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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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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陈独秀的名字叫仲甫,家谱名庆同,考科举名字是乾生,后来搞新文化运动才叫陈独秀,笔名实庵。他是一八七九年阴历八月生的,到一九七九年正好一百周年。

  一般说陈独秀是安徽怀宁县人也可以,实际上是安庆人。因为原来的怀宁县城在安庆市,安庆是属于怀宁县管辖的(现在怀宁县与安庆市分开了)。确切些说,应该是原怀宁县、现安庆市人。我家一直住在安庆市北现在的116医院那里,我父亲就出生在那里,而不是现在的怀宁县独秀山人(月山西北边一个小山叫独秀山,离安庆市有三四十里)。

  我的祖父辈有四兄弟,前两个早夭折了。我的亲祖父叫陈象五,是老三,一直教书,没有中过举人,大约在父亲几岁时就死了。四祖父叫陈昔凡,中过举人,在东北辽阳、新民当过一期县官(知县)、一期州官(知府)。我父亲过继给四祖父,跟四祖父到东北读过书。我的父亲辈有两兄弟、两姊妹。伯父陈孟吉是老大,两个姑妈是老二、老三,我父亲是老四,在兄弟当中是老二。伯父陈孟吉当过廪生(科举学位,比举人小些),在东北花钱捐过一个候补官,实际没有职权,没有正式当过官。我们的兄弟姊妹共六个。我的亲母姓高,无名字(安徽霍邱人,一九三〇年去世),生了我们三兄弟(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和一个姐姐(一九二八年去上海治病,死在宝隆医院)。我的继母高君曼是我亲母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姨妈,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生一弟一妹。我弟弟叫陈鹤年或陈和年,对外又叫陈哲民,听说在浙江。

  陈独秀小时候在家读私塾,由老夫子教他读“四书”。他很聪明,形式上不用功,不是呆板地读书,而是很活泼,但是读书成绩不错。他对科举考试不热心,不太愿意考科举,由于四祖父和伯父督促他读书(四祖父和伯父的诗画都不错),才在安庆考秀才(考篷在现在的安庆一中里面)。他考秀才时,伯父对祖母说,兄弟可以中秀才,母亲准备喜蛋吧!祖母说,还没考上就准备,不叫人笑话吗!结果真的考上了秀才。以后又去南京考过举人,没有考中。在满清时代,他是革命党人,在日本剪辫子,回来戴假辫子。四祖父对他也伤脑筋,又疼爱又害怕,怕他出纰漏,怕惹出事来损失家庭财产。他随四祖父去东北读书时,伯父一九〇九年在东北死了。他伴伯父的尸骨(灵柩)回到安庆。第二年九月母亲生了我。他与柏烈武(即柏文蔚)组织过岳王会(是从柏烈武的资料中知道的)。他在芜湖办过《俗话报》。他在安庆藏书楼(原法政学校,现广播器材厂那里)发表过演说,言词过激,讲得过劲,有反孔思想,有人听了害怕。他是否在安庆办过小图书馆,我没有听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人孙绍侯、柏文蔚等三人当安徽省都督,我父亲当过这三任都督的秘书长(不是教育厅长),当了二年多。我的弟妹就是在这时候(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生的。以后袁世凯派了倪嗣冲来,父亲是袁的反对派,就带继母高君曼离开了安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四祖母、母亲、哥哥、姐姐、伯父的两个儿子和我都留在安庆。他没有寄钱回来,因祖母有点财产,可以负担全家生活。倪嗣冲来安庆后,还抄过我家,要抓我父亲和哥哥,都没有抓到,逮到我伯父的小儿子,因逮错了,后由地方上的人保出来了。父亲后来干什么,我不知道。直到1933年他关在南京第一监狱时,我才在每年寒暑假去监狱看过他。

  陈独秀将近四十岁时,在北大当文学院长,搞新文化运动。他写的文章书籍,多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家出版商叫汪孟邹(汪原放是他的侄子),是安徽人。胡适、高一涵也是安徽人,他们的文章和书(如《胡适文存》)也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汪某与我父亲关系很好。我姐姐一九二八年去上海病死,就是由汪某料理丧事的。

