱吴开先生家。三月十日，我适赴渝到该处见着他。他先挽我赴沪工作，不成，又劝我谋参政员。我对此事一些不知，他要写信给中大校长朱家骅。我表示考虑，曾函问陈独秀先生，此事可为不可为。我内心当然知道，这是绝无成功之望的事。因为我和朱素无关系。此外，前此何孟吾师会以全力为我谋中央设计局委员不成功，还想什么“参政员”？

       四月十二日，独秀先生如此覆我：


              “学稼兄左右：上月十七日手示敬悉。参
       政员自可图之。希圣兄弟已去函言之矣，不
       知他此时见客谈话及通信是否自由无阻也。
       兄谓近文少提及本国的作用，弟限于知识，
       不便多言。代青兄如已到复旦，请兄代为致
       意！贱恙仍未见好。......弟近作颇为时人所
       非议，托派却攻击此文为政府亲美政策辩
       护。甚矣，此时代说话之难也。”


       信内所说‘弟近作颇为时人所非议’，是指三月二十三日登《大公报》一半被禁止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他于该文被禁后曾油印寄给我两份，我都保留下来。

       关于该文的内容，详见第十章第五节。

       由这篇独秀先生的最后文章，我们知道他对这次战争有这些根本的意见：（1）他不了解美国的生产力，足为“世界的兵工厂”，可使希特勒转胜为败。（2）他以为苏俄不会败，世界于战后分为“三个集团圈”。这是当日流行的观点，美国托派由这个观点与托洛茨基笔战的布楠（James Burnham），是其中之一人。（3）他的理论出发点，以为帝国主义国家都必然本着自己利益控制别国，没有想到美国统治者却以全力援助苏俄；或者换句话说：他没有预见到斯大林运用美共而达到反大败为全胜的目的。（4）战后世界“集团圈”化，是一个预见，但这只适用于共产集团。他对苏俄的估计偏低。尽管她如他所说，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却无碍于充当“集团圈”的主人。（5）他对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估计得不足。尽管在“集团圈”形成和发展中，弱小民族独立受“限制”，一旦独立，却有自己的力量，至少独立的环境许它逐渐脱离“限制”。（6）他所指示民族独立运动的“有效的步骤”，都是正确的。他仍有“五四”的观点，恐怕拒绝外来的高度物质文明。

       由他对民族独立运动偏低的估计，由他轻视苏俄，在当时引起禁登他的论文，是可有的事。

       独秀先生自三月起，健康情况已坏。四月廿六日（此信日期可疑，因为它是托复大学生带来的），他口述下信：


              “任之（润之——稼）自传，我未看过，
       但据《评传》（《毛泽东先生评传》——
       稼）所写，简直每一事实，都是错误的。根
       据这些错误事实来评判，也就是牛头马脸
       了。我本想写点东西，但时间来不及，如果
       学稼君（不——稼）来津，我拟春假去北碚
       一游，还是我来面告一切为宜。《评传》中
       论及任之与代英在党地位一节，想系季严所
       说，此亦胡说也。代英在党中无工作历史，
       正与季严相同，虽然后来他们（任之与代
       英）两人都是党对外的喇叭，然任之起初总
       做过几天党的工作，这是与代英不同的。此
       等非事实的论断，反使人非之也，未知以为
       如何？瑜记。廿六日。

              学生许慎安入学及贷金事，请帮忙。”


       关于陈先生托我的事，无一成功。他不知我在国立复旦的困境。校长吴南轩，属于所谓 CC 派，但信任 CP 。如教务长陈望道，依他死后中共的报道，从未脱党；法学院院长张志让是中共政权的最高法院副院长；此外教授中有张明养、章靳以等为 CP ，还有 CP 同路人胡风等。就由于那环境和 CP 的阴谋，我被迫离开复旦。

       又一九四一年二月，因何师孟吾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兼三青团宣传处长，和管中央日报社等工作，邀我任该部设计委员，另拟兼任团中央宣传组组长，我因非党员谢辞，但住他家。三月二十五日接陈独秀先生信，内附五千元支票，要我面交张国焘先生。恰知张在张家花园薛农山家，即带信和支票见他。陈函（给张），依「日记」云：“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原来高层知陈穷，经朱家骅赠五千元（当日这是不少的钱），陈先生退还，朱又托张寄往。张接信和支票后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六月我又辞职回复旦大学。廿八日独秀先生给我下信：


              “学稼兄如晤：前奉手教，当未作覆，顷
       又读廿六日函，知兄已辞职仍回复旦，想新
       加坡之行亦已作罢矣。弟甚希望兄仍留复
       旦，不必远行。弟有机会赴渝时，当得晤教
       也。农山兄久无信来，想工作太忙之故。
       德、苏两狼相争，或有一伤，可贺！以中国
       抗战计，当望希特勒失败，特恐苏联不久即
       屈服，则希特勒获得乌克兰之梦，高加索之
       油，大军直冲伊兰、伊拉克，则英国运命殊
       可悲耳。此复并祝暑安，弟独秀手启。”


       这时，在越南堤岸和新加坡的友人，劝笔者赴他们的地方做事，我函向独秀先生的意见；那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不仅战时全家走路有困难，没有带书，到一地方无意义。我在沪藏书，赖《时事新报》由沪搬汉，再由汉搬渝，内日本史资料和若干不急参考之书，全捐赠复大图书馆。

       十月二十三日，独秀先生给我信，说：


              “学稼兄如晤：李生宗荃入校事，承兄多
       方设计均无效，事虽未成，而吾兄盛意可感
       也。农山兄处，半年多未通信，不知其近况
       如何？弟虑有大力迫之，不克与弟通信，故
       弟亦未便写信寄他，晤时望具道鄙意为荷！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晤国焘、卓轩诸兄时均希致意。不祥之
       人，不欲以书信累朋友也，又及。”


       事实上，薛农山已转业农民银行，大发其财，无需与独秀先生往来，不是有什么“大力迫之”。至于任卓宣先生，我也很久和他没有通信。张国焘先生自我回复大教书后，完全没有往来。由他“不祥之人”一语，可推知他内心的寂寞感。

       这是他给我最后的信，或是我保存的最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