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陈炯明关系考释

陈独秀与陈炯明的关系，是史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因种种原因，二陈双方的史料及有关著述，对这一点的叙述却不够充分。

一

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移居上海，从事宣传及创党活动；而陈炯明正率粤军驻福建漳州，经营闽南护法区。二陈的信息交往，应当是从这时开始的。什么是他们建立联系的因缘呢？

陈炯明率兵入闽，始于1918年的夏天。他在闽南悉心整顿部队，拆城修路，筑堤治河，禁烟（鸦片）禁赌，不但处处表现出有所作为的样子，而且以“社会主义者”自居，有意将闽南护法区，搞成社会主义的“试验区”。陈炯明致信孙中山说：“现着手各属交通，计明年可得二百里之马路，驶行汽车，并施行劳动教育，使劳动界皆识字，思想可变迁，然后图社会主义之实现亦非难事。”[1]当时的漳州，也被世人看作是在搞“社会主义”。有一篇题为《游漳见闻录》的文章写道：“从他们（指在漳州出版的《闽星报》及《闽星》半周刊）的言论看来，很像是传播社会主义的。有人告诉我说，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2]漳州不但是当时政治、文化名人如吴稚晖、李石曾、胡汉民等争相造访之地，而且引起了苏俄使者的注意，1920年4月，俄人波达波夫（化名路博）曾专程到漳州考察。当时居住上海并热衷于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陈独秀，对陈炯明的上述活动，不可能不予以相当的关注。

早在1920年2月17日，为邀集国内教育界人士筹建西南大学，陈炯明曾经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议”。[3]这说明陈炯明是十分看重陈独秀的。在此前后，二陈已经互通书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戴季陶）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可见二陈之间，未谋面已有书信的来往。而他们交往的动因，不在别的方面，正在于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讨”。张国焘的回忆录还写道：“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办。”[4]

陈炯明为开辟闽南工作的新局面，引进了大批新派人物。他不但将朱执信这些人作为他的重要助手置诸身旁，而且将他在广州晦鸣学社时的“旧人”梁冰弦等人，也招至漳州工作。梁冰弦，又名弹指，狮山，后来发表文章自署“海隅孤客”，是一位信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即无政府主义）的活跃人物。梁冰弦过去参加过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思复创办的晦鸣学社，“五四”时在广州创办《民风》杂志，而陈炯明也追随过刘思复，曾经是刘思复的暗杀团的成员之一。他们的所谓的“旧人”关系，即根源于此。梁冰弦到漳州，使陈炯明与陈独秀的关系，更往前走了一步。

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时，曾出现过名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这是一个在俄国人斯脱洛米斯基的推动之下成立起来的、以陈独秀为领导者的松散团体。当上海“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后，梁冰弦等人在广州也相应搞起了一个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梁冰弦在他的《解放别录》文中写道：“其时梁氏在穗垣方与军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参谋本部次长戴立夫，四川督军熊克武代表吴玉章及好些直鲁豫滇桂籍之非常国会议员，积极谋社会主义主义者同盟的发展。”[5]接到陈炯明的邀请之后，梁冰弦与华南同盟盟员经过协议，认为“无妨将华南中心移于漳州”。梁冰弦、刘石心等遂与一批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及排印技工，并带着一堆印刷器材到了漳州。他们在漳州创办《闽星报》和《闽星》半周刊，陈炯明亲自为《闽星》写了充满激情的发刊词。梁冰弦并参与接待到漳州考察的俄国人V氏（即化名为路博的波达波夫）。出版事业略为就绪，陈炯明即分其注意点于教育方面。这时，梁冰弦向陈炯明提出建议，增设闽南护法区教育局，以司教育行政，使教育局与财政局、工务局并列，直辖于总部。朱执信赞同其议，陈炯明即据以实施，并要梁冰弦任局长。而梁氏却主张请“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起者陈独秀来承担这一职务，并随之去信上海，向陈独秀发出了相关的邀请。[6]

