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碧华：陈独秀与胡适谁让谁成名？

　　百年前，安徽出了两个文化名人，一为陈独秀，一为胡适。陈独秀之所以一度成为共产党领袖，皆因掌握了一处舆论阵地《新青年》，影响了一批有志之士，可以说，如果不办《新青年》，陈独秀在那风云际会的年代是很难胜出的。

　　从现在已知的史料来看，在那办刊办报成风的民国初期，《新青年》之所以一下扣住人心，胡适又功不可没。

　　1915年初夏，陈独秀一家从日本回到上海，由于家庭条件有限，首先是为生计，创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杂志要赢利，发行是大事，于是他求助于亚东图书发行社老板汪孟邹，汪一下对此新杂志的前景拿捏不准，推荐给了群益书社发行。杂志要有发行量，必须要有名人的重头作品做支撑，陈独秀又请汪孟邹推荐有实力的作者，汪便推荐了正在美国留学的安徽老乡胡适，陈独秀对这个小自己12岁的才子早有耳闻，当即请汪寄《青年杂志》给胡适，并郑重地说：“代我向他约稿，言语要恳切些。”陈独秀唯恐胡适不赐稿，所以要求汪写信时态度要尽量诚恳些。汪当即给胡适修书一封，并表明任何体裁都行，篇幅可长可短，那意思是只要是胡适的稿件就行，显然，他深知陈独秀的用意，只要胡适的名字撑门面就行。

　　到了这年的11月份，《青年杂志》已出一卷三号了，陈独秀还没有收到胡适的大作，每出一期前，陈独秀都要跑到汪孟邹那里问胡适寄稿没有，汪被陈逼急了，又接着修书几封，陈独秀说：“你把言语说重些，我盼胡适来稿，甚于儿童盼过年。”看看，当年的陈独秀对胡适可以说是无限崇拜呀。直到1916年2月3日，胡适才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却并没有寄给稿件，虽如此，陈独秀也如获至宝，因为胡适在信中谈到了关于新文学的一些主张，与陈独秀的观点不谋而合。陈独秀于是又请汪孟邹写信催稿，汪拗不过执着的陈独秀，于是又给胡适写信道：“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把陈独秀渴盼胡适稿件的心情形容为久旱盼雨，可以想象，陈独秀急于求得胡适的稿件以扩大杂志的发行量，但是直到这年的5月，胡适才将一篇译作《决斗》寄给陈独秀，可是因为《青年杂志》陷入一场刊名纠纷，直到9月以《新青年》复刊才刊登胡适这篇译作，显然，胡适是在汪孟邹的再三催请下交上这篇译作的，多少有搪塞之嫌。

　　可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并不是这篇译作，而是胡适在给陈独秀写信时，顺便将自己给朱经农的信中提及的新文学主张也抄给了陈独秀，这就是著名的“八事”——

　　(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

　　当时，国内知识界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白话文与旧体诗的激烈论争，陈独秀将这“八事”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后，标志着胡适首次与国内人士商讨这一场变革，也标志着陈独秀对他观点的肯定，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就此拉开大幕，《新青年》杂志销量猛增，陈独秀和胡适成了白话文运动的领袖人物，现在回头审视这段历史，假如当初陈独秀没有对胡适那么执着的敬仰，没有汪孟邹的热情撮合，假如胡适不把写给朱经农的信中的“八事”抄给陈独秀，一场文化运动至少会推迟一些年，《新青年》也不会那么声名远播，那么陈独秀在共产党创立初期也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胡适也正是借助《新青年》而奠定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因此，历史总是有些机缘的，陈独秀成就了胡适，胡适也成就了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