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陈独秀与中共早期革命

       最近几年来，尤其是最近五六年来，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特别受到历史学界关注。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是由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系统的一支专门队伍在研究，历史学界几乎很少介入。与之相对应，历史学界侧重于中华民国史。虽然是研究同一时段的历史，但两大系统间互不来往，好像是两个学派。这个局面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最近几年来有所改变。改变主要缘于历史学界越来越重视中共党史和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最近的五六年来，除了历史学者以外，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像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会有学者，还有的是非常顶尖的学者转向中共革命研究，汇聚成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热。这个现象在北京、上海可能更加明显。我最近几年来几乎每一年都会被邀请参加关于中共革命的学术研讨会。主持召开这类会议的，很多是历史学科之外的。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当然会有现实关怀的因素，具体分析本文在此不做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与新的革命史研究热相关联的，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兴起。“中国当代史”，一般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但关于这段历史的名称，但关于这段历史的名称，学界内部尚未统一，有的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最近有一批学者，在极力鼓动建构“中国当代史”学科。他们也约我写文章，但我给他们泼了一点冷水。我说最好不要建构一个“中国当代史”学科。自鸦片战争以来总共就100多年，现在的局面隐然划分为三段：晚清、民国、共和国，几乎成为三个学科。其实这样的“学科”划分，个人觉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当年“民国史”学科在大陆刚刚建立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个好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未必全然是一件好事，至少有利有弊。当你建构一个新学科之后，你会特别强调这个学科的领地和边界。而过于强调这个学科的领地和边界之后，难免割裂与前后左右的关联性，会有意无意画地为牢，自我束缚思考空间和学术视野。

       如果要建构一个“中国当代史”学科，那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学科的边界在哪里——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认为以1949年为起点，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要问的是，1949年的转折意义究竟有多大？中共以前一直在强调，1949年以前是旧社会、旧中国，1949年以后是新社会、新中国，是为了切割“共和国”与“民国”的关联性，强调新政统的合道性。若从中共自身历史来讲，1949年的历史转折意义恐怕就没有那么大。1949年之前，中共既是革命党同时也是执政党，在很大的地域里面，中共实际上早已是执政党了。在抗日根据地，再往前推到苏区时期，它执政的时间也不短了，空间也很大了。1949年以后，它是执政党，但同时它还是革命党。所以我觉得1949年在中共历史上没有那么大的转折意义。恰恰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以1949年为“中国当代史”的开端以后，从1949年下手研究中共革命的时候，其实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还不小。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割裂中共革命自身的连续性。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也想从1949年下手研究毛泽东时代后期的革命。但后来感觉必须往前追溯。开始追溯到延安时期，继而追溯到江西时期，最终追溯到上海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陈独秀时期”。




                               “失败史观”


       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史学对“陈独秀时期”的看法，我把它称作“失败史观”。什么叫“失败史观”？因为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了，长期以来我们的问题意识是，革命为什么会失败，革命失败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反复在讨论这两个问题。与之相关的，自然是低估了陈独秀时期在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性。其实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可能许多问题都要重新进行思考，甚至可以说中共早期的历史我们可能要重写。比如说中共一大是中共成立的标志吗？一个政党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如果它没有成立的话怎么可能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呢？若党还没有成立，哪来的代表？必须先成立党，先有党的地方组织，再由党的地方组织推选代表来召开一大。应该说，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党组织，才是中共建党的标志。