这一次，陈炯明未能请得动陈独秀。“旋得复称陈（独秀）锐意办《新青年》，又方设学校为同盟谋发展，不欲他去。”看来，陈独秀当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创党的问题。他在答复梁冰弦的信中说：“……我期望着以布尔什维克的魄力和手段来革中国贫穷愚蠢孱弱的命，必先使次殖民地翻过身来，方才配张望前进之路……。”[7]张国焘说过，这时“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尽管陈独秀这时未能应邀入闽，但二陈之间在对社会主义问题“研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经过“社会主义者同盟”盟员促进的交往，显然非同于一般的泛泛之交。它是二陈关系进一步密切的基础，是陈独秀后来入粤任职的先声。

二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离沪来穗，就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广东教育，并指导广州的建党活动，直至1921年9月才返回上海。这时，驻闽南的粤军已经回师广东（1920年10月29日克复广州）。陈炯明是粤军总司令，返穗后任广东省长、军政府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是执行广东军政权力的首要人物。陈独秀这次在广州居留的10个月，实际上是加入陈炯明的执政团队，在陈炯明的政府里做官。这是二陈近距离接触，相互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阶段。期间最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四点：

（一）陈独秀来粤，究竟出于何人邀请？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8年8月2日）中说是出于孙中山的“邀约”。这种说法已为某些历史著述所引用，如陶德麟、李其驹在《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中这样说：陈独秀“应孙中山的邀请”到广东。[8]实际上，孙中山1920年11月25日离沪赴粤，28日才到达广州。他到穗之后提出重组军政府，声称这是为总结整理护法事项，而决不扰及广东各界，质言之，是不干预广东政务。联系这一情况分析，孙中山在返粤之初，似不可能即行过问陈独秀的问题。早在一年之前，即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从广东“关余”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当时负责筹办这所大学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到沪，共商筹办大学的事宜。现当粤军回粤，由陈炯明主持粤政，这时有可能出任广东教育主管的，是汪精卫这些人，但汪却不愿接受这一职务，“扭扭捏捏只担任广东教育会会长”。在广东教育主管缺位的情况下，“梁冰弦力促竞存（陈炯明）仍请陈独秀来管教育”。[9]由此可见，陈独秀来粤不但是出于陈炯明的邀请，而且与他在漳州时邀其入闽有一定的关联。

（二）陈独秀《欢迎新军人》一文的意旨。1920年12月29日，陈独秀到达广州。1921年元旦，《广东群报》出版增刊，刊出陈独秀的照片，标明是“已到广州之陈独秀先生”。增刊的头条位置是陈独秀的文章《欢迎新军人》，配以列宁的大幅照片，令人耳目一新。这篇文章大意是说：军人危害社会，招致人民的厌恶。“救济的方法，既不能从根本上废兵，唯希望一班新军人挺身出来团结同志，将一班危害社会的旧军人渐次淘汰干净。”新、旧军人的根本上绝对不同的是两条：一是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二是做有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陈独秀说：“我希望我广东的新军人随着新年思想一新，实行新军人的两大信条，宣传新军人的两大信条，好做全中华民国的新军人的模范。我心中对于广东充满了我的希望，我更希望广东军人能为中国军界开一新纪元。”那么，陈独秀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文中所说的“新军人”，到底是指什么人呢？

陈炯明从福建带回来的粤军，驱逐了扰粤多年的陆荣廷、莫荣新桂军，得到广东各界的援助和好评。《劳动者》等报刊对广大民众欢迎和支持粤军复粤的活动，曾作过许多报导。陈独秀的文章，已经将段军、奉军、辫子军、唐继尧的兵及陆荣廷的兵，明确归为“私有军队”，也就是“旧军人”之列，故他所说的“新军人”，显然是针对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回粤不久的粤军而说的。文章中“我希望我广东的新军人随着新年思想一新”，“我更希望广东军人能为中国军界开一新纪元”这些话，更是写给陈炯明这些人读的。陈独秀到粤之后，即与维经斯基一起，访问了陈炯明。由此观之，《欢迎新军人》是初到广州的陈独秀的“亮相”之作，是一篇寓意深长的新年祝词，也是能够窥见陈独秀初次来粤的心态、窥见二陈关系的一篇重要史料。

