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刘文典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刘文典（1889－1958）生于合肥，籍贯安徽怀宁县（今安庆市），是陈的学生，也是革命的同路人。

陈独秀因创办《安徽俗话报》，开皖省乃至全国的风气之先，启迪民智，宣传反帝爱国，对青年人的革命思想极其深刻。在合肥教会学校读书的刘文典，仰慕陈独秀，早有从师于陈的想法。

1904年，安庆地区桐城东乡（今属枞阳）人李光炯将安徽旅湘公学（时革命党人黄兴及与陈独秀留日时的好友张继等人皆为该校教员）在陈独秀的运筹下于年底迁到芜湖续办，改名安徽公学，校址设在芜湖二街三圣坊。

此时刘文典觉得有这样的好学校，又有陈独秀等革命党人在校任教，便决定离开合肥，于1906年春到芜湖入安徽公学读书。在安徽公学任教的革命党人还有光复会的陶成章、华兴会的周震麟、柏文蔚、江彤候、苏曼殊等，他们传播新文化进步思想，胸怀革命大志，但个个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刘文典在这所皖江流域最负盛名的学校里学习，思想升华，革命这志向，外也聆听陈独秀的教诲。

陈独秀住在芜湖长街的科学图书社的简陋宿舍，一边办《安徽俗话报》，一边在安徽公学当国文教师。陈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有时边上课学边搔痒，课讲得好，学生全神贯注地听讲，刘文典颇受教益。年轻学子的刘对陈独秀颇为钦敬，对陈独秀教其用西方哲学对照中国古籍的研究方法印象深刻。此法也为刘文典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陈独秀也从众多的学生中记住了刘这位小老乡，——好问多学、追求新思想的革命青年。

安徽公学“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布革命种子为教育学生宗旨。”一时间，使安徽公学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刘文典也被该校造就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斗争的优秀青年。

1906年暑假，陈独秀与苏曼殊去日本考察，处暑后便回国返芜湖，忙于革命，也继续任教；教余陈还同章士钊、刘师培等人谈诗论赋，唱和不已；另外，陈还以芜湖科学图书社联络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后被人告发，皖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被使陈于1907年又东渡日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而此间刘文典也将结束在安徽公学的学业。1909年，刘文典也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其间加入同盟会，应章太炎之邀，参与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宣传排满反清、爱国民主的思想。一度还学军事，练枪法，放炸弹。陈、刘二人各忙革命，少有往来。

1912年7月，柏文蔚正式任安徽都督，陈为都督府秘书长，协助柏励精图治，改进皖事惠政于民。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倒行逆施，引发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此时刘文典将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沪。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到芜湖驻军龚振鹏指挥部，斥责龚对柏文蔚的不义行为，遭龚捆挷下狱，欲以枪决。时在上海《民立报》任英文翻译编辑的刘文典得此消息，电告柏文蔚予以设法营救。后因旅长张永正的兵谏，龚本人也是陈独秀岳王会的旧部，终于释放陈。此事后，陈、刘两个同路人的友谊加深了。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召开。9月1日，发布《中华革命党宣言》通告海内外同志。孙中山重新树立起一面革命的大旗，成为凝聚一部分革命力量的中心，此时，刘文典也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该党秘书处工作，主要负责孙中山的英文电报的起草和翻译工作。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1号时正式改名《新青年》）。陈独秀想起以前的学生刘文典的英文很好，可请刘翻译一些外国科学家的文章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刘欣然同意，并着手翻译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一篇文章给陈。陈独秀将该译文发表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上，标题为《近代思想中之科学精神》。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非常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新著，新思想方面的文章，并在杂志上安排近20个页码的篇幅。此后，刘文典应陈的约稿，勤于写作，翻译，从《新青年》的第1卷第3号到第1卷第6号，几乎期期都有刘叔雅（刘文典）的科学方面的译文和力作。陈独秀、刘文典这对师生、革命同路人的友情更加深笃了。

1917年1月13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奉令宣布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仁先后被聘执教北大，刘文典也在其中。1918年5月15日，陈独秀写短文《有鬼论质疑》，用唯物论的观点开始向当时弥漫全国的“灵学”谬论开战。后刘文典受陈的嘱托对“灵学”者易乙玄反驳陈观点的《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文章，进行反击。刘在文章中说：“鬼神论害之所极，足以阻科学进步，堕民族之精神。”陈和刘都希望横扫鬼神论，破除迷信。国民早日觉悟，不要对科学愚昧，对未来迷茫。若国人再不醒，“亡其无日矣！”1919年2月，刘文典在《新青年》上发表译文《灵异论》之后，便开始将自己设计成走潜心学术的学者的道路。尽管他依然关心国事，但对在北大遭到攻击而去的陈独秀渐渐疏远了，尤其是陈独秀公开为“布尔塞尔维克”叫好而写了篇《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刘文典也像胡适一样不希望《新青年》过多谈及政治和“主义”之类。刘文典不再写文章于《新青年》发表了，最后刘与胡适一样，与陈独秀分道扬镳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全身心地投入如火如荼地爱国民主运动中。刘文典表示支持爱国学生的行动，但不赞成学者教授加入其中推波助澜。1919年6月3日，陈独秀因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刘文典积极参与学界营救签名活动。经过孙中山的施压和各界努力，北洋军阀政府于1919年9月16日释放陈独秀但仍受警察监视。据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仁们商量要秘密离开北平去上海。其间，刘文典家一度也成了陈独秀的“避难所。”年底的一天，陈独秀悄悄溜出他住的箭杆胡同9号的西院后门，躲过警察的监视。陈先抄近路到胡适家，考虑安全，又直到李大钊家。后在李大钊的掩护下潜离北平到上海，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勤奋工作，《新青年》也变成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重要阵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刊物。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直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共早期的领袖，五届总书记（委员长），忙于革命。而刘文典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先后编著了《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杜甫年谱》、《三余札记》、《说苑校补》等学术专著，译著有《佛兰克林传》、《生物学讲话》等，成为名声远播的国学大师。

1928年11月，时任安徽大学预科主任和文法院院长的刘文典，因安大学生在女中闹事毁物一事件，受到蒋介石的斥责时，刘出言顶撞蒋“……提起总理，我和他在日本东京搞中华革命党时，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如果我是学阀，你就是新军阀。”刘惹得蒋恼羞成怒，遭绑收押警察局。后在众名人的营救下，才获释，后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赴清华大学任教。

而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后，也命途多舛，1932年10月被叛徒出卖，入蒋介石政府大牢。1937年8月，度过5年牢狱生活的陈独秀出狱后，不做蒋介石政府的劳动部长，拒收10万元组织“新共党”，不应胡适之请去美国，也不做检查回归中共……陈自尊、清高、孤傲，但又贫病交加地去了四川江津乡下，直到1942年5月去逝。刘文典长叹：“仲甫是好人.、、、非常有学问，但他搞不了政治，书读得太多了！”

刘文典在抗战期间也颠沛流离，随校迁徙执教西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执教云南大学，一度想回安徽执教未果。刘后成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顶级教授。1958年病逝于云南昆明。家属遵遗嘱，家中珍藏全部捐安徽，骨灰葬于安庆怀宁高家山上。距陈独秀墓园仅2公里。

陈独秀、刘文典这二个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各自演绎着革命人生，在哲学思想、文学、史学等诸多方面有着杰出成就和风彩，两个自尊特强，清高孤傲，执着敬业追求完美的安庆人都魂归故土，长眠大龙山山麓。

       载于《安庆晚报》2009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