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陈独秀叱咤风云，奔走呼号，毁家纾难，坚贞不屈，不愧为当时干将之一。可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辛亥革命这一章里，却没有陈独秀的记载。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应当给予他一个公正的定位。

陈独秀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10月9（清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安庆后营，1896年院试时中了秀才。1898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因反清被警察追捕，逃往东北，到继父陈昔凡处。为寻求救国真理，赴日本进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回国，3月在 安庆与何春台、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等在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宣布“安徽爱国会”成立，陈独秀作爱国演说。参加会议的有安徽高等学堂、武备学堂、桐怀公学等校学生及社会爱国人士300余人。会议公举陈独秀、潘晋华、大学二君、武备二君、桐城学堂体操教习杨君共七人为爱国会负责人。定爱国会章程二十条，其宗旨说“本社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恢复国权基础。”并决议安徽爱国会与上海爱国学社及东南务省志士通成一气，倡议组织国民同盟会。这次演讲会全国各大报社都有报导，震动了全国。可为安徽反清第一声。为此陈独秀遭到通缉。1903年年底，陈独秀与房秩五、吴守一筹备办《安徽俗话报》。次年初，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了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陈独秀说办报的缘故：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第二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俗话报办了两年，共出23期。每期发四千多份，每份售价五十文，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代销点，据报上印的有58处代销点。陈独秀以三爱的笔名在俗话报上发表了“瓜分中国”、“恶俗篇”、“说国家”、“亡国篇”、等政论文章，篇篇都是重磅炸弹，清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就说过，自从看了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才开始知道爱国。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在“亡国篇”中说“这国原来是一国人所共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这国里无论是那个做皇帝，只要是本国人，于国并无损坏。”这在当时都是要杀头的话。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陈独秀放下了俗话报的事，到李光炯办的安徽公学任教。年初与该校体操教员柏文蔚、师范班学生常恒芳共同发起组织“岳王会”，以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反对清廷统治及外国侵略。柏文蔚到南京新军任职后，在南京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会。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小学任教导主任后，在安庆成立了岳王会安庆分会。陈在芜湖为总会会长。岳王会组织发展很快，两年内遍及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数省，“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且多为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仁义志士。如熊成基、范传甲、倪映典、石德宽、宋玉琳、程良、吴旸谷等。岳王会的成员后来绝大多数都加入了同盟会，为沿江数省的反清革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08年10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安庆，15日公开在安徽省教育总会秋季大会上讲话，宣传教育改革，秘密与安庆的岳王会会员们谈话，宣传反清革命。11月，清政府调集南洋各镇（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新军，在太湖县举行秋操，安庆岳王会计划参加秋操时与各省新军中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不料安徽省巡抚朱家宝早有准备，对被他怀疑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几乎全都留在安庆，致使计划落空。这个月的14日，清光绪皇帝驾崩，次日慈禧太后也死了。安庆岳王会主持人熊成基认为时机巳到，16日晚，联系驻关帝庙辎重营范传甲、驻玉虹门外马营的田激扬、讲武堂的张劲夫、百花亭步营的队官薛哲到杨氏试馆议事，决定当晚马炮两营起义，公推熊成基为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部，举火为号，同时行动。因联络有误，和指挥上的失误，起义失败。熊成基逃到东北，范传甲、张劲夫、薛哲、田激扬等先后被捕，从容就义。

       辛亥革命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各种书刊都记载了这件事，但都没有记载陈独秀在这个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这就是“吴越炸五大臣”事件。吴越（1878——1905）桐城人。字孟侠，1901年经堂兄吴汝伦引荐到河北清苑县支应局任职，后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1903年暑假回家时经上海，经陈独秀介绍，结识张继、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党人。1904年在保定办两江公学。陈的朋友赵声由南京到保定专访吴越，畅谈数昼夜，志同道合。赵声将吴越介绍给北京学武馆书局的革命党人杨笃生。杨选西山八大处附近婆罗山上教授制造炸弹技术。学会后，吴计划必杀淫妇那拉氏和逆贼铁良。1905年春，吴越再次返乡，与陈独秀、赵声再谋炸清廷密事。9月初吴回北京，住桐城会馆内，得知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绍英、端方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事，遂与杨笃生、张榕密谋炸五大臣于正阳门火车站。9月24日，五大臣登车日，吴越化装成清吏仆人，混进正阳门车站，欲进包厢时，遭警察盘问，情急中拉响炸弹，五大臣惊惶失措，载泽、戴鸿慈、绍英、端方四人受伤。吴越壮烈牺牲。陈独秀得此消息后，立即写信问吴越同党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展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后吴越弟吴楚，带回吴越的遗物及遣书，交与陈独秀，陈将遗物等寄到上海，交蔡元培，蔡为吴越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13年（民国二年），吴越灵骨安葬在安庆西门外平头山，同时葬在这里的还有炮马营起义牺牲的范传甲、张劲夫、薛哲、张星五、胡文彬、周正铎、刘志贤、李朝栋八位烈士，安庆人称九烈士墓。在二次革命反袁时，陈独秀写了《安庆独立之布告》，历数袁贼罪状“照得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因此被抄家，两个儿子差点被捉。陈独秀从安庆来到芜湖，被芜湖驻军龚振鹏扣抻，拟出布告，准备枪毙。幸亏张汇滔派其下属张永正旅长带手枪队救出。

       陈独秀长期以来是国共两党都不认可的人物。所以过去史书上对陈独秀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被忽略和歪曲了。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应当承认陈独秀在辛亥革命运动中是一个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是一个英雄人物。

陈独秀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陈独秀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彻底的。1917年7月，他在《答卓鲁革命问题》的信中说；“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革亲”。在顿悟中他代表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觉悟起来，把中国人民引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堑新道路上。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8卷3号上陈独秀发表《国庆纪念的价值》中，他说：“我以为全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双十节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只可惜这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是一时偶然的，太没有持续性”，又说：“中国的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的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的毅力和运见，急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致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的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那有不流产的道理。”他进一走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

    1924年10月8日《向导》周刊第86期上，陈独秀发表《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的文章，对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口号是排满，这种感情的煽动，自然也是革命运动之重要工具，然而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这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那有不失败之理。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革命自然应有军事行动，然而在没有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以前，即贸然做军事行动，且专力于军事行动，即令军事上占得胜利，也断然没有成就革命事业的可能。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经过这些妥协，不但革命运动停止了，连一个革命党也消灭了！”

    1937年10月10日，陈独秀在《武汉日报》上发表《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文章。他说：“辛亥革命，在实质上，对内推翻满清统治，对外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我们要深切的认识抗日战争之目的，是必须首先排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够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务。1937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49期上，陈独秀发表《从第一双十到廿六双十》的文章，他说；廿六年前双十，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之开幕，“不幸辛亥革命的结果，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的独立与统一。”他又说；“今年第廿六双十节，我们并不须有别的纪念庆祝的仪式，前线上忠勇战士对敌人所发的炮声，便是我们的纪念、庆祝。只要我们除去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使抗日战争得到最后胜利，则第廿六双十的价值，在历史上要超过第一双十多少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陈独秀对辛亥革命成功的一面是肯定的，对其失败原因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辛亥革命以后的陈独秀，一直坚持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

 作者：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  李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