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胡子穆

陈独秀在兵荒马乱的抗战期间，避居四川江津，在友人的帮助下，得以安身。此时的陈独秀在政治舞台上渐渐消声匿迹了，为生计费神，为家庭也儿女情长起来。1938年8月9日，陈独秀从江津寄给其三子陈松年信中说道：“松年：三日抵此，不仅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中午甚热）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此间租店屋，非绝对没有。但生意外来人不易做。据邓季宣的意见，（吴）景羲（陈独秀大姐的三儿子）仍以和胡子模（穆），合力在此开米店为妥当。在此收谷碾米运往重庆出售，与本地人交涉地较少也。……父字    八月九日。”信中可看出陈独秀作为普通父亲，也颇为儿女情长的，而且考虑问题是周到慎密的。信中提道他们外甥景羲与胡子模（穆）合伙开米店，以维持生计之事。陈独秀信中提到的胡子穆，众人皆知是安庆著名的胡玉美“掌门人”，又是安徽大学的教授，安大“红楼”的创建人。

胡子穆（1892－1956），名国鏐，其祖父胡竹芗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师从过清代书法一冠的邓石如；胡子穆本人与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私交甚好；胡子穆于1906年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1907年赴日本留学于宏文学院，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系。以上诸因，陈独秀初识比自己小13岁的胡子穆于日本，但两人并未订交。陈此时心怀革命大业，探索反帝反封建的科学民主之真谛，而胡子穆也怀着爱国民主之理想，倾心于教育和实业来救国。故陈胡两人在日本时仅于乡谊而来深交。胡子穆回国后于1917年在北京与舒鸿贻女儿舒德进结婚。不久在直隶省立保定农业专门学校任教授。次年又去武昌高等师范生物系任教授。1923年奔丧回安庆，先后在省立一中、省立一师、圣保罗中学教生物学等。1928年和1946年两度被省立安徽大学和国立安徽大学聘为教授兼总务长，并兼“胡玉美”、“麦陇香”两家安庆百年老字号的经理等职。是安庆乃至皖省的教育家、实业家、著名绅商，也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中层公职差事。

陈独秀在失去政治舞台上耀眼的光芒后，退回到一介寒士。风烛残年的陈独秀，抗战期间避难于江津时，贫困与疾病交迫，他不得不从诸事中抽出时间考虑家人的生计问题。而胡子穆及家人也避难到四川江津，过去是不缺钱用的皖省名绅胡子穆也过起避难时的艰难生活，而且也在国立九中教生物学课程，未能按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的建议，与陈独秀的外甥吴景羲合开碾米店铺以谋生计。后陈的外甥开了一小百货店来挣钱，养家糊口。而此时的胡子穆与陈独秀的三儿子松年同事，又与陈的众多亲友在九中共事，胡与陈的交谊渐渐密切起来。以前胡子穆与陈独秀少有交往，与其岳父舒鸿贻（清朝末年的御史、民国时期代理过省长要职，国民党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认为陈是革命党人很恐怖的有关。后来了解陈的普通人的一面的时候说：“原以为陈独秀是个恐怖人物，哪里知道，看起来很平常。他也写钟鼎文，也谈旧诗词。”除此外，胡子穆是商绅和教育者，在动乱年代离革命者躲得远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陈与胡作为安庆的两个老乡，友情乡谊浓于常人的。此间，陈、胡二人往来，胡向年长的陈独秀索墨宝。陈爽快答应，并挥毫泼墨，作诗一首：

　　　　                                                               　子穆吾兄法正

　　　　　嫩秧被地如茵绿，

　　　　　落日衔山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

　　　　　不觉辛苦乱离多。

　　　　　　　　          陈仲甫

陈独秀挥笔而就，字写得浑厚质朴，颇具功力。胡子穆非常喜欢，随身收藏。胡子穆的儿子胡庆臻对此记忆深长。该诗也反映了陈独秀晚年逆境的心情，诗和字已不能与“酒旗风暖少年狂”时诗词、书法相比了，且平仄、韵脚都值得推敲。胡子穆在江津国立九中期间，经常到对江看望陈独秀，并尽已可能地接济和帮助陈独秀老兄，陈独秀得到一丝慰籍，但根本无法改变其贫困、疾病交迫生活和郁闷寡欢的心境。有他晚年的诗句“白日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及“贯休入蜀难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等为证。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带着这个世界对他的不公正逝世了。6月1日，胡子穆随着陈独秀的亲属，和何之瑜及安徽同乡好友邓仲纯、光升、高语罕、段锡朋、张国焘等人，护送陈独秀灵柩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之麓的康庄安葬，参加葬礼的还有捐献墓地的江津邓鹤年、邓燮康叔侄俩及亲属。

胡子穆在解放后，任安庆市工商联武器捐献委员会主委，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后又历任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委，省轻工业局副局长等职。1956年在合肥病逝。

　　      {载于《安庆晚报》2009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