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生五次入狱，为何都能绝境逢生？

　　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一生跌宕坎坷，先后坐过五次牢，所幸的是，都化险为夷，绝境逢生。

　　反袁被捕险遭杀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派人刺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掀起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柏文蔚被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陈独秀任柏的秘书。然而不久，柏文蔚部下胡万泰叛变，突然率军攻击安徽都督府，柏文蔚被迫出走，作为安徽都督秘书的陈独秀受到通缉，“二次革命”在皖失败。

　　8月27日，陈独秀化装成商人乘民船从安庆逃到芜湖。对芜湖驻军龚振鹏部在胡万泰倒戈反柏时见死不救的行为，陈独秀非常气愤，所以到芜湖后，他径直来到龚振鹏的司令部，责问他“按兵不动，是何居心”。

　　龚振鹏被激怒了，下令将陈独秀逮捕入狱。随后，龚振鹏准备以“临阵脱逃，扰乱军心”的罪名将陈独秀杀掉。时任皖军副司令的张子刚闻讯后，急忙带着卫兵赶到龚振鹏司令部进行劝阻，龚没敢立即对陈独秀下毒手。在南京的柏文蔚得知陈独秀落难的消息后，也火速赶来营救。于是，龚振鹏顺水推舟，放了陈独秀。10月下旬，效忠于袁世凯的安徽都督倪嗣冲率部攻打安庆后，发出了缉拿革命党人的通告，陈独秀成为“要犯”，被迫逃往上海，远赴日本。他在安庆的家惨遭查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因及时逃往乡下，才幸免于难。

　　撒传单北京被捕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从1919年5月4日至6月上旬，陈独秀和李大钊以《每周评论》为阵地，积极组织舆论，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他们在杂志上开辟了“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的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以指导运动深入发展。陈独秀一人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专题文章和33篇随感。

　　为了进一步把群众斗争引向深入，陈独秀于6月9日亲笔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连夜印成传单。该《宣言》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等五项要求，并声明：“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月10日，陈独秀和高一涵怀揣着《北京市民宣言》来到游人如织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他们走进茶座，佯装在茶座上喝茶谈天，乘茶客离开的短暂时间迅速将传单放在空位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茶客返回到原座位，或者有新茶客落座时，看到传单便会读起来。陈独秀和高一涵见此情景，不禁激动万分。然而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被混杂在茶客中的便衣巡警盯上了，并被报告给了警察署。次日下午，陈独秀、高一涵和胡适三人又来到前门的“新世界”游艺场分头散发传单。陈独秀独自登上五楼，从怀中抽出一卷传单，向楼下一个露天电影院撒去。突然，从背后蹿出几个便衣巡警，将他一把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一卷传单。于是，他被带往京师警察厅，经连夜审讯后，被关进了一间既脏又臭的狭小的囚室。

　　起初，警方奉上级指令，欲置陈独秀于死地而后快，断绝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陈独秀在狱中备受虐待，加之营养缺乏，导致以前就有的肠胃病恶化。为了不让陈独秀立即死掉，警方不得不同意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去监狱探视、照料。由此，陈独秀被捕的详情传到外界，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努力下，自6月13日起，《晨报》、《申报》、《民国日报》、《公言报》、《时事新闻》等各地报刊纷纷在显要位置发表了有关陈独秀的报道、评论，引起全国震惊。全国各界人士函电交驰,强烈谴责当局的倒行逆施，据理为陈独秀的行为辩白，要求立即予以释放。迫于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北京政府只得于9月16日下令将陈独秀具保开释。

　　在上海寓所被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尽管陈独秀因故没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但他凭着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崇高声望，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9月11日，他辞掉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之职，悄悄回沪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此举被报纸报道后，很快引起法租界对陈独秀的注意。

　　10月4日中午，陈独秀在寓所楼上睡午觉，高君曼正兴致勃勃地与来客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打牌。突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包惠僧以为有客人来了，连忙去开门。门开后一下闯进来3个陌生人，大声嚷道：“我们要见陈独秀先生！”

