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朱蕴山 安庆市历史学会和图书馆为了向广大史学工作者提供“陈氏三雄”(指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的研究资料,既是图书馆馆长又是历史学会副会长的张君,决定率领李帆群、陈松年和我,于1980年4月下旬,走出安庆,沿着“三雄”的足迹,去访问部分与之关系密切的老战友、朋友、同事。 朱蕴山,安徽六安县人,曾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04年,他因受陈仲甫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中“开发民智,宣传爱国反帝的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了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1907年,他参加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绑赴刑场陪斩,临危不惧,成为当时广为传诵的英雄人物之一。1908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与陈独秀既是同乡,又是战友,关系十分密切。 在访问朱老之前,4月28日,我们先去看望了在北京工作的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史洛明(枞阳人)。她说:“朱老今年已94岁了,头脑还很清楚。你们去看他,他会很高兴的。特别是见到你(指陈松年)一定会很高兴的。”她又说:“朱老和陈独秀很有感情。”一提起陈独秀,朱老就说:“陈独秀的问题不搞清楚,我死不瞑目。” 朱老一见到我们,亲切地招呼大家坐下。便同张君、陈松年攀谈起来。他关心地问起陈松年的生活概况,并详细地问了陈松年将其父陈独秀的棺木夹在运木材的船上,从江津运回安庆埋葬的情况。不难看出,朱老对陈独秀这位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交往近30年战友的早逝,十分惋惜和怀念。 交谈中,我望着朱老,想起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穷困潦倒时,朱老曾提着几只鸭子去看他。见陈独秀仅靠吃土豆维持生命,非常伤感。陈独秀也感慨万千,随赠朱老诗一首: 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 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容碑。 朱老手捧陈独秀的赠诗,只觉得阵阵酸楚涌上心头。1942年5月,朱老得知陈独秀逝世噩耗,于同年6月写下《挽陈仲甫诗二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化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被后人广为流传。 朱老在和陈松年的一问一答中,张君迫不及待地问朱老:“应该如何看待陈独秀的问题?”朱老停顿了一下,用微微发抖的手从茶几上抽出一块纸片,拿起笔,断断续续地写下几行字:“可惜我年老耳聋、眼花,不能多谈。但我相信他的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这张纸片,我们只瞄了一眼,就被那位女士收回折起,装进自己口袋。这一举动,凡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是不难理解的。事后,听张君说,那位一直陪伴接见的女士,是朱老的儿媳,也是他的随从秘书。 访问刘澜涛
5月的天气,阳光明媚,十分惬意。这时刘老对窗外望了一眼,兴奋地对大家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到大院里合个影留念吧!”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太好了!”于是刘老迈着稳健的步伐,率先走出客厅,众人紧随其后,在院中花圃前排成一字形,刘老儿子刘冀燕同志,举起相机,为我们拍下了这幅珍贵的照片。合影后,刘老和张君及他的儿媳丁大新在院中继续聊天。刘老虽官居要职,却那么平易近人。我情不自禁地也赶紧从提包中取出相机,为他们三人交谈时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并单独为刘老拍下半身笑容可掬的照片。 这次会见,是由丁大新帮助安排的。她当时在国务院信访办一个招待所里负责。我们到北京后就住在这家招待所里。她工作很忙,但对我们这一行安庆来的老乡,不忘旧情,关怀备至,从食宿到访问,都给予大力支持,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不公平的批判 正当张君和我们从外地搜集“陈氏三雄”资料返回安庆,紧张而忙碌地整理资料开展工作时,一时间风云突变。张君的这一行动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加以批判。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向中央汇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安徽的种种表现时,其中第11条就有“关于陈独秀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载于新华通讯社《大参考》第76期,上面列举了8大罪状: 1、 安庆史学会的一些同志,在筹备陈独秀讨论中做了很不慎重、很不妥当的的事。该会一位负责人多次带着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到全国各地,走访与陈独秀一起活动过的人了解情况。 2、 找托派取消派的骨干分子(指郑超麟)了解情况,对其错误言论原样照登。 3、 他们编印了1本《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当时曾被封存)。 4、 他们还准备修复陈独秀故居。 5、 征集文物,并向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和陈独秀有关系的人发出邀请,征集学术论文和资料,计划成立陈独秀研究会。 6、 在陈独秀传略中有不少攻击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言论。 7、 在安庆召开陈独秀研究会的消息传开后,有位在华的美国学者李费根,通过美驻华使馆来函与我省联系,要求参加会议。 8、 但史学会的个别同志,据说至今仍有抵触情绪(指张君)。 省委宣传部责令安庆史学会做出检查。张君反思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误,不同意检查。当时安庆史学会会长、原安庆市委秘书长张樾劝导说:“看风头,不检查怕过不了关。”张樾同志政治、文化修养都很高,人品又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代表史学会实事求是、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查,报省委宣传部。据张君说,这一检查被省里修改后,刊载在第24期《宣传工作》上,通报全省。为此,张君感到十分委屈。因为原来叫她和张樾组织史学会,以史学会名义搞陈独秀资料搜集、研究、筹备陈独秀研讨会等事宜,是这位负责同志,后来刮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旋风时,又是这位负责人,大会点名,小会批判,追求其下属责任。市公安局秉承省公安厅旨意,前后3次到张君家,追查《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的去向,特别追问资料怎么传到国外去了?经她苦苦思索,猜想是不是1981年4月参加重庆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研讨会第二次会议时,作为交换资料,她散发了这本书。与会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自然这本资料全国各地都有流传。至于怎么流传到国外,不知其详。 至于访问郑超麟,因为他是世纪同龄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骨干分子,被史学界认为是研究党史的“活字典”。他和“陈氏三雄”当年有着密切联系。现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许多专家、学者、编辑、导演都登门求教。连邓小平女儿为了写《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时,还专程到上海访问郑老,了解邓小平与郑超麟在欧洲留学和在中央工作期间交往的经历。为什么安庆史学会的人去访问就成了错误呢? 实事求是地说,张君这次带人到外地搜集“陈氏三雄”资料,不仅没错,相反,收获颇丰。陈独秀一生著作非常丰富,研究他的资料更是浩如烟海,根本无力复制。但在张君一行人的努力下,还是复制了历史文献10部(篇),购进《解放周刊》影印合订本7部、《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套,访问录音资料8套,复制和拍摄陈独秀各个历史时期照片20余幅。为了查清他发表在《新青年》、《东方杂志》、《政治旬刊》上的文章,我们将全部目录抄下,编印了《陈独秀文章目录索引》,供研究人员查阅,并获得陈独秀未曾发表的诗《金粉泪》56首、小说《黑天国》1篇,罕见的手迹对联1幅。还找到了林鸿暖等人最早合撰的《陈延年》一书,陈延年本人撰写的文章5篇,不仅为史学界提供了研究资料,也丰富了馆藏。
节选自《回忆张君二三事》一文,原载于2009年第2期《振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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