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征 杨玉龙：陈独秀与北京大学

摘 要：1917年初，陈独秀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襄助改革。以往对陈独秀在北大改革教育的研究较为笼统，既未留意到陈独秀在学长任上的主要工作及其繁复程度，也忽视了改革过程中的观念冲突与现实阻力。面对已然固化的陈独秀的教育家形象，从学理上研究和探讨其教育思想与活动显得十分必要。事实上，陈独秀拟借文科学长职权在校内推行文学革命，然受限于文学观念冲突、师资质量差异及学术基础薄弱等主客观因素，陈独秀既无法主导文科学门改革方向，又缺乏可靠师资落实改革方案，可以说他在北京大学教育革新过程中劳而少功。

关键词：陈独秀；文学革命；北京大学；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6-0009-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6.002




       1917年初，陈独秀应校长蔡元培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襄助改革。以往学界对陈独秀在北大改革教育的研究较为笼统，多数论者仅依据发布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几则《文科学长布告》，便判定陈独秀是“伟大的教育家”“对改变北大的校风校貌起了重要的作用” [1]。也有论者指出，作为政治领袖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被明显低估 [2]。不可否认，陈独秀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他在北大从事教育时究竟有何作为，既往研究多语焉不详。面对已然固化的陈独秀的教育家形象，从学理上研究其教育思想与活动，显得十分必要。

       陈独秀传世的文字数量可观，但道及个人生涯及经历的片段屈指可数。陈氏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晚年未完成的《实庵自传》也只讲到参加江南乡试的情景 [3]201-211，留下非常之少的记录，使得诸如陈独秀在重塑北大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在文科学长任上究竟有何作为，对北大教育状况有何影响等问题，至今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解答。因此，本文将依据《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钱玄同日记》等材料，参酌时人文集及回忆录，以陈独秀改革北大文科国文门为中心，探讨其教育举措及成效，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一、初到北大


       1916年冬，时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致电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请他回国主持北京大学。此时，陈独秀正致力于扩大出版事业，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和群益书店的联合发展集股筹资 [4]。蔡元培返京后，在国立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下，聘请上海报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做青年的指导者 [5]428。尽管陈独秀以没有教育经验和学位头衔为理由拒绝邀请，但蔡元培不拘一格，允诺陈专当学长，不用授课，并开出月薪300元的优厚待遇。目前没有发现有力证据表明陈独秀对出任文科学长一职抱有兴趣，他对老朋友岳相如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 [6]而北京大学预科教员程演生则看出，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对北大教育状况和文学革命都将大有裨益：“读报得知足下近长北京大学文科，不胜欣祝，将于文科教授，必有大改革。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入矣。” [7]此时，陈独秀意识到“北京大学”这块招牌将会给文学革命带来巨大的推进力，他雄心勃勃地回复道：“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 [8]

       1917年秋以前，限于师资、经费及生源等因素，北大文科仅开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中国哲学门3科。学门内诸如教师聘任、课程规划、学生奖惩升黜等相关事务均由学长负责。北京大学的整顿始于文科。 陈独秀十分清楚文科在蔡元培重塑北京大学宏愿中的战略地位，改善糟糕的课程体系是整顿文科的第一步。到校后，陈独秀与蔡元培多次商议，制定出新的“文學教授之法”，即“（文学）拟与文学史相联络，如文学史讲姬旦、孔丘时代之文学，则文学即讲经典”“文学史拟分时代，各请专家讲授，不专属之一人” [9]307。不久，陈独秀就按计划拟出中国文学门（下称国文门）课程表。目前无法获知这份课程表的详细内容，而陈独秀和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的文字往还似能为此提供些信息。

