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让毛泽东与陈独秀坐下来

　　研究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历史科学,必须“把尊重历史真实作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生命”,严格遵守 “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 原则。笔者认为,“让毛泽东与陈独秀坐下来”,就是为了“还原历史”,是“尊重历史”的一个表现,这是党史工作者乃至一切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2011年6月1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用连环画描摹红色历程》的文章。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失为宣传工作中的一个创新,无疑是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形式。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商榷:用这种形式表达的内容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上述文章刊登的是一幅选自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画,画面反映的是:毛泽东站在中间侃侃而谈,众代表围着他凝神谛听。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是一大会议的中心人物,当然也是当时党的领袖人物。这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笔者由此想起了一次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情况。

　　2011年6月4日,在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 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学术研讨会上,共有九位代表发言。发言次序按论文中所讲人物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讲陈独秀的排在第一个,我讲李大钊排在第二个。发言结束后,会议特邀代表、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教授,应邀作了点评。他以“尊重历史,思路开阔,史料充实,归纳全面”十六个字作了概括,并对“尊重历史”做了具体说明。他说,我这里讲的“尊重历史”,既是指发言先后的安排,更是指所发表论文的内容。研究党史的人,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除了研究书面材料以外,还要尽可能地进行实地考察。我参观 过“一大”会址纪念馆和“西湖会议”会址纪念馆,觉得馆中的两幅画不太符合当时的事实。他建议 :“应该让毛泽东与陈独秀坐下来。” 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任沈国明研究员当即表示:将把石教授的建议及时转告有关方面,争取早日解决。下面,笔者试就 “应该让毛泽东与陈独秀坐下来”谈点粗略的看法,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 关于“让毛泽东坐下来 ”。应该说,“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那幅画,画面上呈现的情况跟当时的事实有较大出入。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在党的“一大”期间,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中,有一篇文章题为《1921年毛泽东在上海》,其中第三部分《一大会场上的毛泽东》。文章指出:“毛泽东有许多实际革命活动的经验,但当时他不象有些代表如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语,饱读马列著作。在一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当时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紧挨着大餐桌而坐,除担任会议记录工作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168页)笔者认为,从现有资料看,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下面,仅举几位一大代表的回忆加以证明。例一,上海代表李达回忆说:“毛主席来开一大,是我写信叫他来的。”(《访问李达》,载《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79年编印,第67页。)例二,北京代表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 (《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例三,北京代表刘仁静回忆说:“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同上,第215页。)例四,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毛主席在一大会上,只是代表湖南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其他没谈什么。” (包惠僧:《回忆党的创立时期》,同上,第380页。)真实的历史是,毛泽东是会议的书记员(会议记录)。正因为如此,“一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关中没有他的名字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陈独秀是当时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虽然他因事没能出席会议,却凭借着在党内外的巨大的影响力而当选为党的总书记。1 923年6月,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5人中央局成员之一,开始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后经20多年的曲折反复和实践考验,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袖地位。从党的七大开始,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直到逝世。以他为代表的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可见,“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那幅画与“一大”召开时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历史是不能倒写的。我们绝对不能用毛泽东后来的丰功伟业去拔高他在“一大”会场上的形象。

　　二,关于“让陈独秀坐下来”。“西湖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幅画,画面上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是李大钊,而陈独秀却站在第二排中间,正好在李大钊背后。要辨析这幅画的真实与否,得从党的“二大”说起。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对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少党史专著作了记载。例如,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0页说:“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又如,该社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版,第一卷(1921—1949)上册第82页说:“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外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但是,对于二大选出的“三名候补执行委员”是谁,两书都没有说明。其它多种版本的党史也都如此。然而,在《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光辉历程》1921—1991(普及本)第15页却作了说明:“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3人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这就是说:在党的二大上,李大钊当选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而且名列3名候补委员的第二位。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其代表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及马林、张太雷等出席会议。现在,“西湖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幅画,画面上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是李大钊,而陈独秀却站在第二排中间,正好在李大钊背后。对李大钊坐这个位子,我内心是感到欣慰的,因为我尊崇他,阅读过他的文章,写过一些研究他的文章。例如,为了纪念他就义70 周年,我写了《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登在1997年5月27日《光明日报》的《史林》版头条;又如,为了纪念 “五四”运动90 年,我写了《李大钊的孔子观》,获得2009年上海市社会科学年度优秀论文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生命、知识与文明》第117页至126页)再如,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应炎黄文化研究会之约,我写了《李大钊对党的新民主革命理论的宝贵贡献 》,学会在会刊《炎黄子孙》上发表(见今年第2期第5页至10页)的同时,又向市社联推荐,后被评为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刊登在社联 的《探索与争鸣—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刊》(见特刊上,第23页至26页)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的《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见该书第172页179页)。这样,这篇歌颂李大钊伟绩的小文章,在短短一个月中竟然出了三个版本。年近八旬的我,之所以要不畏辛劳地写这些文章,完全是出于对大钊同志的崇敬之情。但是,感情不能代替事实。对大钊同志的深情并不意味着我肯定这幅画,因为它确实不符合当时历史的真实。事实是,当时的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而李大钊只是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国人历来讲究名位,共产党也深受其影响。按照惯例,要说坐,当时的陈独秀名正言顺地应该坐,而且还应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他的两边才依次坐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那么,为什么要让陈独秀站立在李大钊背后呢?问题在于,在共产国际严重错误的影响和逼迫下,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第一次国内战争遭到失败。“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一卷第238页注释[4])中国人一享有“晚节不保,不足为训”的传统。象陈独秀这样前面做了好事后来又做了坏事的人,当然不足以作人们的楷模。但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看 人一定要坚持历史主义观点:一个人前面做了好事,后来做了坏事,绝对不能因他后来做了坏事而否定他以前做的好事。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从党的“一大”到“五大”历时8年的全党第一把手,对中国革命曾经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根据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绝对不能用他后来的错误来否定他以前的贡献。

　　总之,研究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历史科学,必须“把尊重历史真实作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生命”,严格遵守 “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 原则。笔者认为,“让毛泽东与陈独秀坐下来”,就是为了“还原历史”,是“尊重历史”的一个表现,这是党史工作者乃至一切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们“应该”努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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