       又如中共成立前夕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问题。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党史在叙述中共成立前，专门有一章讲述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么写的理由是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了说明共产党在中国的建立已经具有自己的无产阶级基础，必须举证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壮大。而为了要证明工人阶级在中国已经壮大，那就要说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发展的很不错了，所以中共官方党史会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当时的实际情形，这个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其实是个神话。一战的时候，欧洲列强的确无暇东顾，确实把这个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给空出来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第一，这个市场空出来了之后，邻近我们的日本资本家趁机而入。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民族企业没有办法填补这个空出来的市场，最大问题是民族资本企业所需的最基本的工业机器毫无基础，必须从外国进口。但这个时候，恰恰因为一战，东西方的交通线断了，一些基本的工业机器都进不来。所以，在一战时期，只有棉纺织企业有所发展，因为棉纺织企业在战前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棉纺织企业真正有所发展也不是一战期间，而是一战以后，大概是1919—1922年前后。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官方党史所描述的所谓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所引用的数据，基本上是棉纺织企业，而且也是有限的发展。

       众所周知，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是1919年成立的。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帮助成立的，所以各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基本都在1919—1924年前后。也就是说，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其本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发展壮大关系都不大。




                            “党魁”的重要性


       过去官方党史批判陈独秀，让他承担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当然现在学界都认为这个责任不应该由陈独秀来承担，而是应该由共产国际来承担，因为这个时期的中共一切都要听从莫斯科的指令，从路线、方针、政策到财政、人事，基本是由莫斯科一手来操控，中共的自主空间其实很有限。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共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还是有差别的。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国共产党真正成功掌权的并不多，靠自己革命成功的更少。中共革命的成功，在国际共运史上不是常态而是变态。其实在中共早期，这个局面就已经初步形成了，那就是说，我们大大低估了“陈独秀时期”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过于强调毛泽东时代的成功，而忽视了陈独秀时期对中共崛起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早在1926年的时候，共产国际好几次都表扬中共，说与其他各国共产党相比，你们干得非常好， 干得非常不错。

       过去批判陈独秀，“罪名”之一是他的家长制作风。若从国际共运比较观察，恰恰是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成就了中共早期的崛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在成立后不久，就陷入到派系的纷争里面。而中共早期，在陈独秀领导下没有产生派系。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讲要承认山头，要照顾山头，可见山头已经出现了。而在陈独秀时期是没有山头的。当时很多国家的共产党派系纷争很厉害。可以说，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在早期之所以没有成气候，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内部的派系纷争。而派系纷争的原因，在我个人看来，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党魁，而中共则是找到了陈独秀这样一个具有崇高威望的人做领袖。我们要知道，当莫斯科在各国寻找代理人的时候，一般只能找到年轻人。革命是年轻人干的事情。而找了一帮小年轻，那么问题就来了——论资历，论能力，大家都在一个层级上，究竟谁来做党魁？谁都想做党魁，谁做党魁也不能服众，只好各立山头，各树一派。这就是问题所在。而中共有幸，莫斯科派人来中国时找到陈独秀做党魁。这并非莫斯科如何英明。它没有在其他国家找到一个“陈独秀”，而在中国找到一个“陈独秀”，是因为中国有一个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我们也知道，陈独秀天生就是一个革命家。他的个性真的天生就是一个革命家。五四的时候，亲自上街去散发传单。要知道当时他的身份不仅仅是北大教授，还是北大文科学长。文科学长相当于我们今天大学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已经是全国文化界的知名领袖，他其实犯不着亲自上街去散发传单。有一句话特别表征他的个性，他说：“我这个人，会说极正确的话，也会说极错误的话，但是我绝对不会说不痛不痒的话”。这是很能体现他的个性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所以说莫斯科能够找到陈独秀，也是因为历史的机缘巧合，中国有这样一个人。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像胡适，他就认为关键的关键是1919年3月26号那天晚上。1935年，胡适借阅他的北大同事汤尔和的日记来看。他看到汤尔和1919年3月26号的日记后，特别生气，立即给汤尔和写了一封长信，说他们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胡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3月26日晚上汤尔和他们一批北大教授开会，说服和鼓动校长蔡元培，撤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理由是陈独秀嫖娼。胡适指责说，就是因为你们那天晚上把陈独秀的文科学长撤了，导致陈独秀负气离开北京去了上海，到上海后被一帮激进的年轻人包围，受这些人的影响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胡适说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在胡适等人身边，受他们的影响，是不可能走上建立中共之路的。胡适这样说不是开玩笑的，他是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就是那天晚上改变了历史。当然我们讲历史是复杂的，很难说是由某一个单一的因素来决定的。