（三）作为陈炯明执政团队的一员，陈独秀主管广东教育，开展了多方面有益的工作。陈独秀上任时，与陈炯明“约聘三事”：一、教育费拨足；二、教育独立；三、用人权省不侵越。[10]接着他在《新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教育改造的计划。[11]1921年3月14日，广州媒体刊登了“省长近设”教育行政委员会，以陈独秀为委员长，陈宗岳、戴季陶、许崇清为委员的消息。17日，由省长陈炯明签署的“省署布告”也在报上公布，宣布教育行政委员会业已成立，凡省会教育机关、直属各学校及各地教育部门，概由该会接办。[12]

陈独秀在广州办教育的主要举措，是致力于教育改造。他认为教育改造的目的在于改革社会，基本的思路是：未成年教育即幼儿园、中小学教育，要分期使之普及；成年教育要办好劳动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着重于创办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设立各种工业学校。陈独秀指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未成年教育，但从实际出发，“目前非注意成年教育不可”。为此，他主持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俄语学校、注音字母教导团等。位于广州高第街素波巷的宣讲员养成所，是陈独秀当时苦心经营的一所特殊公立学校，政府投入的经费达30万元，相当于当时10所省立中学或3所专科学校一年的经费。这反映了他的教育改革应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理念。陈独秀还不顾守旧派的反对，在省立一中（广雅中学）首创男女同校。尤为难得的是，陈独秀很重视创办大学，明确指出“刷新教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筹办广东大学（后来的中山大学），在陈独秀的教育委员长任内，已经作出了决定。

当时，陈独秀在广州作过多次关于文化、学术及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例如《新教育是什么》（1921年1月2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社会主义的批评》（1月15日，广东公立法政学校）、《教育与社会》（1月20日，广东省教育会）、《中学生之将来》（1月22日上午，省立一中）、《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同日下午，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如何才是正当人生》（1月23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1月29日，省女界联合会），等等。陈独秀还组织开展了关于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的活动，积极宣传禁烟、禁赌、废娼，并在报上发起对广州社会实际问题的讨论。陈独秀寓居的泰康路回龙桥“看云楼”，是当时教育、文化人士和新进青年经常聚首的地方。他的《红楼梦新叙》等文，也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四）陈炯明对陈独秀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支持。陈炯明无疑是十分倚重陈独秀的。同陈独秀一起来穗的李季，这时发表《我所希望于民国十年的广东》一文，其中说：“现粤当局注意教育，决定自民国十年起，将每年省库支出的教育经费，从二十余万元，增至三百万元。”[13]可见当陈独秀上任时，对“教育费拨足”这一条，陈炯明是努力照着去办的。当陈独秀遇到困难或阻力时，陈炯明总会予以帮助。1921年3月，当广州市面上发现攻击陈独秀的传单时，陈炯明发布省长令，严行查拿派发传单者，对陈独秀给予了保护。[14]

5月中旬，钦廉善后处主任荐人为廉州中学校长，省署转教育委员会照办。原则性强而又性情刚直的陈独秀，认为这是以行政干涉教育独立，违背了他当初与陈炯明省长的“约聘三事”，即饬文书科主任马文车驳省署办理之非，拮问激烈。政务厅长邀马文车一同向陈独秀作出解释，陈愤而提出辞职，加上这时增埗工艺校长撤换不尽如愿，陈独秀于是拂袖而去，直奔车站，就要离开广东。这一场风波，以马文车赴车站拦截，汪精卫出面挽留，才得以平息。陈独秀当时限省署于10天之内筹足8万元以开办编译局、图书馆和宣讲所，两个月后再筹2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香山铁声报》的报导说：“省署已允”。[15]《广东群报》也发表《陈省长表示兴学之决心》的消息，说“陈委员长取消辞意”。[16]这足以说明陈炯明对陈独秀的“倚重”，的确是非同一般的。