       在课程表中，陈独秀在对中国文学进行分期时，以“魏晋至唐宋为第二期，元明清为第三期”。陈独秀如此分期，实际上是延续着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的观点。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指出：“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又称：“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10]可见，陈独秀是按照《文学革命论》的思路规划文学分期的。钱玄同在文科教文字学，他认为这种分期值得商榷：“鄙意宋世文学，实为启后，非是承前。词开曲先，固不待言”，且“小说是世近文学中之杰构，亦自宋始”，故“鄙意中国文学，当以自魏至唐为一期，自宋至清为一期” [11]。钱玄同看到的应该是陈独秀拟好的草稿，具体内容仍在变动之中。很快陈独秀就回信道：“先生前所见之课程表，日来各门均小有更改。中国文学则拟以自魏至北宋为一期，自南宋至清为一期。” [12]由是观之，履新文科学长后，陈独秀便乘改制国文门课程之机在北大推销自己的文学观点。

       在积极筹划新课程体系的同时，陈独秀毫不吝惜地将文科教席分配给熟识故旧。陈独秀首先去信高举文学革命义旗之急先锋胡适，邀请他填补哲学和英文教习的空缺 [4]。1917年2月4日，陈独秀减去朱蓬仙名下预科课时，请交游多年的好友刘三担任 [9]308。同年4月，陈独秀又将自己昔年任教安徽公学时的学生刘文典安排到预科担任国文教习 [9]313。当然，陈独秀也没有忘记混迹上海文坛的刘半农。刘半农是第一位以发表长篇论文的形式公开赞成文学革命的人。收到陈独秀发自北京的邀请，刘半农便计划北上 [13]。章士钊与陈独秀早在世纪初就相互认识，他们对文字宣传事业有着极大的兴趣。《苏报案》发生后，他们在上海共同编辑过《国民日日报》。由于对“二次革命”的结果深感失望，二人再度联手发行《甲寅》杂志。与蔡元培合作不久，章士钊出任北大逻辑学教授。刘师培早年与蔡元培和陈独秀有共同志趣，后来因政治立场的变化而与蔡、陈有所疏远，但陈独秀依然向他抛去橄榄枝，欢迎这位经学大师加盟北京大学 [14]。除了邀请故旧充实到文科教师队伍中，陈独秀还加强和先于他到北大教书的那些人的联系，诸如陈大齐、陶孟和、顾孟余以及朴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们——钱玄同、沈尹默、朱希祖等人。

       由陈独秀全面主持文科改革事宜，蔡元培指挥若定，据当年的学生回忆说：“蔡先生对陈先生却极为尊重，对陈的倡议和言论极力支持。文学院的人事、行政，一切均由陈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 [15]1917年的春天充满希望，初来乍到的陈独秀在学长任上踌躇满志，热心于延聘教师及筹划课程改革，事业正风生水起。




       二、修订文科课程


       1917年1月，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蔡元培向大会提交《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议案，提请改编现行学科设置与学制年限 [16]。9月，《教育部修正大学令》公布，北京大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各学门学科设置及课程体系作出相应调整。理科学门行动迅速，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改订课程，于当年11月率先公布改订理科课程报告 [17]。

       文科课程改革动议甚早，进展却十分缓慢。当陈独秀第一次召集文科同仁开会时，便遭到陈黻宸和黄侃激烈抗议。据《申报》报道，陈独秀因发起讨论学科之变动，而引发“无限之争论” [18]。报言：

       “陈独秀，安徽人，亦以文学革新自期者。自著手改革以来，可分为三事……陈学长之本意，以为教授科目与其程序应与世界普通之分类相合。其提案之要点：（一）哲学中不当立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之名，而与哲学史中始以地分之。（二）经书当依其性质分列文学、史学、哲学之中，不必再存经学之名。（三）讲中国文学史者自古迄今，讲中国文学者则当自今迄古云云。此种提案果确合于吾国情形否，姑不具论，要为世界言文学者普通之说法，然颇不合于旧派文学者之心理，反对最激烈者为陈介石、黄季刚二教授。陈氏之意以经为中国所特有，故无妨即特存经学一部，黄氏之意以为文学史可自古迄今，文学又何必自今溯古。持之既久，遂不免言语之冲突。校长乃宣言再付评议会议决。此当时纷争之理由云云。某君之说而果确，则文科大学之纷争突出于进行之机也。”