                        土地问题与农民动员


       过去官方党史指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罪名”——就是土地问题。说他没有主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导致农民没有跟党走，所以革命失败了。这明显是由后来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倒推的。我们姑且不说这个责任不应该由陈独秀来负，其实我们今天倒过来看，土地革命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到底有多大的关联性恐怕还要重新讨论。我们要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中共已经有将近6万的党员，3.7万共青团员，960万农会会员，390万工会会员，还有15万童子团，当然这些数字难免有水分，但是无论如何，几百万农民被动员起来了，这大致不差。至少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这几个南方省是成功的。960万农民被发动起来了，而土地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那就是说，农民被发动起来和土地问题关系不大。我们知道，有个人叫沈玄庐，即沈定一 (号玄庐) ，这个人是和陈独秀在上海建党的重要分子，1920年他以个人的力量在他的家乡浙江萧山发动农民。两三个月的时间，在周边的一两个县就发动了近10万农民，这时候中共党组织还没有介入。1921年，另一个中共党员彭湃在他的广东老家海陆丰，也是几个月的时间在周边的几个县发动了几万农民起来，党组织同样没介入。也就是说单以个人的力量，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发动上10万农民。而过去我们总是强调农民是“一袋马铃薯”，中共高深的革命意识形态要跟底层的农民结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发动农民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来看，发动农民没有那么难，过去的农民没有党的领导也起义了。其实中共后来的土改，在我的印象里面，恰恰是在已经稳稳控制的地区，才搞土改，那些半控制和尚未控制的地区，中共是绝对不敢搞土改的。而从革命的需要来讲，正是那些没有发动的地区、没有控制的地区，更应该把农民动员起来，更应该把土改推行起来以吸引农民。这里面，土改与动员农民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中共在建立政权后搞土改，是要维持它的统治，要证明它的合法性的需要，而不完全是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需要。当然我们也知道，土改地区的农民后来当兵确实也很积极。所以这里面，土改和动员农民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还要重新进行探讨。