是年8月中旬，陈独秀再次提出辞职。陈炯明在陈独秀的辞呈上批示：“该委员长真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无庸议。”同时致函陈独秀：“教育委员会陈委员长长鉴：筱电悉。仍须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炯明启。”[17]陈独秀这时是要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陈炯明未能留得住他，教育委员会职员特于9月9日开会为陈独秀饯行。[18]陈独秀在陈炯明团队中的工作，至此结束。

陈独秀或许是个不愿做官的人，但他当时在广州，却是个有职有权的政府官员。平心而论，陈炯明当时对他的聘任，还是为他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和理论研究，为他在广州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开展建党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的。

三

《广东群报》创刊于1920年10月。创刊之日，正是粤军回粤，越过惠州之时。该报“专以宣传新文化为宗旨”，[19]宣称自己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绍介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面的一线曙光”。[20]创刊号发表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由陈独秀的学生陈公博任总编，谭平山编新闻，谭植棠编副刊；而报纸的出版，又与陈炯明有一定的关系。

据梁冰弦记述：“当时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人由北大毕业，企图竞选省参议员，办一‘群报’来自我介绍。公博愿以‘群报’作为华南同盟准机关报，条件为由冰弦同竞存取得每月津贴二千元。”[21]知悉当时广州报业情况的高承元回忆说：“陈秋霖同粤军回到广州，在广州改办《闽星》，亦以创刊困难，乃与陈公博合作，将《闽星》合并于‘群报’，报务由秋霖与公博共同主持。”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讲党史时说到：“当那时与陈（炯明）联合时曾办了《闽星》、‘群报’，这是对于党有利益的。”[22]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陈炯明（给“群报”）每月支持四百元。”他甚至说“群报”是陈炯明的“喉舌”。[23]时任广州《新民国日报》记者的陈伯衡说：“我认为《广东群报》是陈炯明的机关报。”[24]《广东群报》的总编辑陈公博对此事的说法是：区声白带陈雁声、陈秋霖来见，“并说陈炯明每月有三百元给他们，意思是拿三百元来津贴‘群报’。”“可是对于三百元的津贴，我绝不愿意接受，由他们二两人分用，作为薪俸。”[25]后来孙中山、陈炯明破裂后，国民党内一直有人抓住陈公博曾经拿过陈炯明的钱来办报这个把柄，不断对陈公博加以攻击。综合以上材料，陈炯明曾在经济上资助过《广东群报》，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广东群报》初创时，曾热衷于宣传“群性”之说，认为“群性”即互助互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主张“发展群的本能，划除群的障碍，巩固群的壁垒，增进群的乐利”，并将这张报纸命名为“群报”。陈独秀来粤后，“群报”就很少登载这一类言论了，其版面发生了重大变化：1921年的元旦增刊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登出了列宁的大幅照片，随后，大量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的文章，如《俄罗斯的新问题》（列宁演说）、《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胡炎）、《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及议会派之比较》（无懈）、《社会革命之商榷》（江春即李达）等。《共产党》月刊第一期出版于1920年11月7日，第二期出版于12月7日，而“群报”直至12月末才开始转载其第一期的文章，这与陈独秀的到来，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往后，《广东群报》的言论越来越左，色彩越来越红，如《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无懈）、《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瞿秋白）一类文章，连篇累牍地刊登在版面上。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广州组建的共产党组织，是对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角的原“广东共产党”（又称为“共产党广州部”）加以改组，改为以《广东群报》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为主角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初以陈独秀为书记，后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任宣传，陈公博任组织。经常为“群报”写稿的阮啸仙、谭天度、冯菊坡等人，陆续加入了共产党。广州共产党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明确指出《广东群报》就是“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机关报”。[26]以上情况说明，陈独秀实际上是以陈炯明资助的《广东群报》为阵地，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广州共产党组织。