       在陈独秀的3个提案中，后两个提案遭到“旧派文学者”陈黻宸（字介石）和黄侃的抵制。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学自有其独特价值，陈黻宸坚持“特存经学一部”值得理解和同情。早在民国二年，蔡元培主持制定《大学令》时即已废除经学科，经书按照各自性质分置于各学科之中。其后，经学虽然乘着袁世凯复辟的东风在教育制度中有过短暂的回潮，可是马上又被新政府废除关于儒学在中国现代学校教育中地位变迁的讨论【参见：袁征《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转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36-156页 】。 此时坚持保留经学与时代潮流相左，显得不合时宜。黄侃所持“文学又何必自今溯古”之意，则是有的放矢。章门弟子较为普遍地崇尚魏晋六朝文学，其中地位突出的黄侃尤为如此 [19]。而陈独秀笃信并渴望“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20]。他提议“讲中国文学者则当自今迄古”，实际是为文学革命开路。记者特别指出：所谓“旧”者，“古代为黄金时代”也；“新”者，“愈至后世愈近化”也此处“古代”与今义不同。联系当时文科国文门“古代文学史”“中古文学史”“近世文学史”课程分期，“古代”应指唐以前，“后世”应指唐宋讫民初【参见：《文科学门文本科七年度第一学期课程表》，《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14日，第3版】。陈独秀的意见是“调和新旧两方面”，这正符合他上任之初所发“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的声明。观念差异导致意见分歧无可厚非。然而，原本的学术争论却发展成言语冲突，闹得不欢而散，蔡元培无奈宣布日后再付评议会议决。可见，陈独秀推进改革时阻力很大。

       按照蔡元培的打算，重塑北京大学的计划将于1917年秋季全面启动 [9]303。1917年8月到1918年1月，在这些日子里，《新青年》没有出版发行，陈独秀全力配合蔡元培工作，加速了北大改革的步伐。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釗、刘师培、吴梅、梁漱溟等人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正式投入工作，这些《新青年》的同行者或陌路人齐聚北大，为改革的继续深化注入勃勃生机。

       为文科设计出合适的课程体系，仍是陈独秀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据《北京大学日刊》披露，当时国文门本科专任教师只有黄侃、刘师培、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吴梅6人。所开设课程亦是相当有限，除英文课外，分别为中国文学（黄侃、刘师培、吴梅合授）、中国文学史（朱希祖、刘师培、吴梅合授）、文字学（钱玄同授）、哲学概论（陈大齐授）、欧洲文学史（周作人授）、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周作人授）共6门 [21]，不及《大学规程》规定开设课程的1/2《大学规程》规定，国文学类开设课程为：（1）文学研究法、（2）说文解字及音韵学、（3）尔雅学、（4）词章学、（5）中国文学史、（6）中国史、（7）希腊罗马文学史、（8）近世欧洲文学史、（9）言语学概论、（10）哲学概论、（11）美学概论、（12）伦理学概论、（13）世界史【参见：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11页 】。在陈独秀履职前，国文门本科课程主要由章门弟子朱希祖、钱玄同、黄侃和陈大齐担纲。1914年秋天，胡仁源任命夏锡祺为文科学长。从那时起，章太炎门下杰出的弟子们相互援引，迅速占领文科学门大多数教席。尽管章门弟子作为新的学术势力在北大崛起时所向披靡，但他们仍然没有掌握足够的文化资源让学生们在知识的海洋中乘风破浪。如果不是周作人、吴梅、刘师培等加入，国文门课程种类和师资配备可能依旧“一贫如洗”。