　　室内气氛骤然紧张，高君曼大惊失色，但包惠僧故作平静地应付道：“陈先生不在家。”

　　“我们要买《新青年》。”

　　“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

　　“这儿不是有吗？为何不卖？”那几个人边说边向房内走，发现了堆在地上的9卷5号《新青年》。见那几个人动手要翻《新青年》，包惠僧赶忙劝阻道：“对不起，请不要乱动，这是过期的。”

　　“我们就要买这种，统统买！”

　　被叫声惊醒的陈独秀，感觉事情不妙，慌忙起床想从后门出去，但见后门已有人把守，只得折回前庭。那几个人掏出手枪，大声吼道：“不许动！谁是陈独秀？”见无人吭声，他们又威胁道：“不交出陈独秀统统抓！”

　　这时，陈独秀本想站出来，却被包惠僧阻止了。于是，在场的5个人全部被押上汽车带走了。在审问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巡捕房见未抓到陈独秀，便派密探把守陈的住所，见来人就抓，结果捕获了先后前来拜访陈独秀的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和《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褚、邵二人立即被“热情地”带至牢房去见陈独秀，因褚辅成不明就里，一见面就叫出了陈独秀的名字，致使陈独秀身份暴露。

　　当晚，陈独秀彻夜难眠，念念不忘外面中央机关及其他同志的安全，尤其是张国焘同他约好晚上要到他家商讨有关中央组织工作的，他不知道张国焘已机智脱险，因而焦急地反复对包惠僧说：“若是张国焘如约前来，岂不是自投罗网？那事情不更糟了！他总是不听劝告，身上常常带着一些重要文件，他年轻气盛，易于同警察吵闹，如果被搜出身上那些文件，就足以证明我们是共产党。”

　　因此，每逢听到有人被送进牢房，他就踮着脚从铁门上方的缝隙向外张望，看看是否有同志被捕。直到深夜，他似乎才稍稍放心。接着，他像留遗嘱似地向包惠僧等交待工作道：“你们出去要继续为党工作，我们这个党是大有希望的，不要因为出现了些问题，就丧失信心。当然了，不愿干的也不必勉强，人各有志，不过不要出卖同志，那是可耻之徒干的。”他还特别对包惠僧说：“惠僧，你年纪轻轻，当局抓不到你什么证据，会很快放你出去的。你出去还是回武汉协助必武同志工作好。武汉三镇是南北交通枢纽，工业比较发达，务必把党的工作搞好。毛泽东、何叔衡、刘仁静他们已在湖南开展党的工作。各地的同志都把工作搞好，党就会迅速发展。”

　　包惠僧等感动万分地说：“陈先生，大难临头，你舍生取义，首先想到的是党和大家，你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太令我们敬佩了。不过，我们还得同法租界公堂作斗争，要争取你先出去，党不能没有领头人。”

　　法租界经过公堂会审，未抓到对陈独秀夫妇不利的任何证据，就先把高君曼放了。陈独秀被捕之事经各大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海乃至全国各界人士积极开展了营救活动。孙中山应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李达的电请，专门致电上海法领事，要求释放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钱请了一位法国著名大律师来承办此案。慑于各方的压力，上海法领事被迫宣布罚陈独秀大洋100元结案。10月26日，由褚辅成出面担保，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法租界再次被捕

　　华法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极端仇视。上海法租界继1922年6月1日逮捕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李启汉之后，又于7月16日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砸掉了牌子。中央的一些同志再三劝说陈独秀离沪躲避风头，但适逢中共“二大”在上海开幕，他大义凛然地说：“反动势力对我实行逮捕，也不是头一回，他要逮就让他逮吧，党的‘二大’我不能离开。”