                          工头与工人运动


       我们要知道，1925年五卅运动那时候中共力量还很小，中共在上海的力量更小，但是五卅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这点我们的历史书上讲了很多。五卅运动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五四运动，只是后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历史书上更强调五四运动的意义。大规模的五卅运动到底是怎么动员起来的？在五卅运动结束之后，中共内部的总结报告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革命这么容易啊！”过去我们讲五卅运动的时候，只说20万工人长达一个多月的大罢工，却没有说这么多工人，这么长时间罢工，他们是靠什么维持生活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仔细考察才发现，五卅运动之所以能维持那么长时间，有那么大的规模，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依赖海内外各方的捐款，正是这些捐款维持了罢工工人的生活。那么这笔捐款有多少呢？总共有300万大洋！300万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北京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是290多万。因为有这么多钱，所以才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后来中共宣布五卅运动结束的时候，正是因为捐款花完了。长期以来我们的革命史从来不谈钱，因为革命太神圣了，一谈钱就俗了。但是对革命来讲，钱太重要了。那时也有人动员胡适，说你的影响力不在陈独秀之下。陈独秀建了个党，你也可以建一个党。当时胡适真的有些动心了，但是考虑几天以后，胡适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建党，为什么呢？因为没钱。我们知道，1923年建立的中国青年党，也是一批五四青年成立的。而中国青年党最终只能办一个杂志——《醒狮周刊》，而很难做其他事，为什么？就是因为没钱。所以假如没有莫斯科的财政支持，陈独秀估计也只能办一个《向导》杂志。孙中山当年革命的时候，作为党魁，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筹款。筹到一笔钱就买一批枪支暴动一次，再筹钱再买枪再暴动，基本上干这个事情。后来中共内部也讲，因为五卅得了一个五卅病。为什么得五卅病呢？就是那300万大洋害的，因为后来想发动工人罢工，工人开口就要钱，没钱就不罢工。其实这里面关键的还不是工人，而是工头。长期以来我们官方历史里面谈工人运动，从来不谈工头。其实工头在中共工人运动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当然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中共一开始闹革命的时候，首先在城市搞工人运动，在它的意识形态里面，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发动工人起来，打倒资本家，但是很快发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群体——就是工头。那个年代的工人，基本上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农民工。工头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上下其手。资本家要招工，必须依赖工头；农民要进城打工，也要跟着工头走，由工头介绍工作。所以工人被完全控制在工头手上，一切都要听从工头的。资本家其实也恨工头，因为工头也经常借工人的力量要挟资本家。所以工头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介作用非常大。在开始的时候，中共把工头划为资本家的“走狗”，说要把工头和资本家一样打倒。但在深入到工厂第一线的时候，发现工人完全掌握在工头手上，想撇开工头直接找工人，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工头不点头，工人根本不敢跟党接近。所以没办法，中共只好从工头下手，先跟工头拜把子，因为那个时候，工头都是有帮会的，所以那个时候李立三跟帮会领袖混得很熟，因为帮会领袖基本上都是工头——大工头、小工头。五卅的时候，300万大洋实际上除了一部分给了工人作生活费之外，很大一部分进了工头的腰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工人掌握在工头手上，中共并没有直接掌握工人，中共发给工人的生活费实际上只能发到工头手上。中共问工头手下有多少人，工头手上可能只有100人，但工头会说手下有150人，中共就按150人的生活费发给他。每天给工人的生活补贴，工头也会克扣一部分。一场五卅运动下来，工头发了大财。所以五卅运动之后，工头的革命积极性特别高，老是鼓动中共再来一次罢工。但是中共已经没钱了，工头就不干了。所以中共很痛恨，说原来还认为这些工头真的想罢工，其实只是想钱。这是早期中共工运最大的困境之一。




                      从运动群众到群众运动


       美国学者裴宜理教授研究中共早期革命，写了一本关于安源煤矿大罢工的书出版了。在这本书中，她说中共早期革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那就是非暴力传统。她说安源工人运动完全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有意思的是，她在研究安源大罢工的时候恰恰没有引用1936年刘少奇写给张闻天的一封很长的信，那封信中所反映的问题，恰恰与裴宜理的观点是相背的。刘少奇在1936年的那封信里面特别强调：“我领导工人运动十几年，从湖南、到江西、到广东、到福建，这么多年最让我苦恼的一个问题，也最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工人一旦被运动起来，就会越来越激进，就会失控。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请教过来华的美国工人运动领袖，我问他们美国的工人运动有没有遇见过类似情形，他们说没有；我也问了欧洲的工人运动领袖，问他们欧洲的工人运动中有没有遇见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说没有。但为什么中国的工人一旦运动起来就不听话了，就会越来越激进。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台湾学者吕芳上研究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写过一本书叫《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后来很多人套用这个模式，说中共的群众运动也是“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其实中共的运动应该倒过来，是“从运动群众到群众运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始的时候中共使劲运动群众，等到群众被运动起来后，就变成了群众自主运动了，不听党的话了。我们讲中共最擅长搞群众运动，但每一场运动到最后都免不了陷入刘少奇的“怪圈”。搞群众运动必须放手发动，只有放手发动才能运动起来，但是运动起来以后，最后就会失控，一失控就要纠偏，所以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放手—失控—纠偏，始终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纠偏纠早了，运动就不能达到高潮，所以前期必须放手，但是达到高潮后就会失控。中共的群众运动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文革”也没有解决。




