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北京 100091） | | [内容摘要]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出于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责任和思考，对如何进行抗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比如发动民众，进行全民抗战；对日本进行消耗战，跟敌人打持久战；运用游击战术，等等。表现了陈独秀不仅爱国抗日，而且对抗战确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如何看待和评价陈独秀的抗战策略思想，对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晚年陈独秀有一定的帮助。 | | | | [关 键 词] 陈独秀 抗战策略 思想 | | | | | | 陈独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救国的运动中去，表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高尚情操。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不仅为抗战呐喊擂鼓，而且作为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他还对如何抗日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建议。比如发动民众，进行全民抗战；对日本进行消耗战，跟敌人打持久战；运用游击战术，等等。如何看待和理解陈独秀的抗战策略思想呢？本文试就此进行分析和评述。
一、要求政府发动民众，实行全民抗战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就撰文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企图利用外交政策来解决民族危机。他指出：“用外交政策牵制某方面敌人，使有利于自己之斗争，有时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没有斗争之决心，专依赖外交来以敌制敌，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己。仰仗一面敌人之保护以拒绝另一方面敌人的危险政策，菲律宾之赖依美国，朝鲜之依赖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经验。”陈独秀还列举了清朝曾经妄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在1895年依靠俄德法三国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结果引狼入室[1]，这个事例来做说明。因此，陈独秀坚决反对所谓“革命政府革命外交”。正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视民众的反侵略斗争为“轨外行动”，企图指望所谓“国际公约”来主持“公判”，结果，导致了东北的白山黑水落在了日寇之手。“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还把希望寄托于列强的干涉上：“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2]国民政府外交部也照会日方：“我国政府极愿尽各种方法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故凡国际公法或国际条约对于处理国际纷争所公认之任何和平方法，如两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我国政府无不乐于接受也。”[3]国民政府委曲求全的态度，并没有得到日方的“谅解”，反而给了日本赢得时间的机会，贻误了中国的主动权。最后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陈独秀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必须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因为，“这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是不能抑制民众运动抬起头来的。”“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挡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在主张民众抗战的立场上，首先表现了陈独秀对民众力量的重视，他认为，“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只有近视的寄生虫们，只看见枪炮军舰飞机的力量，而不看见民众热潮的力量，并且他们就根本害怕、仇视这一力量，因此他们宁肯受帝国主义凶焰的薰灼——实已薰灼到他们的眉毛。”他还说：“抗日救国的民众们，只有你们自己奋起的热潮是你们的根本武器，没有它，一切都是幻想！”[4]“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5]所以，他呼吁国民政府“党政当局，应该积极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有最有效的办法。”[6]其次，那么，如何使民众组织起来呢？陈独秀指出，“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的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社会改造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由下而上，一个是由上而下。现在既没有自下而上的方法，我们不能等待，只好取自上而下的这个方式，我们希望执政的国民党从速完成他。尤其在抗战期中，要做到全国总动员，民众的组织应看成第一重要。” 对此，陈独秀具体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反对国民党政府通过基层政权去完成“组织民众”的任务，认为“区、乡、保、甲，不能担负这个任务，而且也不大适宜。”[7]为什么呢？陈独秀分析指出，“据我所知，现在的区、乡、保、甲，和民众还有许多隔阂，并不能切实组织民众，更不能训练民众，我们所谓组织民众，是希望政府选派优秀青年，分赴各县担负这个责任，而不能厚望于区、乡、保、甲长。”因为在陈独秀看来，那些区长、乡长、保长、甲长实际上就是农村的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摇身一变而为区、乡、保、甲长，将来我们如果一旦军事失利，他们又会摇身一变而为汉奸，他们可成为敌人利用大汉奸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8]所以他寄希望于“优秀青年”。第三，陈独秀批评了国民党政府把抗战中的民众运动视为“越轨”，并加以制止的行为。对此，他特别指出，“政府及党部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增加抗战的力量，不应该消极的防止民众运动越轨，官僚派心目中不越轨的民众运动，乃是一种仪仗，在抗战中不能够发挥群众的自动的真实力量。”