四

陈独秀第一次来广州不久，孙中山、陈炯明之间，即因在广州成立“正式政府”、选举总统和出师北伐等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矛盾越演越烈。1922年4月底至5月中旬，因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第二次来到广州。这时，孙、陈关系进一步恶化，孙中山由桂返粤，陈炯明被免去总司令和省长职务，退据惠州，兵变一触即发。作为与广州政坛近距离接触的人物，陈独秀当时对孙、陈纠纷的态度如何？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又一个问题。

当孙中山、陈炯明的矛盾逐渐公开，政坛波澜起伏，上下议论纷纷时，身处其境的陈独秀，对此却很少发言。目前在史料上查不到在南方建政、选举总统这些问题上，陈独秀究竟说了些什么。作为一个政论家，陈独秀当然不会对重大政治问题沉默。他这时之所以三缄其言，看来是不想因他的言论而加深孙、陈之间的分歧。陈独秀第二次来广州时，孙、陈关系即将破裂。陈独秀于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一大”闭会之后，曾携同陈公博、陈秋霖、黄居素（陈炯明的秘书）赴惠州见陈炯明。梁冰弦说陈独秀“乃劝竞存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发展”。梁并说明这一条材料是当时听到二陈谈话的陈秋霖，在他（陈秋霖）临死之前说出来的。然而，根据陈公博的记述，在惠州安排二陈会见、谈话的是黄居素，而陈秋霖和陈公博那天则到街上“乱逛”去了，他们均不知悉二陈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27]梁冰弦说陈秋霖是独自去访晤陈炯明的，“步至邻室，知竞存那边有客正剧谈，止于邻室，谛听移时，那边只一宾一主，复辩出语音为陈独秀，姑且听听说甚么”。[28]这与陈公博所说的，完全对不上号。因此，梁复述的陈秋霖死前的那句话可信与否，是应当打个问号的。再说，从陈独秀的为人来看，主动“劝”一位武人加入他所领导的党，也不像是他的作为。就在这一年的7月，朱德到上海见陈独秀，要求加入共产党，就为陈独秀所拒绝（陈的说法是高级旧军官需长时间学习才能入党）。从当时的情况分析，陈独秀这时过访陈炯明，很可能就像当时络绎于广州、惠州途中的许多促陈复出的说客一样，是为了争取陈炯明返穗，要弥合孙、陈之间的裂缝。

总之，陈独秀对孙、陈关系的态度是较为审慎的，他没有拥孙反陈，也没有拥陈反孙，并可能对陈炯明做了些劝说的工作。孙、陈并非从来誓不两立，他们曾经合作过，他们的合作有益于革命全局。孙、陈合则两利，离则两伤，这仍然是今天对那一段历史的基本看法。因此，对孙、陈关系能够出而予以维护和调和者，尽管未能成功，但其精神难能可贵。而激化孙、陈矛盾的做法，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和站在哪个方面，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应肯定的。

五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部属在广州发动兵变，孙陈关系彻底破裂。这时，陈独秀亲自指导组建的广东共产党组织，在拥孙还是拥陈的问题上，一度陷入了迷茫。据蔡和森说：“第一，反对陈炯明——广东同志很奇怪；第二，认不清对陈的关系，所以有偏袒陈炯明的倾向。一时不容易转变态度——‘群报’。”广东党组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甚至“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29]这种情况，直到1923年初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后，才改变过来。

