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曼是陈独秀元配夫人高大众的同父异母之妹。陈在17岁考取秀才后,由家长作主,与安庆府统领高登科的大女儿高大众结婚。但大众是一个目不识丁、三从四德的典型的旧式女子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她不支持陈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特别是干造反有被杀头危险的革命事业。因此二人感情不融洽,时常吵嘴。而君曼与大众不一样,读过北京师范学校,关心政治,支持姐夫的思想和行动。后来二人相亲相爱的事被双方家长知道后,就被逐出家门。1909年在杭州二人结为夫妇。接着他们参加了著名的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陈独秀曾任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后来因反袁斗争失败而逃亡到上海。
在此期间,高君曼随陈多次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生活,也饱受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游离的生活折磨,以至如陈独秀所说,到1914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四个儿女(陈延年、乔年和君曼所生的子美、遐年)只身到日本去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而高君曼等四个儿女,除了大众生的延年、乔年主要靠勤工俭学维生外,另要拜托给朋友汪孟邹照顾了。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高君曼又得了当时最可怕的肺结核病,经常咯血。由于当时医学不发达,药贵而难治,因此被称为“痨病”、“富贵病”。人们谈痨色变。同时,陈延年因不满父亲与姨娘高君曼的结合,也常闹纠纷。[1]在这短短的四、五年间,生活如此跌宕起伏,五味俱全,使高君曼感慨万端。于是,一是几年来受陈独秀的文化修养的熏陶与耳濡目染影响,二是参加了柳亚子为首的以写诗泳词为主要活动的南社帮助,高君曼在诗词创作上大有长进。她在愁苦中,写下了许多情意绵绵、心细如发、感人至深的怀念陈独秀的诗句,兹录其在《月词》、《饯春词》[2]中的数首如下: 嫩寒庭院雨初收,花影如潮翠欲流。 绣幕深沉人不见,二分眉黛几分愁。
头两句应该是描写上海初春夜雨刚停时的景象,显然她似又失眠了,站到窗前感到一股寒意,看到月光映照在庭院里青翠的花叶上尚在流淌的雨水,思念不禁又送到那远在日本的心上人陈独秀身上,但在深沉绣幕后面却见不到人,只见自己的眼波眉语间几分的忧愁。(眉黛:古代美女的一种称谓) 倚窗临槛总成痴,欲向姮娥寄所思。 银汉迢迢宫漏永,闲阶无语立多时。
头两句写她经常不自觉地站到窗前发呆,以向遥远的(经常作诗自称“嫦娥”)的丈夫寄托思念。可惜中日两国隔海好似天地遥远难以到达,只得无语痴立多时。 寂寂春城画角哀,中霄扶病起徘徊。 相思满地都无着,何事深闺夜夜来。
寂静的春城忽然响起画角(古代一种竹筒似的主要是军中用的乐器,声音悲壮而高亢)悲壮而高亢的声音。夜半扶病百无聊赖地闲步在院中徘徊。对亲人的思念洒得满地却又无着落,我的病情和对他的思念,不知陈独秀知道否!而这种愁绪却夜夜袭来。 密云如碲望来迟,为待双星转小时。 偷向丁布深处立,怕他花影妬腰支。
(为期望陈独秀早日归来)拜牛郎织女星多时,可能是浓云密布的阻滞不能如约而来;我偷偷地躲在幕帘深处,怕他来时如婀娜亭亭的花影那样妒嫉我那纤弱的腰肢。 春寒风腻冷银缸,翠竹分阴上琐窗。 记得凭肩花底生,含情应风影双双。
早春寒风吹冷了“银缸”(灯盏),摇动的翠竹影子不时投到连锁图案的纱窗。回忆从前曾与你凭肩依立在花丛下面,何时还能与你含情脉脉,俪影双双? 影事如烟泪暗弹,钗痕依约粉香殘。 伤心最是当前景,不似年时共倚阑。
往事如烟泪暗弹,依然故我却失去了当年的美好。伤心最是当前景,往日与你共倚栅门的幸福到哪里去了! 洛阳三月春犹浅,刚觉春来春又归。 若个多情解相忆,征鞍还带落花飞。
春天在洛阳的三月似乎就要过去,使人觉得春来春又归;哪个多情人能解我的思念,恐怕只有常年在外征鞍奋蹄带着落花飞扬的他(陈独秀)。 离筵惆怅日西斜,客车留春转自嗟。 多恐明年消息早,归来依旧是天涯。
红日西斜,离别筵上惆怅多多;客车之行发出像留不住春天转辗哀嗟的声音;又恐明年有报春花早发的消息,归来时不要又去天涯。(希望亲人归来,又怕归来后迅即远去) 羌笛凄凉怨玉门,春来春去了无痕。 年年载酒长安道,折得杨枝总断魂。
羌笛的凄凉声是抱怨挡住春风的玉门关,使春来春去无痕迹;虽然年年在长安道上来往喝酒,每当折得杨枝报春,却总有梦断魂消之感。 楼下花骢花下嘣,殷勤还与订归期。 问君更有愁多少,拼把年华换别离。
楼下的青白马对花丛高声嘶鸣,似问主人何时归来;问君到底有多愁?哪忍心把宝贵的年华换取一次次离别。 这些诗,对时令、花、月等景物如此的敏感,以极其细腻的女性的笔触抒发了对亲人陈独秀的往日情爱、离别哀怨、急盼思归之情是如此的深切,读了无不感人肺腑。
这种煎熬难忍的心绪必然加重她的肺结核病,于是经常咯血不止,因此急坏了汪孟邹。汪就急信催还陈独秀。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回国。在船上曾见日本船警打骂被窃车票的中国穷学生,周围的中国人看热闹,颇与鲁迅在仙台医学院看日军残杀中国人时围观的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情景相似。陈独秀立即上前阻止日警暴行,并劝大家捐钱为穷学生补票,多有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而却听到日警叽哩咕噜地说“中国人唯暴力是从”的话,又一次深深刺痛陈独秀的心,加深了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认识。决心从改造国民性入手,走思想救国之路。
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9月15日,创办了翻开中国历史新一页的《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 [1] 石原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1980年第1期。 [2] 分别载《民国日报》1916年7月12、14日。对诗的注释得到了已故安庆陈独秀研究会黄河先生的帮助。黄河已于2009年4月21日去世,特此表示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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