[9]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如果我们不愿意将来任敌人把我们人民的手束缚起来，我们现在便应该赶快开放民众运动，使人民的手不容易为敌人所束缚，更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人民的手束缚起来，免得将来敌人费事。”“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对日持久抗战，一旦政府军失败，精锐耗竭，活计调节论压迫于外，妥协动摇分子簧鼓于内，不妥协、屈服、投降，还有别的出路呢？”[10]由此，陈独秀强调：“如果真心主张抗战到底，就必须真心主张发动民众，对于发动民众，加以任何怀疑与阻碍。”因为“如果民众蜂拥起来了，不但能够援助政府对日抗战获得胜利，即令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也还能够继续抗战，使敌人不能够顺顺当当，安安稳稳的统治中国。”[11]第四，陈独秀要求无论民众还是政府都要克服消极思想，积极投身于抗战。他说；“在民族解放的抗战中，人人都应该积极的参加抗战工作，不应该消极的避难，尤其是青年男女。”他大声呼吁要“打倒消极先生”，他认为如果“各方面的消极态度不改变，会形成抗战的致命伤。”在克服消极态度方面，政府应该起到主要的作用。所以，陈独秀要求政府在财政上，应该积极的强迫富裕的官商拿出钱来，不应该消极的采取紧缩政策，裁员减薪，造成社会恐慌，甚至制造一部分汉奸；政府在处置汉奸的问题上，应该积极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杜绝汉奸所以普遍发展的根源，消极的惩罚是不够的；在商业上，应该积极的谋货币百物之流通，不应该消极的限制人民向银行提取存款和阻碍内地米谷买卖，致商业停滞，造成经济恐慌；在军事上，应该积极的向敌人弱点进攻，不应该消极的防守应战，使敌人得以自由移动集合其优势军力，将我们的防地陆续各个击破。他也呼吁社会各个方面，应该积极赞助抗战：商人应该积极的要求政府筹款发展生产，不应该消极的力图减少救国公债之负担；工厂主应该积极的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以培养工人的技术与劳动力，不应该消极的减资加时，以削弱工人的劳动力，削弱生产；农民应该积极的抵抗土劣之压迫，不应该因为愤恨土劣据区保甲长之地位鱼肉农民，而对于参加抗战取消极态度；学校应该积极的改变课程，以适应战时的需要，不应该消极的迁移到边远地方，简单的避免敌机轰炸；对于地方各级政府，应该积极的改造加强，不应该消极的维持现状[12]。也就是说，只有在各方面克服了消极思想，才能够更好地发动民众参加抗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陈独秀在武汉大学讲演，又就如何发动民众参加抗战，提出了几个要求，他说：“开战以来，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发动民众，公开说不需要民众的人只是极少数。并且‘全民抗战’这句话，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语，实际上如果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完全没有这回事。所以空喊发动民众，喊破了喉咙，民众也不会有多大的回声，要民众起来，必须考虑到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他进一步说：“我们须知：民众是有高度意识和意志的人类，不像牛马可以随着鞭子的声影，叫他们行就行，叫他们止就止，更不是无意识的木石或粉团，人们要把他们做成什么东西就成为什么东西，所以无论政府的命令或政党的空口宣传，都同样没有发动民众的万能。”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陈独秀认为政府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在此，陈独秀“越俎代庖”地替国民政府提出了发动民众的三个方案：即“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第二，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第三，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我们切切实实做到上述这三件事，发动民众当然不成问题。”[13]
二、在战术上应运用持久战、消耗战
在抗战初期，国内对抗战的前途有各种议论，集中起来突出表现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14]陈独秀则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提出了抗战是持久战的认识。他把发动民众运动与坚持持久战结合起来，“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同时以长期的排货，给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即今日帝国主义在军事不曾失败，其国内经济的政治得的危机，也会迫着它不得不向中国革命的民众让步。这便是我们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15]至全面抗战爆发，陈独秀的持久战主张就更加明确了。首先，陈独秀阐述了要抗战到底——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就必须“不可幻想能够速成，必须放大眼光，必须把抗战延长到三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这期间也许某一时惨败不堪，甚至某一时政府议和，我们也不可因之气馁。在强大的敌人之前，要想一战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运动，中途挫折和一时停顿，是不可避免的事，最要紧的是打定主意，终于非达到国家独立之目的不已。”[16]他批评了持“速胜论”的人，他说：“现在有一班中国必胜论者，很轻率的说日本已经陷入了经济崩溃的境地，这一句话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乐观，是自己欺骗自己，在事实上，一个短时期内即一年半甚至二年，无论在经济上在军事上，我们是摧毁不了她的，我们须要能够持久的和她抗争，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这样的长期战争，在现代当然不可能，但我们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必需有虽三十年也不愿意做奴隶而要做主人的决心，纵然中间经过惨败甚至一时的屈服。”[17]陈独秀的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也表现了他对抗战前途的乐观，即抗战的最终胜利必属于中国。其次，陈独秀分析了坚持持久战的经济因素，他指出，“其实日本财政虽然比我们优裕，也支持不了二年以上的战争。她的赤字公债，战前已超过一百万万元，二年战争有需用一百万万，如果不能从中国攫取大量金钱，到了明年夏秋间，甚至明年春天，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汇兑率便难以维持了。财政一露破绽，无论日本军阀如何横蛮，也不能不认真考虑战争应否继续的问题。” 而如果中国能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再困苦撑持一年以上的战争，以期待敌人的财政先我而崩溃。”[18]再次，陈独秀分析了敌我在策略上的选择。