       1917年11月21日，陈独秀约请胡适、沈尹默、黄振声、陶履恭、章士钊、陈大齐、钱玄同等人开会，讨论改革文科课程 [22]。12月2日，陈独秀领衔发布第二次、第三次文科课程会议议决案。其中，国文门课程分为必修、选修和研究科3类。必修课程为文学概论（每周2课时）、文字学（一字音、二字形、三字义，合计6课时）、文史学要略（3课时）、上古至秦之文学（2课时）、汉魏六朝文学（3课时）、唐宋文学（2课时）、元明清文学（3课时），选修课程有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建安七子诗、阮嗣宗诗、陶渊明诗、谢康乐诗、李太白诗、杜子美诗（附杜以前诗人、杜以后诗人）、唐五代词、北宋人词、南宋人词、江西诗派、明曲、宋以后小说、文选派文学、八家派文学、江西诗派、古代文学史、中古文学史、近代文学史，国文门研究所开设的研究科有钟鼎龟甲古文、说文解字、古音学、今音学、训诂学、文典编纂法之研究、字典编纂法之研究、国语之研究 [23]。这些课程大部分属于传统文学方面。其中，文选派文学、八家派文学、江西诗派正是文学革命诸人重点批判的对象，依然被列入选修课中。

       有意思的是，陈独秀还将宋以后小说列入选修课。小说历来被视为“君子弗为”的“小道”，晚清时期学堂明令禁止学生阅读小说 [24]。1904年，京师大学堂学生瞿世勋“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既经监学查出，犹自谓考社会之现象，为取学之方。似此饰词文过，应照章斥退;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 [25]。民国建立后，政府虽放松对学堂阅读小说的管制，但在最高学府讲授小说仍然不受待见。据沈尹默回忆，前北大代理校长何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 [26]。可见，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对小说在课堂中的地位是不屑一顾的。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学，宣称“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27]。欲发扬白话文学，自然要先消除读书人对白话小说的轻视，将白话小说引入课堂不失为消除轻视的可靠办法。

       文科同仁对《第二次、第三次文科课程会议议决案》并不满意。一周之后，《文科改定课程会议议决案修正》公布。这次修正是在原来基础上将“上古至周秦文学”改称“周秦文学”、“文史学要略”改称“文学史大纲”外，选修课增加“文”类作品，包括左传文、史记文、汉书文、三国志文、墨子文、庄子文、韩非子文、王充文、陆机文、韩愈文、柳宗元文、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建安七子诗、阮嗣宗诗、陶渊明诗、谢康乐诗，等等 [28]。事情到此并没有停止，关于国文门课程安排的讨论仍在继续。

       国文门课程最终确定案——《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公布于当年12月29日。在修正案中，历代（周秦、汉魏六朝、唐宋和元明清）文学合称中国文学；删去文学史大纲，将中国文学史（古代、中古和近代）从选修课中提出列为必修课;同时增设欧洲文学史、十七世纪欧洲文学史、哲学概论、美学概论、言语学概论5门新课，其他未作更改 [29]。

       至此，由陈独秀主持的文科课程改革终于完成。国文门的课程格局基本形成，并计划于1918年文本科第二学期正式投入使用 [30]。




       三、编辑《模范文选》


       文科课程改革在陈独秀与同仁的努力下终于完成，文本科的课程内容日渐丰富，课程结构逐步完善。相较于文本科，预科的课程变动不大。陈独秀在预科的主要工作是推动《模范文选》编辑。

       在陈独秀入职前，预科教员沈尹默、钱玄同、马幼渔既已着手改革大学本、预两科中国文教授事，编选模范文原本就是预科的计划工作之一。据《钱玄同日记》载：“此事尹默在两年来固已拟就一稿，至今已四、五改，此次所录似最完备，凡分六类，（一）历代学术思想之文，（二）传经之文，（三）关于史学之史，（四）关于政治之文，（五）关于科学之文，（六）关于文学原流之文。其中有《中庸》《礼运》，有《桃花源记》，在思想不发展之人观之，鲜不以为骇怪者也。” [9]294可见，文科革新端绪早已由沈尹默、钱玄同等人启动。