　　当时，上海法领事得到陈独秀等人在秘密集会的报告，便派出密探四处侦察，但直至中共“二大”闭幕，他们也未找到会议的蛛丝马迹。

　　8月9日上午，陈独秀正在位于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的寓所中伏案写稿，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德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等，突然闯进来将他逮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违禁书籍。事发后，高君曼立即告知中共中央。党中央迅速通报各地党组织派人来沪，展开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同时致电孙中山请其设法营救。孙中山接电后即打电报给上海法领事，蔡元培、蔡和森、李石曾等社会名流也在北京面见法国驻华公使，请其命令上海法领事释放陈独秀。得知法租界将于8月18日公开宣判陈独秀的消息后，北京的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改造同盟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10个团体联名发表了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书》，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蹂躏中国的罪行予以深刻揭露，对陈独秀所代表的革命运动给予热烈称颂，并在结尾宣告：“在判决我们亲爱的陈独秀的日子，举行大示威，高呼打倒法帝国主义！为自由而战！”正在酝酿大罢工的长辛店铁路工会也发出紧急通电，声称18日判决那天如不释放陈独秀，将组织数千名工人举行示威大罢工。

　　迫于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上海法领事只得以陈独秀虽“无共产党之实，但《新青年》有宣传过激思想”为由，判处罚金400块大洋，交保释放。8月18日下午，在党中央机关同志及陈独秀挚友等的热烈欢迎下，陈独秀重获自由。

　　在上海病榻上被捕

　　1932年10月15日下午，正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11号家中养病的陈独秀，因叛徒出卖，被突然闯进来的国民党特务逮捕。他很快被押解南京，先关押在十禀巷军法司，后被囚禁在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开始了漫长的5年牢狱生活。

　　陈独秀此次被捕，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国内著名学者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8人和外国学者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或短评，呼吁营救陈独秀。北京学生界还发动了颇有声势的援陈运动，好几个大学都进行了援陈讲演集会。然而蒋介石对这些均置之不理，还下令将陈独秀等押解南京军政部，声称其犯了危害国民罪，应交法院审判。10月25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传讯陈独秀，谈话结束后，竟要陈独秀为其题词。陈独秀即兴挥毫写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何应钦看了很生气，当即将它撕得粉碎。1933年4月14日至20日，江宁地方法院三次公开审理陈独秀案，最后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从此，他把监狱变成“研究室”,勤奋读书，潜心著述，写出了《孔子与儒学》、《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古音阴阳入互用表例》、《识字初阶》、《实庵字说》、《金粉泪》、《实庵自传》等著作,但大部分未能出版。其中由56首七绝组成的大型组诗《金粉泪》，是作者根据读报和来访接待中所见所闻所感写的，揭露了在南京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依然过着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生活的现实，是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要员画出的众生相。1937年，由陶亢德主编的《宇宙风》杂志第50期开始连载《实庵自传》，但只发表了前两章，即因日本飞机轰炸南京，陈独秀写作中断而作罢。

　　这年8月中旬的一天深夜，老虎桥监狱受到日机的狂轰滥炸。得悉陈独秀被炸，原北大陈独秀的学生、当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中凡教授，次日即来看望老师。来此之前，陈中凡考虑到形势险恶，陈独秀在狱中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便与胡适、张伯龄等商定联名将他保释出狱。因此，见到陈独秀之后，陈中凡便对陈独秀说：“仲甫先生，我与胡适、张伯龄等人商定将要联名保你出去，国民政府已同意，但需你本人写个悔过书。”

　　陈独秀一听勃然大怒，将手中的烟卷狠狠地摔在地上，态度坚决地说：“我宁愿炸死在监狱中，实无过可悔！”

　　陈中凡规劝说：“现在写悔过书，只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

　　陈独秀摇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我要无条件出狱！”

　　后经胡适等人出面斡旋，陈独秀终获自由。8月23日，在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的迎接下，陈独秀激动地走出监狱大门。这时，身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局处长的丁默村突然迎过来对他说：“陈先生，鄙人奉上级之命，来接你及夫人到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那里已为你安排好了下榻处。外面有车子在等候。”

　　陈独秀不屑地说：“丁先生，那里不是鄙人能够住的地方，鄙人已接受傅斯年先生夫妇之邀，暂到他府上安身。”

　　丁默村尴尬万分，只得转身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