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４日，陈独秀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演说，“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战争愈延长，我们固然愈加破产，敌人也愈加困难，我们的破产是愈加贫弱，敌人的困难是不能维持富强。”这样一来，实际上就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当中或者希望速战速决，或者希望停止战争，骨子里同样是认为战争不应该延长下去。”那么，“只要我们再困苦支撑半年以上”，“我们便有希望了”[19]。最后，陈独秀在阐述为什么主张采用持久消耗战时分析指出，“敌人不但在军事上强过我们，在经济上亦富过我们，我们本消耗不过他们，我们之所以欲于采用消耗战的策略，一是因为我们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远过于敌人所能够得到的；二是因为我们是以全力作战，敌人须分力以备别的国家，如陆空军之对俄，海军之对英美；三是因为敌人能战而不能拚，我不能战而能拼”其中尤以“第三点尤为重要”。为什么陈独秀特别看重“拼”呢？他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所有的把握，只是一个‘拼’。我们地大人众，我们是农业国而非工业国，我们拼着丧师，拼着牺牲工厂，拼着伤亡满地，甚至拼着一片焦土，敌人是暴发户，我们是破落世家；破落户本一无所有，性命更不值钱，暴发户的绅士，慢说大门前的旗杆被人打毁，就是绸长衫被人撕破，也够大失体面。”在这里陈独秀主张的实际上是消耗战略。他认为：“我们的出路，只有忍受这不堪忍受的牺牲与痛苦，给敌人一点小小教训，使他知道我们也不甚容易欺负。”“始终不抵抗，始终做脓包，固然毫无出路，……所以为扩大战地消耗敌人兵力财力计，由‘八一三’上海之战开始全面战争，在战略上我认为是没有错的。”[20]
陈独秀在抗战爆发后，提出了发动“民众”抗战的重要性，同时，意识到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持久战”，消耗战。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与当时中共中央的主张有相同之处。也与当时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的战略是吻合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也主张抗战是持久战，消耗战。要求国人“抱定三年五年如一日的精神。……铲除短期得失之念，不致因小胜而浮躁，因小败而丧气。”“欲求最后胜利，必须实行持久战与消耗战。”[21]国民政府也从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比较，认为日本根本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仅就兵力而言，日本“欲尽占我4000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4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22]中国共产党人则始终坚持了持久战的思想。朱德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23]刘少奇也说：“日寇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只有持久战中才能最后战胜它。”[24]毛泽东强调：“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25]
三、对敌人实行游击战
陈独秀在抗战初期，不仅强调提出要“全民抗战”，和“持久战”，而且在抗战的战术上主张“游击战”。他曾正确地指出，要发展群众组织，“有了这种组织，补充前方，保卫后方，都根本不成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以游击队的形式，扰乱敌人后方，即令敌人利用近代武器占领了我们的大都市，而不能够统治我们的全部领土。”[26]因此，他强调：“我们必须从全国广大的民众获得大批的游击抗日力量，与正式军队合作，才能够持久战，否则敌人还只消耗一小部分，我们早已消耗得精光了，还谈得上什么持久战、消耗战？”要进行持久战，必须发动民众，进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首尾难顾，穷于应付，陷于人民战争的海洋中。这样的话，“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人民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的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如此，敌人越深入，占领的地方越扩大，它们危险便越厉害。”[27]
应该说，陈独秀对游击战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首先，他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１９３８年３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希望国民党要大量扶植民众运动团体，并发展游击武装，“用最大力量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联庄队，游击队，对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各种武装队伍，及全国民众的原始武装组织，应给以各方面的援助与指导，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军事技术。”[28]陈独秀的主张与中共中央的思路有一致的地方。其次，陈独秀正确分析了游击战的作用。它不仅可以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且可以形成战争的洪流，使敌人陷于其中惶惶不可终日。“没有中国民众的游击队在它的后方扰乱，……它是可以节省兵力十万二十万的。”[29]朱德认为，敌后游击战争之所以具有巨大作用，在于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使日寇无法从它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资材的补充来消灭我国；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在于抗日游击战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30]。毛泽东则归纳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十八大作用[31]。第三，陈独秀正确分析了敌我的兵力情况，从而得出开展游击战的必要性。他说：“依日本人口十分之一计，可得六七百万壮丁，然而曾经入伍能够正式作战者，不过一百二十万人，其余的壮丁都不能作用，因为它为了侵略别人出国战争，当然不必要也不可能武装民众来作游击战。”[32]这样一来的话，就大大影响了日本的兵力生源。对于当时日军的兵力情况，据国民党当局的情报是，“九·一八事变时只有十七个师团，近年扩充八师团，芦变起练四个师团，后又添十七个师团，共四十六个师团，九十二万人。”[33]日本国内驻兵二十个师团，同时还要“防俄”，战线又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在点点线线上，这就为中国开展游击战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据日本官方统计，１９４０年底“华北：九个师团及十二个旅团，共２５万人。兵力密度是每平方公里０.３６人。以第十二军为例，在每隔１８公里的一个据点上驻有２０人，一共分驻８００多个据点。华中：第十一军有８个师团及二个旅团，共２１.８万人。兵力密度是每平方公里０.９１人。”[34]所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部分都是‘匪’占地区。” [35]这是当时日本侵略军的如实而又无奈的记录。
