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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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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家在陈氏宗谱中是属大伦公的一支,谱名由20个字排列的,我只记得15个字,开头的一句已忘了:“……天章衍庆遐,长源传祖德,永远振家邦。”我祖父是“衍”字辈,父亲是“庆”字辈,我本是“遐”字辈。我大哥(孟吉长子)名“遐年”,以下都跟“年”字走,所以在遐年以下的弟辈叫永年、延年、乔年等,是我们这一房的例外。我的儿侄都是“长”字辈,以前女儿不以谱名排列,到我儿侄二辈时,女儿也用谱名排的了。

       我家原籍是怀宁县广圩陈家破屋,现在广圩区白泽湖公社的沈家店附近。此村的老屋基正好坐落在两保交界之处。两保把屋基分剖两半,故称“陈家剖屋”,俗呼“陈家破屋”。但我家世居安庆府城,听说我父亲出生时,尚住在安庆北门“后营”旧居,又名十八家,是贫民窟,在同仁医院(现在的一一六医院)的东隔壁。由于怀宁县境内有一座独秀山,距安庆市北40里,有人误传为我家祖籍。后来,昔凡公在外做官发了财,大概在光绪末年,就在南水关(今土产仓库隔壁)盖了一套新屋,全家才由北门后营迁至新居,这个房子就比较好了。

       我父自与小姨高君曼结婚后,我只听说就在安庆城中心的府前街宣家花园租房另外生活,不住在家里。父亲在民初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时就是住在宣家花园的。我妹妹子美、弟弟鹤年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到反袁失败,父亲避离安庆,又在南京东厂街(秀山公园旁边)盖了两座草房,大约十余间,置地数十亩,作为高君曼和两个弟妹的居住点,以后一直没有回安庆过,我弟弟读书也是在扬州中学。

       高君曼与父亲结婚后,一直没回过安庆,直到我生母去世(1930年),才由我老舅(我父亲的舅家)查家通知了她,高才带着我的弟妹回来奔丧,来时还先到查老舅家,再由我们去接回的。高这次回家住了约有一年。不过,我们家庭中对高的回家还是有议论的,如我的表兄弟(大姑母之子)仍呼高为“小姨”而不呼她“舅母”,高君曼听了很不愉快,曾在背地里对我说:“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但他们对舅舅(指父亲)是怎样称呼的?”这时正是我家走倒运的时候,情绪、感情已与从前不大一样了,彼此已不甚计较了。

       这次我生母去世,父亲没有回来,不过,此消息他是会知道的,因为他可以从亚东图书馆得知。亚东是我家与父亲在上海的通讯联络点。那时,听说父亲在上海的行踪秘密,经常找不到他。(问:“是否常到姓潘的那里去了?”答:我不知道。只知道高与父亲的关系已不甚愉快了)

       至于我家的财产,听上人说,是昔凡公在东北做官期间发的财。那时正值日俄大战,东北正是战场,战场上需要马匹,商人就从蒙古贩马去战地。经过昔凡公做官的境地。要抽牲口税,数量多了,这笔税金就使昔凡公发了财。

       昔凡公在东北做官任内发家以后,还想发大财,就在浙江找该省的巡抚增子固。增子固原来也在东北做官,与昔凡公正好是前后任,昔凡公的辽州、新民的知州就是接替增子固的,二人私交很深,并结为换帖弟兄。昔凡公想与增子固合伙做东北大豆生意,正好有个姓姚的英语通事(翻译),介绍为英商在东北收购大豆。陈与增合伙,并以浙巡大印担保。这个姚通事实际上是个买办,从中撮合,坐取渔利。当时曾同英商签订了合同。合同载明:在合约签订之后,收购东北大豆由华方代办,英方不得再私自前往东北收购。但英商没有践约,仍私往东北收购,以致豆价大涨。昔凡公发现后,即依约向英方提出诉讼。经判决,是英方违约,损失由英方负责赔偿,但所订合同也由此终止,华方将定洋退还英方。其中一切手续,全由通事从中串连。谁知这个将原合约终止,华方退还定洋的契约是假的,他们设了一个骗局。就在这个时候,正碰上武昌起义爆发,到民国成立,增子固的浙江巡抚倒台了,英方则通过外交部要求索还原定洋,或按约交付大豆。昔凡公只得宣告在东北的财产破产。据说,增子固当时住在北京,我祖母谢氏曾去找过他,交涉此案的经过,他都参与了,翻译也是他请的,还派专人到安庆来过,增子固也负担了一部分经济损失。昔凡公对这笔生意的失败,所受的打击很大,自叹不懂洋务,受人愚弄,不识洋文,两眼漆黑,被买办欺骗。他一气成疾,卧床不起,就在癸丑反袁失败的那年逝世了。倪嗣冲派兵来我家抓人,昔凡公的灵柩还停放在家里。我祖母谢氏说:此财发得容易,去得也快,想发更大的财,反把老本也丢了。老婆婆(祖母)由于此事的刺激和昔凡公的死,再加上我父亲被通缉而逃亡,孙儿(永年)被抓入狱等一连串不幸的事,悲愤过度,生了大病,又因常常哭泣,流泪过多,眼睛也渐渐坏了。

