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去世：社会各界的态度与反应

摘  要：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对此不同政治派别和立场的知识分子与政客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反应，有沉默不言者，有哀声痛哭者，有暗自庆幸者。文化人对陈独秀思想启蒙的肯定，政治人物因为观点立场的分歧而措辞不同的评价，让陈独秀去世之评价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逝世；少数派

1942年对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就在这一年的5月27日，包惠僧行色匆匆地从重庆赶到江津，看望身患重病的老朋友陈独秀。当晚9时40分，陈独秀因为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吴宓先生在随后补录的日记中写道：“陈独秀逝世，芹有挽诗”^[1]。《江津日报》大幅标题独家报道了陈独秀去世的消息：“陈独秀去世：一代人杰陈独秀先生，青年时期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前驱者。”国民政府中央社亦发布通讯，向全国公布了陈独秀逝世的消息。《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新民报》、《古今》、《新申报》相继转载，并刊发悼念文章。基于陈独秀独特政治身份的考虑，中国不同的政治派别和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了形色各异的态度和立场，或哀悼，或沉默，不一而足。

一、文化界对陈独秀去世的态度与反应

5月29日，重庆《大公报》用简短的文字报道了陈独秀逝世的消息：“（中央社讯）陈独秀氏年来养疴江津，本月十五日晚以血压过高，突感不适，至17日午夜后昏厥，迭经诊治，均未奏效，27日午入于昏迷状态，延至当晚九时四十分逝世。陈氏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得年64岁。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27年冬由汉来渝，即居江津，遗妻及子松年均随寓江津。”同期的《申报》报道说：“据重庆消息，前中国共产党领袖兼著名文学家陈独秀，在重庆北一百公里之江津逝世，享年64岁，其致命原因为心脏病，陈氏为中国共产党之创办人及一著名学者，原籍安徽，曾留学法国及日本，为文学革命先驱之一，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及教务长多年。”陈独秀逝世三天后，以“大公无私”为宗旨的《大公报》发表了短评《悼陈独秀先生》：“在中国学术及政治上俱占特殊地位的陈仲甫先生日前病逝于江津，这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无论在国家或其个人均不胜寂寞之感。”评论文章从学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描述了陈独秀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特殊地位：“他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急先锋，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他与胡适之同有汗马功劳。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胎育与长大，他始终其事。”评论肯定了陈氏在学术思想上的先锋作用，随后谈到因为“创党”之功，成为“政治上兴风作浪的人物”，除此之外对政治上的行为着墨不多，有意避而不谈。

独秀先生去世后，身为朋友和学生的许德珩作纪事诗一首：“得知陈独秀，养病在江津。船行到白沙，过此都停轮。便道去探望，探望此老人。别已十余年，重见百感生。今非昔所比，白发老病身。坐了五年牢，战起得为民。今住江津市，仆仆感风尘。无人与往来，邓初照顾频。曾谈文字学，对此兴趣真。狱中有著作，此情实可真。拜访已三次，师友已情亲。谁知三年后，客死在江津。”许德珩截取了与老师交往的几个片断，从陈先生个人道德的操守和兴趣追求两个方面回忆了恩师坎坷的一生，无关政治，只有“兴趣真”。

1937年以后以陈独秀先生代言人称世的高语罕，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的文章：“他的学问、事业以及他的整个的人格，自有他的全部遗着和他留在中国近四十年来的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上不可磨灭的爪痕在，后之人自可据以给他一个公平的批评。”^[2]该文从三个方面阐释了陈独秀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影响和他的为人。对于陈独秀的政治身份，亦无文字描述。

陈中凡在报纸上看到陈独秀逝世的消息，伤心已极，提笔写下了《哭陈仲甫先生》哀词：“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生死皎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先生之学关世运，先生之志济群生。斯世斯民方梦梦，先生肄志其孤行。孤行长住何所图？口可杜，身可诛，穷坚老壮情不渝！”^[3]感人至深的文字哭诉了思想先驱悲惨的结局，言语间充满着崇敬之意，话语外流露着无限的惋惜之情，既不失中肯，也刻意回避了比较敏感的党派问题。在随后出版的《中国思想科学化》一文中，陈中凡高度评价了陈独秀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与作用：“陈仲甫提出德先生及赛先生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支柱。对于旧的传统文化及独断，盲从迷信的思想都作猛烈的攻击，加以彻底的推翻。”^[4]