                          农民运动的地域性


       我们再来看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中共最初从它的意识形态出发，想深入农村搞阶级斗争，想发动农民起来斗地主，但是深入农村以后很快发现这个其实是不大容易的。中共最早在广东搞农运，当时它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广东农村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宗族势力特别发达，宗族观念特别强，这个传统已有几百年。我们去看科大卫的《皇帝和祖宗》这本书，就会知道，明清以来，宗族在珠三角地区特别发达，宗族之间的械斗也有悠久的传统。宗族里面有地主，有农民，地主和农民是混在一块的。中共如何把农民和地主从宗族里面分化出来，让他们互相斗起来？这是一个难题。后来在广东发现，一些小的宗族，一些力量比较弱的宗族，会主动和党靠近，为什么？其实他们是想利用党的力量去对付力量比他们强的敌对宗族。中共没有办法，只好调整方针，因势利导，于是有的整个宗族全部加入农会，加入农会以后，他们马上就要求去攻打敌对的宗族。这样一个做法一直延续到国共分裂以后，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在广东的革命还是这个样子，一个宗族、一个村庄全部加入共产党，而与之敌对的宗族、村庄就全部加入国民党，基本上就是这个形态。在河南，农民运动基本上是红枪会运动，因为当时河南的红枪会实在是太厉害了，当时河南农村基本上是红枪会的天下。中共要下去搞运动，没有办法避开红枪会，所以中共自己也承认，说河南的农民运动基本上是红枪会运动，也就是说把红枪会的领袖发展入党，发展进农会做领袖，这样就把他们手下的农民转为农会会员。

       在湖南农村，情况又不一样。我们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最早发表的那个版本里面有一个表，是“湖南各县农会会员社会成分构成表”。这个统计表如果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凡是某个县的小学教师加入农会的越多，那么那个县的农民运动就越轰轰烈烈。毛泽东考察的五个县，正是小学教师加入农会人数最多的五个县，像衡阳，一个县加入农会的小学教师大概有1500人以上。当时的一个小学，基本上只有一名教师，所以1500多名教师就意味着有1000多所小学。当年中共在建党、发动农运的时候，非常注重小学教师。毛泽东自己在湖南一师毕业后也做过小学教师，还是教历史的，所以他非常了解小学教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毛泽东说湖南农民运动起来以后做了十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就是打倒土豪劣绅，所谓土豪劣绅，是指那些掌握了势力，掌握了资源的人，比方说掌握了公地、掌握了民团，这些人才会被称为“土豪劣绅”而成为打倒的对象，一般的地主、一般的土财主并不在打倒之列。其实打倒几个土豪劣绅，一般农民得不到什么好处，得到好处的是什么人呢？是小学老师。讲到底，是一个乡村权势的竞争。这批小学教师在省城接受新式教育后回到乡下，乡村的权势和资源已经掌握在旧士绅手上，这个时候恰好中共想利用小学教师，小学教师也想利用中共来打倒他们的竞争对手。“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其实农会的真正领袖。当时中共的势力只能到达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两级都是那帮小学教师在掌控。




                          从“容共”到“容国”


       再说早期国共关系，大陆这边叫“联共”，台湾那边是叫“容共”，至今叫法还没有统一。其实，无论是“联共”还是“容共”，都很难概括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因为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有一个非常迅速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中共很弱小，加入到国民党中，确实是国民党“容共”；但是一年多以后，中共在国民党内很快成长起来，感觉可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了，就改称为“联共”了。最后发展到反客为主了，连国民党人也惊呼：这哪还是国民党“容共”呀，已经变成共产党“容国”了。孙中山那个时候太自信，把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长都让中共党员谭平山来当。孙中山死了之后，汪精卫做了国民政府主席，他自己兼任中宣部部长，他又把这个位置让毛泽东代理。我们要知道组织部、宣传部是党里面的要害部门，尤其是组织部，所以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很快就被中共“包办”，国民党只控制了中央。中共的办法是，凡想加入国民党的，都允许加入，然后在国民党里面挑选那些优秀的，加入共青团，再从共青团里面挑选优秀的加入共产党。当时共产党里有一句话：国民党是共青团的预备学校，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预备学校。