四、分析和评价
对于陈独秀抗战策略思想，我们应该进行理性的、合乎历史的分析和评价。
陈独秀的“民众”抗战，“持久战”的思想主张，同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所谓“全民抗战”与持久战主张一样，存在不少的局限性：第一，“民众运动”的倡导，主要依赖于国民党政府的“积极性”，其“组织民众”的具体方式是“自上而下”；这显然有别于中国共产党自下而上发动民众积极参加抗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陈独秀的“民众运动”在全部意义上同国民党政府的“全民抗战”一样，实质上是政府的“片面抗战”，相信政府超过信任民众。第二，陈独秀在一方面意识到“民众热潮”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又鼓吹“唯武器论”，认为“唯武器论在一定限度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武器的数量质量约略相等的条件下，兵数众多和作战勇敢才有决定最后胜负的作用。”他还说，“如果我们盲目的反对‘唯武器论’，那只好痴心妄想精神可以战胜物质，希望大刀队可以抵抗飞机大炮，仿佛标语、祈祷、歌咏，可以打退敌人，这都等于用符咒治病，病人只有倒霉！”[36]这就使他的抗战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有很大差距。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7]左权对人与武器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决定战争最主要的是人，人是起主导作用的”，“没有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没有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不能把敌人赶到鸭绿江边的；……没有把战争的最深厚的伟力从民众中发掘出来，也一样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38]陈独秀的“唯武器论”更加削弱了他本来就不强的“民众抗战”意识。第三，陈独秀的“持久战”主张，虽然也曾认为抗战要有“甚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的长期设想，但陈独秀实际上是一个无论性格还是思想都是急性子的人，所以在实际抗战过程中他的“持久战”就变为要求中国“再困苦撑一年以上”，“再困苦支撑半年以上”，在实践的层面，陈独秀把他的“持久战”的概念涵义竟然减为“一年”或“半年”。所以，当上海、武汉等地相继失陷后，陈独秀就放弃了“持久战”，而持悲观论调。第四，必须指出，陈独秀的“持久战”的主张，其全部意义，亦仅仅停留于抗战的宣传层面，缺乏毛泽东“论持久战”那样科学系统深刻并联系实际的战略性论述，因此，陈独秀的“持久战”主张缺乏指导意义，只能算是他思想的火花，稍纵即逝。第五，陈独秀的“游击战”主张不仅很快被陈独秀抛弃了，并且站到了反对“游击战”的立场。为此，他专门写了论述“游击队”的文章，并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他对自己之前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否定，重新阐述了“对于游击队有两点必须充分认识”。指责：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39]。
由是观之，陈独秀虽然置身与抗日战争的大氛围里，但他仍只是穿着长衫的抗日呐喊者，而不是抗日烽火中的战士。
参考文献：
[1]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5] [16] [17] [18] [19] [20] [26] [27] [29] [32] [36] [39] 任建树等.
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213-214、407、237、400、401、402407、436、437、408、455-456、222、438、448-449、466、487-488、508-509、429、435、436、435、450、493-494.
[2] 蒋介石致宋哲元手令（1937年7月9日）[J]. 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M]. 台湾: 台北出版社, 1965. 203.
[14] [37] [25] [3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408、509-511、459、553.
[21] 陈诚将军抗战言论[M]. 新生出版社,1938. 1-2、16.
[22] 先总统蒋公全集[M]. 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 1984. 316、1073.
[23] 朱德. 实行对日抗战[A].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87.
[24] 刘少奇. 关于抗日战争的政策问题[A]. 六大以来(上)[C].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907.
[28]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A].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 1991. 483.
[30] 朱德. 论抗日游击战争[A]. 朱德选集[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35-37.
[33] 张宪文. 中华民国史纲[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536.
[34] 王振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164.
[3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华北治安战[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107-108.
[38] 左权. 论军事思想的原理[N]. 解放日报, 1942-6-30.
作 者：祝 彦(1964—— )，男，江西省吉安人，历史学博士，陈独秀研究会副秘书长 |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陈独秀研究 Chenduxiu.net
( 皖ICP备11019635号-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