前文引述多出自仲甫先生的学生和朋友，语多悲慨哀伤。作为中间党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吴宓亦有挽陈独秀先生诗。梁漱溟先生在文章中也多次提到陈独秀，“风气的创发，自然不是蔡先生一人所能为，例如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都是些先锋”^[5]； “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一点意思度与众人。……然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6]从个人能力和传播新思想方面陈独秀超过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居于首要作用。其次，从性格上对陈做了描述：“陈先生就不同了，不够平正和易，在校内得罪不少人，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陈独秀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旧派观点，如摧枯拉朽。”^[7]642对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的作用，也有自己的见解：“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7]642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脊梁，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自身道德使命的召唤，相较于其它社会阶层更能表现出客观、公正的声音。对陈独秀去世的评价与观感，虽有不实之词，为尊者讳的传统和个人感情夹杂其间，依然能从中体会到一个思想家正直、艰难、高尚和坎坷的一生。国共联合抗战的关键时刻，团结压倒分裂的大局面前，文化人心领神会地避开了敏感的党派之见，着重从思想和文化层面总结了陈独秀的一生，既有自身价值观念选择的特点，又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与文化人注重思想启蒙的评价、回避政治选择的判断相反，政治立场是否相同而非事实对错与否成为不同政治派别之间评判陈独秀的主要依据。

二、政界对陈独秀去世的态度与反应

陈独秀与国民党的仇恨、同共产党的纠葛和托派复杂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陈独秀去世这一问题上，国民党、共产党和托派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反应，国民党的报纸上有小篇幅的报道，共产党的报纸上没有报道，托派的刊物则大篇幅报道。小篇幅的报道是一种态度，大篇幅的报道也明显地昭示一种立场，没有报道的态度，或者说没有态度本身也是一种态度。

1942年5月29日，《大公报》发表评论说：“他（指陈独秀——引者）这一段的政治生活，其功罪自然大有问题，但我们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党派的变化，实有无限的感慨。陈独秀是共产党的领袖，他有两个儿子为共产党而死，他本人也以这种资格坐了几年监狱，迨抗战军兴，被释放出狱，他的党却宣布他是‘托匪汉奸’，从此结束其政治生涯，避居僻邑，抑郁至死，亦可悲矣！”这是国统区报纸对陈独秀政治生涯唯一的评述。也就是在这一天，国共各大报纸大篇幅地报导“浙江日军围攻金华”、“赫尔以租借物资协定草案交宋子文”、“印度驻华代表沙絜福来华”等要闻，好像人们有意识地忘记了陈独秀去世这样一个看似“不大不小”的问题。

国民党中央社对陈独秀之死的评论只有短短的三句话，对他一生的事业和经历只有寥寥一笔——“曾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得知陈独秀去世的消息后，国民政府派出以教育部次长段锡朋为首的奔丧团赴江津为先生致哀。江津大小官员、地方名流百余人自发来到陈独秀住处，为这位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送行。独秀先生的安葬仪式，由北大同学会操办。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参加葬礼者有各界人士三四十人，左右乡邻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送，且放鞭炮以示惜别之意。”^[8]何之瑜回忆说国民党要人多有资助：“蒋介石捐了10000元，朱家骅5000元，陈立夫和段锡朋各2000元。”^[9]胡汉民在广州曾对其属下说：“仲甫先生，戛戛独造，究竟与众不同。”^[10]蒋介石也曾对胡宗南说：“陈独秀的见解深甚，眼光远大。”^[11]虽然陈独秀与国民党政见相左，但就对待陈独秀去世一事来看，国民政府尚存些许宽容。