       陈独秀到任后，一位文学革命支持者致信他说：“昔之人欲售其主张，恒藉其选本以树之鹄，非如现在坊间选本之无甚深意也。仆以为足下既张革命之军，突使一般青年观之，茫然莫得其标准之所在。则莫妙于取古人之诗文，与吾宗旨稍近者，诗如李陵、陶潜及《古诗十九首》之类，文如黄太冲《原君》、王守仁《祭瘗旅文》之类，选为课本，使人知有宗。由是以趋于改进，似更易为功也。” [31]在这位读者看来，选取符合文学革命宗旨的文章重新编辑选本，供学生学习，如此推行文学革命将事半功倍。陈独秀对此深表赞同：“读文选本，诚数要图。吾友沈尹默君方从事于斯，书成当与吾辈宗旨不相远也。” [32]遗憾的是，沈尹默所编的模范文选本尚不得见。

       编辑《模范文选》本是预科既定工作，又能借此推行文学革命，何乐而不为？陈独秀继续推进《模范文选》编辑工作。他曾通知程演生在文科学长室约会，商议选择预科模范文及句读事 [33]。程演生不负期望，1918年9月程编《模范文选》出版发行 [34]。程编《模范文选》与沈尹默版的辑录方式不同，“一改从前选家之面目”，书中“就文章之本体划别”，将选文分为叙述、描写、议论3类。程演生自言：“描写之文，乃文学上最有价值之点”，是吾国之缺乏而“欧美最为优长”，所以“特用提出为一类，以示重要” [35]。程演生编辑《模范文选》作为北大学生用书，实际是将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主张落实到教育领域。早在《青年杂志》时期，陈独秀就断言：“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 [36]到发表《文学革命论》时，陈独秀更是旗帜鲜明地宣称：“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0]输入写实主义一开始就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写实主义与文学革命的讨论【参见：宋声泉《写实主义与文学革命的发生》，《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第107-114页 】。程演生领会了文学革命的宗旨，当陈独秀接任文科学长时，他就满怀希望地说：“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入矣。”然而，《模范文选》内容“叙述类多取诸经史，描写类兼采集部，而议论类则取重子史，及汉代奏议”，均是文言作品。输入西方写实主义不是靠翻译外国文学，却是从中国传统“经、史、子、集”中寻找学术资源。可见，陈独秀并未因主张文学革命而抛弃传统学术，以往研究者将陈独秀视为激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者是值得商榷的。




       四、改革实效与阻力


       蔡元培对陈独秀抱以极度信任和莫大期望，希冀能切实整顿和发展文科。陈独秀主持修订新课程体系，推动预科《模范文选》编辑，还联合理科学长夏元瑮就北大组织和学术改革建言献策 [37]。有学者指出，蔡元培、陈独秀等对北大的改革，自始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这就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的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 [38]。实际上，这类讲法遮蔽了陈独秀在改革文科学门过程中遭遇的观念冲突与现实阻力。作为教育管理者，陈独秀工作时力不从心，既无法主导文科学门改革方向，又缺乏可靠师资落实改革方案，可以说他对北大教育革新是劳而少功的。

       首先，陈独秀提议将“宋以后小说”列入选修课之中，但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选修课得到执行。真正将小说带入课堂的人是刘半农和周作人，是以研究科的形式开展。1917年11月，为引导学生钻研学问，北大发起组织研究所。文科研究所列出音韵、形体、训诂、文字孳乳之研究、文、诗、词乐府、曲、小说、文学史、注音字母之研究等11个科目，供学生选择。报名人数排名前5的科目依次是文、音韵、文字孳乳之研究、形体和训诂，这些科目由具备扎实学术功底的陈汉章、黄侃领衔，人数分别为26、19、18、14和11人。相比之下，小说和注音字母之研究的报名人数则惨不忍睹，各科仅有1人 [39]。小说科由刘半农和周作人担任指导老师。两天之后，小说科又增加1名研究员 [40]。1917年12月14日，第一次小说科研究会召开时，只有崔龙文和袁振英两名研究员参加，最初报名的唐英、唐伟大概已经退出 [41]。可见，即便文学革命开展已近1年，影响力十分有限，传统学问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白话小说依然被学生轻视。在陈独秀离开后，鲁迅于1920年入职北大开讲“中国小说史”，小说才作为一门正式课程在文科立足 [42]。