  父亲被捕过几次,就是在我小时、“五四”运动时和蒋介石统治时。一九三二年国民党逮捕他,记者访问他时,问他找不找律师,他说没有钱,要义务律师。但没有人干。法庭审判他时,有些朋友帮忙,将他的供词改了,对他有利,但他签字时又改正过来。后来柏烈武曾对我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了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判了他十三年徒刑。他开始上诉还让登报,以后就不让登了。章士钊曾替他辩护说,不能判“危害民国罪”,因为改良政治不等于危害民国,如果改良政治是危害民国,那孙中山当初不是改良政治吗?我父亲还不满意,说这些话只能代表章士钊,不能代表他。后来章士钊给他写个条幅,劝他晚年多看书。他在南京狱中开始受优待,住单间房,有人要会见他,他说会就会,也不要登记。彭述之与他同时被捕。因为他们有活动,看守就严了。有人要见他就要在收发处登记,说明与他是什么关系,要典狱长批准。我父亲在被捕前还有个老婆,是个工人,很年轻,名叫潘丽珍,到他被捕时才知道他是什么人。潘丽珍经常去监狱看他,一直到武汉、重庆、江津都跟他,到他死后才改嫁。现在不知她还在不在。他在牢里还有许多人找他写字,因为他随四祖父去杭州朋友处(满人、浙江巡抚叫曾子固)玩时,玩几个月,练过字,书法不错。但许多人找他写字不是欣赏他的字,而是要他写的名字“陈独秀”。因他有名气。他给看守的人也写了不少字,有的看守人员还拿他的字去卖钱,他就不写了。以后给他减刑为八年。他说到了八年,他还不一定能出去,他要出去马上就可以出去。他的意思是办了手续就可以出去,不愿办手续就出不去。蒋介石抓他,是因为他虽然是托派,但还要骂蒋,骂蒋、宋、孔、陈“四大菩”,而他们是不能骂的,要骂还得有艺术才行。蒋介石不杀他,是因为他是叛徒,托派,对共产党不起作用了,优待他对蒋介石有利。如果杀了他,舆论上对蒋介石不利。西安事变后,有人去看他,说蒋介石同意了几个条件,主要是同意抗战和释放政治犯。他说:“同意抗战,蒋介石会答应的,他不是早就说正在积极准备抗战吗?他会拖的。他现在同意释放政治犯,也会拖的”(就是他还不相信蒋)。他在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是统而不战,这时才认识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他是作为政治犯被释放的。释放以后,他到汉口住了将近一年(住在老租界里)。在汉口发表过演说,听的人很多。一九三八年初夏安庆快沦陷时,我与爱人、大女孩、四祖母等人一道去汉口找他。我在汉口看到湖北小报上登了他一篇文章,说延安共产党那边叫他去,他在文章中表示不愿意去。当时,延安与武汉两方面都在争夺青年。我们到汉口不久,就乘船到宜昌,再找人乘船去重庆。我父亲与姑妈后走,从汉口乘船直达重庆。我们到重庆不久,他们也到了。他在重庆住了两三个月(住在石柏街一个公司代理人家里),又到江津县城住了不到一年,就到离县城三十里的乡下鹤山坪一个姓杨的老进士家(进士不在了)去住了。原因是他在重庆看到杨进士的一本书,问到是谁后,经本地人介绍就去了。那里很清静,对他的高血压病有好处。我到重庆不久,就到江津国立九中(在江南,县城在江北,鹤山坪也在江北)搞总务工作,也代一点课,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他在江津没干什么事,就是搞文字学注释,从坐牢开始到去世以前,都注释文字学。他在江津时想发表文章,拿稿费生活,但重庆不登他的。他就靠老北大的人以同学会名义给他生活费。他最后写的两篇文章是《论世界大战》和《再论世界大战》,登在《大公报》上。潘赞化与他很熟,是好朋友。潘在江津的国立九中(安徽人多)当总务主任时,说他不行了,没有英雄气概了,儿女情长(讲房子等事,过去是不谈的),英雄气短,过不了两三年了。果然,他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几号患高血压病死了。他的文字学注释,于一九四六年交给了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编四角号码字典的),但没有出版。一九四七年,我把父亲的棺材、墓迁回到安庆北关,葬在现卫东公社林业大队(离市内二十里),有块墓碑“先考陈公仲甫之墓”。现在已经没有碑了(文革中林业大队种树毁了)。





        中国科技大学 刘禄开、李永堂 记录整理



                                    《党史资料丛刊》

                          一九八〇年第一辑(总第二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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