张国焘的回忆录记述了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12]557就在陈去世的前一个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到：“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但他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13]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和主要喉舌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冀察冀日报》则没有陈氏去世只言片语的报导。此时的延安，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整风运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这个时候提到中共主要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加之党内王明等则严格按照斯大林的部署，集中开展对陈独秀的批判：“1927年夏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1928年春夏克服了中共中央11月（1927年）全会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1929年粉碎了托陈取消派。”^[14]“他（指王明——引者）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12]558“陈独秀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在他加入工人运动的几年过程中，无论他的主观上是否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努力，但他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成绩，只是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指导的列宁主义路线，变成了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把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变成资产阶级尾巴主义的服役。”^[15]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是否相同成为王明评判陈独秀的唯一标准。在王的眼中，背叛斯大林而相信托洛斯基主张的陈独秀一无是处，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中国革命的变节者。王明对陈的评价没有丝毫的宽容精神和容人之量，一笔抹杀陈独秀在历史上的功绩。

包惠僧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陈独秀是一个最重感情的人，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他主张同志们应该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16]6-7“我们是独立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16]36，反对苏俄过多的干涉。“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16]368

另一位著名的托派领袖郑超麟在陈独秀去世短短几天后就写了《悼陈独秀》：“世界革命于此损折了一员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于此丧失了一个大领袖。”^[17]他先是总结了陈独秀的一生：参加安徽辛亥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帅，领导这个运动的左翼走向社会主义思潮，创立共产党，抛弃斯大林主义而接受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说。而王凡西在同一时期回忆与陈独秀的交往时说：“这位半老人的朴质诚挚却给了我异常好的印象……我特别喜欢他的直捷痛快，没有半点客套虚矫、直接中可并没有他出名的暴躁。”^[18]148“在陈去逝后，我们——当时《国际主义者》的编辑部，虽在思想上，特别在战争态度和抗战态度上和陈独秀的距离比新斗争派和他相去的更远，却仍以同志的，甚至是学生的立场，在刊物上追悼了这位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巨人。”^[18]250

不同政治派别、感情亲疏各异的人在陈去世前后的表现，有助于我们更加形象、客观和全方位地了解陈独秀。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文化人对陈独秀思想启蒙的肯定，政客们因为观点立场的分歧而措词不同的评判，让陈独秀的去世本身也或多或少带有了悲剧色彩。而这一切放在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则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

三、知识本无罪，奈何党派身

20世纪的上半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年代。政权更迭、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政治体制改革又处在草创阶段，现代化的转型步履蹒跚。自然经济为主的传统宗法社会转向以商品经济占主导的现代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必然会发生深刻的碰撞。陈独秀就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年代，早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青年时代受到西方思想的洗涤，新旧观念杂糅、互相冲撞，旧的制度已然废止，新的秩序又未建立，社会的发展还没有充分的条件容纳拥有先进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阶层上升的途径缺少规范化的引导，整个社会的发展陷于一种无序状态。陈独秀身上拥有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为民请命、改变现状的责任感，对现状的不满转而诉求政治的解决成为必然的逻辑选择。但是转型时代政治领域的无序、混乱和恶性竞争对革命者政治斗争艺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丛林法则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陈独秀多有一腔报国之情、追求民主自由的宿愿、强烈的道德观念的束缚，然而缺乏斗争的策略和灵活性，也就很难在你死我活的环境中取胜。加之正直、耿洁、暴躁、独断的个人性格，反而会成为政治斗争中显而易见的弱点，一直受到左右两派共同打压。六十多年过去了，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依然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恢复了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渐趋客观和公正。陈独秀在党史上已开始成为一位正面人物，他的历史真面目已逐渐得到恢复。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重思想轻政治和片面强调政治忽视思想都是不可取的。历史的魅力在于历史的真实。对于不同政治立场人物的尊重和少数派权利的客观评价，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宽容和进步的标志。唯其如此，陈独秀之死才具有历史的意义和思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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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Duxiu’s Death：Attitudes and Responses from Each Side in Society

LIU Ji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53, Anhui, China)

Abstract: In May of 1942,CHEN Duxiu died.Intellectual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political factions had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after the death of CHEN Duxiu. Some were silent, some were sad and some congratulated themsel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of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ircles after CHEN Duxiu’s death.

Key words: CHEN Duxiu; death; minority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