       其次，陈独秀虽为文科设计出新的课程体系，并计划在1918年文本科第二学期正式使用，但到1918年9月，文本科课程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据《北京大学日刊》报道，中国文学门课程新更为：文学概论（每周1课时）、文（一年级，魏晋以前各家，3课时，黄季刚）、文（二年级，魏晋以后各家，3课时，黄季刚）、文（三年级，6课时，刘申叔）、诗（一年级，魏晋以前各家，3课时，黄季刚）、诗（二年级，魏晋以前各家，3课时，黄季刚）、诗（三年级，6课时，黄晦文）、词曲（一年级，2课时，吴瞿安）、词曲（二年级，2课时，吴瞿安）、词曲（三年级，6课时，吴瞿安）、古代文学史（上古讫建安，2课时 ，朱逖先）、中古文学史（魏晋讫唐，2课时，刘申叔）、近代文学史（唐宋讫今，2课时）、文字学（一年级，声韵，3课时，钱玄同）、文字学（二年级，形体，1课时，钱玄同）、文字学（三年级，训诂，2课时，钱玄同）、欧洲文学史（3课时，周启明）、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3课时，周启明）、哲学概论（3课时，陈百年）、言语学概论（2课时，沈步洲）、第一外国语（3课时）、第二外国语（3课时）[43]。在这份课表中，中国文学课程已經按照文、诗、词曲分类开设，不再随文学史分期安排。同时，原拟中国文学的分期亦改为上古讫建安、魏晋讫唐、唐宋讫今，文学史分期亦随之变化。文科学门课程体系出台前后历时约有1年，正式实施时又逢变更，可谓是一波三折。之所以如此，实在和文科内部的观念冲突与现实困境有关。

       尽管所有课程改革计划书的具名者都是陈独秀，但实际课程设计是新旧两派妥协的结果，尤其是被视作旧派代表的刘师培，他的建议几乎全为修正案吸收。刘师培入职北大虽是靠陈独秀援引，但入校后与黄侃关系更为密切，两人亦师亦友 [44]，合授中国文学课程。黄侃自1914年起，在北大主讲《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家刘勰所作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后黄侃讲义结集成册，命名为《文心雕龙札记》，一时颇得赞誉。作为太炎门生，黄侃在文学理论方面却更接近刘师培的观点 [45]。刘师培本人对《文心雕龙》亦有深入研究，也敬佩黄侃的学问。在改订文科课程的讨论中，他毫不犹豫地推荐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为文学概论课的教科书 [46]。在当时的北大，刘师培和黄侃被视作《文选》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魏晋风度与六朝文章。刘师培建议将诗、文按“魏晋以前各家”“魏晋以后各家”分次授受，应该是参考过黄侃的意见，毕竟这两门课由黄侃主讲。当然，学长的意见同样需要充分考虑。元明清文学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是课程计划中陈独秀最为重视的部分。对此，刘师培建议将近代文、诗、词曲列入“选科”，供三年级学生自由抉择 [47]。在课时分配上则向近代文学倾斜，三年级文、诗、词曲3课每周高达6课时。

       新制课程体系并没有遵循陈独秀“讲中国文学史者自古迄今，讲中国文学者则当自今迄古”的计划，而是采用黄侃“文学及文学史自古迄今”的讲解思路。元明清文学虽在课程门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已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地位不如从前。刘师培充分照顾双方意见，陈、黄亦各有让步，最后实施的课程体系实际上是一份折衷新旧的方案。