       我父亲的最后一个夫人,姓潘,上次我说叫潘丽珍②,是记错了,应该叫潘兰珍。她是上海纱厂的女工,江苏人。据高语罕对我们说,1932年我父亲在上海被捕以前,潘与父亲就已相识,但并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人,等我父亲被捕,报纸上登载了他的情况后,她立即就从上海赶到南京,一直在狱中服侍我父亲。这时,高君曼已经死了。潘很年轻,当时只二十几岁,好像比我还年轻些。抗战开始,父亲出狱后由南京到武汉,而后又到重庆,最后到江津,潘都相随。当时,我父亲的身体已不好了,在南京监狱时,就有胃病,所以膳食以黑面包居多;同时血压已很高了,1937年父亲由南京直接乘大轮到汉口,血压上升到180°(上压)。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在父亲的晚年,全靠她料理服侍。她平时在家很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不愧是个工人出身。我们家人对她也很尊重,我们尊之为母,我儿辈呼她二奶奶,我祖母称她二娘子。但我觉得她对我们很少感情,我父亲在1942年病故,将父亲的一部分稿费给她后,就离开了江津,没有同我们打招呼。估计她是到重庆,后来又听说嫁了一个湖北人,因为没有联系,不知是否确切。

       父亲出狱后,我祖母叫我写信问他,家怎么办?父亲回信说,暂时可以不动。后来局势危急,祖母急着要去找父亲,当时父亲已在汉口,他的地址还是方孝远告诉我们的。祖母对父亲长期浪迹在外,总是担心受怕,常常叹息自问:能否由儿子抱头送终。我们在1938年才到汉口,父亲又先把我们送去四川,去四川重庆的买船票等手续,全由包惠僧帮忙办理,还为我们写信给宜昌的一位熟人(史岳门),记得所乘的船是一只军火船,在船上不准抽烟。我们到宜昌,正是六月盛暑,这时安庆已沦陷。我们到重庆,先住在旅馆里,后找到了同乡胡子穆、潘赞化和方孝远等。我大姑母(吴陈氏,大姑爷是安庆商人,早死,我们在汉口时就遇见过她)这时也到了重庆,我们就和大姑母住在一起。父亲由汉口到重庆的时间,要比我们迟十余天,他先住在石板街通源公司(公司主任姓黄,听说家在成都,与父亲是什么关系,不详,只见他家客人很多)。在重庆住有几个月,父亲就先偕潘兰珍到江津,约比我们先动身一个月,刚到江津时,曾先落脚在胡子穆家。

       当时的江津,集中了许多安徽人,如光明甫、朱蕴山、胡子穆等。我父亲先租赁江津东门城内的郭家公馆为住宅,同年冬天又移居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仲纯住在一起。邓仲纯是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怀宁人,曾留学日本学医,这时在江津开了一爿诊所,取名“延年医院”,租了一幢房子,楼上有多余的房间,就邀请父亲及祖母一同搬去住的。邓仲纯在江津与当地的一位姓邓的攀为同宗,为了有助于在当地立足。1939年我祖母在江津黄荆街逝世。在逝世前的一段较长时间,祖母双目失明,吃饭都由父亲亲手送给她。祖母逝世,大姑母一定要为死者披麻戴孝、守灵等尽孝道的仪式,父亲是顺从了。正是祖母逝世的时候,罗汉来江津看望父亲,也为祖母焚烧了纸钱。昔凡公和祖母谢氏,收我父亲为继子,就是为了老有所依,这个愿望总算如偿了。

       罗汉离江津去重庆,正值日机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后就一直没有再来过,我们都猜测他可能死于这次轰炸。

       祖母逝世后,父亲迁居离江津城西30里的鹤山坪。这里很清静,本考虑利于养病。但是,父亲的健康急剧恶化,血压增高到210° 以上(上压),初时还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就老叫头昏,1942年病倒了,临死前不久,潘赞化去看他,见到父亲做的一首诗,辞句感伤,精神萎靡,已失去当年一往无前的奔放豪情。潘老叔叔对我们说,照此情况,大概不会久长了。一日,忽有客自远方来,父亲格外兴奋,多吃了一些马铃薯,使肠胃梗塞,引起发高烧,心脏病发作,又不慎跌跤中了风。一星期后,三病并发,心脏扩大而停止了跳动,父亲就这样死了!原来医生就说过,父亲心脏扩大,过不了两三年,不幸而言中!

       补充一些亲属的情况。我的亲祖父象五,在父亲两岁就去世了。据说他是个秀才,没有中举,但代人写过八股文章。一生主要是教书,在桐城教过书,还在苏州教过书。在苏州是在安徽霍邱人姓窦的军门家当塾师,教军门的几个儿子。窦军门是霍邱窦家圩的大族。后来,我的岳父就是窦军门的儿子,也就是我祖父所教的学生。

       我有两个姑母,大姑父叫吴欣然,是个商人;二姑父姜超甫是画家姜筠的侄子。大姑父家的小表兄吴寄严,也曾留学苏联,认识张国焘,并与蒋经国是同学。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正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化名周西岑。当时国民党当局不明其真实情况,所以押在南京的水西门监狱——陆军监狱。那时我父亲也正关在南京监狱里,所以我去探望父亲时,也曾去陆军监狱探望过吴寄严。后来,国民党当局就以查无实据而释放了他。吴寄严的妻子名叫李秀泉,也是共产党人,吴被捕后她曾来过安庆。李是湖南人,大概是她设法通过何键的关系,经活动后才使吴寄严释放的。抗战后,吴也到江津去了。1948年解放的前夕,小蒋(经国)要他去台湾,他不肯。小蒋就下令抓他,后来因大军渡江迅速,才没被抓去。解放以后,吴夫妇俩在上海做俄文的翻译工作,大概在60年代逝世的。

       我的大哥陈遐年,也留学过日本,他的年龄比我父亲只小头十岁,比延年都大。一生从事教育工作,1956年才逝世。




注:

①  在我访问之前不久,有中国科技大学的刘开禄、李永堂访问过陈松年(发表于《党史资料》1980年第1期,题为《回忆父亲陈独秀》),所以称“再访”。

②  指中国科技大学刘开禄等访问时所称。




原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后收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独秀评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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