       所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中共就展示出它非凡的本领和手段了。




                       先党后军与党指挥枪


       共产党既然这么厉害，那大革命又怎么失败了呢？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共的失败，既不是因为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也不是因为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关键的关键是中共没有掌控武力，武力掌控在国民党手里。党和群众运动的声势再浩大也经不起武力镇压。而早期中共没有掌控武力，是因为莫斯科的指示。当时莫斯科反复强调，一定要把党先建好，党建好以后发动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发动好以后等待革命时机成熟，时机成熟群众一暴动，革命就成功了。这是苏俄革命的经验，也是它为中共指定的革命路径。孙中山的国民党也是苏俄的联合对象，苏俄也批评孙中山片面重视军事，建议孙中山先把党建好，党还没建好就建军，军队很容易失控，但孙中山没有完全听他的。孙中山一面建党，一面建军，后来莫斯科也只好顺应他，帮他建立黄埔军校。当时斯大林认为国共两党都掌握在他手上，都听他的，所以他也没想到让国民党建军，而不让共产党建军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再说，如果也让中共建军，势必由他掏钱，他也舍不得。在斯大林的革命路径里面就没想让中共建立革命武装，在他的革命经验里面，也没有建立职业革命武装的必要性。所以说，莫斯科为中共设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如果站在1927年看，中共的失败确实是因为没有掌控武力，但如果站在1949年看，恰恰是“先党后军”这样一个路径为中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共早期把重心放在党的建设和群众运动上，到1927年以后才慢慢建立军队，军队始终掌控在党手里，真正做到了党指挥枪。

       而国民党呢，党和军同时建立，孙中山死后，由蒋介石接班，蒋介石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片面重视军队建设，在蒋的意识里面，人类社会里面，最有效率的不是党的组织，而是军队，从而形成枪指挥党的局面。我们知道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动不动就发生军事政变，而中共始终没有发生过。张国焘当年闹分裂的时候，也只能孤身寡人，一个人离开，而不可能把军队带走；林彪走的时候也不可能把军队带走，他的四大金刚也不可能跟他走，所以说中共是真正做到党指挥枪的。这个对中共的成功很重要。当然群众运动同样很重要。国民党一直没有搞群众运动。直到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对中共的了解仍极其有限。他对中共的一套体制是完全无知的。他对中共的实力根本不了解，他算来算去只算中共的正规军是多少，中共的武器装备是什么样，根本没把中共放在眼里。他根本不了解中共的人民武装体制。所谓人民武装体制是一个宝塔型的，多层级的。它的顶端是正规军，中间是地方武装，底层是民兵游击队。不要小看这样一个体制。比如国民党军队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国共内战时期，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征兵。开始的时候中共的征兵也成为问题。老百姓都不想当兵。但是后来中共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国民党始终没能解决。国民党抗战时期就抓壮丁，比方说在贵州抓了1000壮丁等送到广西前线，剩下不到10%了，超过90%在路上跑了、死了。即使上了前线逃亡率也极高，往往逃的比死的还要多。那共产党军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老百姓不是怕当兵吗？我先让你当民兵，保卫家乡总可以吧。民兵自给自足，还不需要党来负担。民兵经过了一两年的训练，接受了党的政治教育，思想觉悟提高了，军事也有所训练了，必要的时候把你转变为地方武装你也很乐意。地方武装到必要时候再转化为正规军。层层选拔，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淮海战役，国国民党军队投入80万，共产党军队投入60万，这是正规军。但是国民党军队的80万就是80万，共产党军队在60万正规军之外，还动员了543万民工做后勤。蒋介石失败了还不知道败在哪里。






作者简介：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江淮文史》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