       陈独秀在文科学长任上“竭力奖励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 [48]，实际却鲜见成效，白话文学推广不入高明法眼，文科课程改革差强人意。这种结果除遭遇观念冲突外，还受制于客观环境。当时文科内云集着大批传统学术名家：钱玄同、黄侃等人在文字学上的造诣处于学界顶尖水平，甚为前辈学者推重；刘师培继承并发展清代中期学者阮元的学说，深厚的学术积累为他在师生间赢得一片好评，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觉得他（刘师培）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亦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49]其他教员学术造诣虽不及钱、黄诸人，但多在传统学术方面有一定积累，为学生所着迷。杨亮功是1917级国文门学生，据他回忆，当时文科最受欢迎的教授是刘师培、黄侃、黄节和吴梅：“当时中文系教授有刘申叔（师培）先生讲授中古文学史，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黄晦闻（节）先生教诗，吴瞿安（梅）先生教词曲，皆是一时之选。” [50]这说明，在教育领域，教师必须拥有扎实的学问积累和流畅的表达能力，才能吸引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反观文学革命诸人，尽管他们能用生花妙笔创作大量时文随笔，但在专深研究和言语表达方面均不尽人意。陈独秀在北大并不开课，胡适和章士钊拥有专业知识，却不在国文门担任教职。国文门的文学革命干将只剩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和周作人等。沈尹默任教于文预科，不仅支持文学革命，还是《新青年》同人中最早的新诗创作者之一。陈独秀推动编辑预科《模范文选》自然有沈尹默的支持，但影响毕竟有限。另外，钱玄同、刘半农和周作人3人虽被视为“新派”教授，可惜学生辈对这3人的评价极不友好。




       五、余论


       政治领袖出现在教育史教科书或研究性论著中本无可厚非，然而，如何确定其在教育史中的适当位置，则需要审慎对待和扎实研究。陈独秀是近代以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为深远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北京大学办教育的实际情况值得认真讨论。

       陈独秀是蔡元培为重塑北京大学所引进的重要职员之一，到校后，积极支持改革事业，据学长职权在校内推行文学革命。陈独秀计划将其文学主张融入新制国文门课程体系中，并推动文预科编辑《模范文选》，试图通过学科改制将文学革命推而广之。然在具体运作中，陈独秀的计划遭遇到“旧派文学者”的抵制，最终确定的文科学门课程是相互妥协后的结果。同时，由于缺乏可靠师资，陈独秀致力将白话文学引入课堂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陈独秀的改革虽有制度保护，却缺乏深厚学理支撑，加之传统学术的挑战，这些主张在校园中几乎被边缘化了。

       反观理科学长夏元瑮，在蔡元培长校最初的两年里，除本职外，另代理过工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承担着更多全校性工作 [51]。文、理科研究所同属新创，在人员、经费和设备条件等方面均有困难。夏元瑮竭力设法向日本订购化学器具 [52]，编制各实验室财政预算 [53]，还为化学实验室捐赠“照相仪全具” [54]，力所能及地为研究所建设出力。此外，还留心北大图书馆建设，集中财力优先为图书馆及研究所购置各类文献 [55]，亲自采购西文书刊 [56]，编制书目和撰写新书导读 [57]，供师生参考。尽管这些努力事属分内且成效有限，但相较于陈独秀例行公事式地发布“告白”“启事”，夏元瑮无疑更为认真负责。

       职事北大的两年间，作为文科学长，陈独秀是有志未伸；可作为舆论家，陈独秀则拳脚大张。1918年3月，《新青年》编辑部改组，吸纳北大教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人为轮值编辑 [58]。北大师生与外省青年学子踊跃投稿，連蔡元培亦多次在《新青年》上刊发文章。学生们跟着老师的脚步，相继创办《国民》《新潮》《国故》等杂志，以各自的立场与观点不断拓展《新青年》在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各项议题。借助北京大学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陈独秀鼓吹的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终于由涓涓细流汇成滔天巨浪，最终席卷全国①。蔡元培所谓“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5]500，恰如其分地指出陈独秀在北大是助长“议论”，而非培植“学术”。在此意义上，陈独秀无愧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① 关于陈独秀、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讨论，参见：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1-40页；桑兵《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57-80页；桑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学术月刊》，2020年第5期，第163-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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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波 钟昭会）




来源：《教育文化论坛》202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