是年6月30日，陈独秀在上海致函吴廷康（维经斯基）：“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知道他是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30]这时，大局已渐次明朗，苏俄支持孙中山的态度也已基本明确。陈独秀在这种情况对陈炯明有所批评，但不是如同一般舆论那样从“讨逆”的角度去斥责陈炯明；对孙中山有所“希望”，但也不是简单的“拥孙”，这种文字是耐人寻味的。

1923年春，孙中山策动滇、桂军入粤，将陈炯明逐出广州。此后陈独秀又一次来粤，这时，他的身份是大元帅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已加入孙中山的团队。5月上旬，陈独秀发表《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说“陈炯明向来把持以陈家军为中心的粤军，垄断粤政，只知有广东，不知有中国，……这是我们反对他的最重要之点，别的事还在其次。”[31]这篇文章与1921年元旦发表的《欢迎新军人》，颇有互相衔接之处，都在于说明军队应属于国家，而反对军队“私有”。不同的是陈炯明已从陈独秀的一位寄以希望者，变成了受到责难者。6月间，陈独秀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作报告，指出“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最近才纠正过来”。这时，陈独秀对陈炯明的批判或许还算是比较平缓的，但二陈毕竟已经分道扬镳，已走到不同的政治道路上去了。

陈独秀和陈炯明，均为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曾基于一定的共识而走到一起，共同活跃在南方的政治舞台上，并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足迹。后来，他们却因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分了手，成为政治上的敌人。随后，他们两人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各以不同的说法，分别为他们自己所缔造的或参与缔造的党所抛弃，又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被逐出革命舞台。

[1]陈炯明：《致孙中山函》，1919年12月5日，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2]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1920年5月1日，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3]《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转引自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5]海隅孤客：《解放别录》[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2页。吴玉章后来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而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徐谦在上海参与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一些活动；戴立夫，又名戴任， 1922年5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在黄埔军校工作过。这几个人与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关系，尚须进一步查证。
[6][7][9][21][28]海隅孤客：《解放别录》[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6、18、29、31、39页。
[8]陶德麟、李其驹的文章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10]《香山铁声报》1921年5月16日。
[11]《访问陈伯衡记录》，文中说：陈独秀在《新民国报》上，发表了关于教育方面的计划。见《广东党访问资料》之七。谭平山《怎样可以使劳动者发达》一文，也说到陈独秀有“教育改造计划”。见《广东群报》1921年元旦增刊。
[12]《香山铁声报》1921年3月14日、17日。
[13]李季：《我所希望于民国十年的广东》，见《广东群报》1921年元旦增刊。
[14]《查拿攻击陈独秀魏邦平传单者》，文中说：“省署令公安局，查拿昨派传单攻击教育委员会陈独秀委员及警备处魏邦平之人。”《香山铁声报》1921年3月10日。
[15]《陈独秀离粤》，《香山铁声报》1921年5月16日、5月17日。
[16]《陈省长表示兴学之决心》，《广东群报》1921年5月16日。
[17]《省长挽留陈独秀之坚决》，《广东群报》1921年9月13日。
[18]《教育委员会欢送陈独秀》，《广东群报》1921年9月10日。
[19]《筹办群报的缘起》，《广东群报》创刊号。
[20]《广东群报》刊登于《新青年》的广告词。
[22][29]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见中共广东省委党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一大”前后广东党组织》，1985年印，第65、69页。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24]《访问陈伯衡记录》，见《广东党访问资料》之七。
[25][27]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见中共广东省委党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一大”前后广东党组织》，1985年印，第87、102页。谨按，此文是孙、陈分裂若干年后写的，所谓对陈炯明的津贴“绝不愿意接受”云云，可能只是陈公博为表明他与陈炯明早已“划清界线”的一种表示。
[26]《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中央档案馆等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82年印，第2页。此文被认为是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在中共“一大”的报告。文中说“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日报应为《广东群报》。
[30]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304页。[31]陈独秀：《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载《向导》第24期，1923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