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认识和反思

（一）陈独秀对后期苏联的认识

   陈独秀晚年，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他的认识的立足点在于这样的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所说的民主，是有具体内容，不像一些人也整天高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从来不将民主具体化，说说民主倒底有哪些内容。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第九条中说：“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在该文第八条中，他又说：“‘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总之陈独秀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总结为：党内无派，党外无党，格别乌权力凌驾于国家正常的行政权力，凌驾于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直接为斯大林个人御用工具，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专制政权，后期苏联若还被称为社会主义，那是糟蹋了社会主义。

   不过这里应该提出，陈独秀在论述后期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时，还牵涉到其他一些问题：（1）陈独秀认为斯大林专制制度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制的逻辑发展，是制度产生斯大林，不是斯大林产生专制制度。因此要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2）陈独秀认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

  这些话都合乎陈独秀的性格，表明他从来不马首是瞻、有主见。这也说明为什么他总是走在历史前面，而不是被历史拖着走的角色。这些话却被现时一些人所赞扬。自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出现一股反十月革命反列宁和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暗流。中国现在也不乏这些人，这些人中有的曾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个人理想信念，已经下定决心为之奋斗终生，也打算作出个人最大的牺牲，甚至自己的生命。苏联的解体与东欧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消亡，使他们绝望，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也说成为“乌托邦”。他们来一个180度的转变，否定十月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列宁，将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也记在列宁的帐上，他们也企图将陈独秀也拉下水。

   陈独秀的说法与这些人的观点，当然有本质上的不同，我认为陈独秀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实际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所关注的重点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1923一27年大革命失败后，如果不是经从莫斯科回来的反对派人员的介绍，他连苏联存在左派反对派和他们曾为中国革命问题与斯大协当权派争论斗争的情况也不知道。这些党内应该有派，党外应该有党的民主思想，首先也接受于托洛茨基。

   我想在这里有必要说说下面的一些情况。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这话被人用来证明为陈独秀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

   现代人经历了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后，都纷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也表示厌恶，因为斯大林主义者都是挥舞着“无产阶级专政”大旗，从事胡作非为。而陈独秀并没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家都很熟识他在狱中对西流就过：无产阶级专政专政资产阶级反革命他举双手赞成。他所反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专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头上来。他在“最后意见”中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厂、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于，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从这里可以肯定：陈独秀也主张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也必须镇压，军队、警察、法院这些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那么我们怎样理解“无产阶级独裁从来没有”这句话呢？问题很简单，这话是针对斯大林政权而言的，他告戒我们，切莫不要将斯大林政权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从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党专政，最终还是斯大林独裁。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我还要说几句。

   马克思主义的命题：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当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总要建立起一种政权，总不能像无政府主义一样，主张革命后不要政权。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我们不要命名。这政权建立后即实施广泛的民主。如果这个实施广泛民主的政权遭到资产阶级反革命攻击的时候，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办法呢？这里我想起俄罗斯寓言：当一头贪婪的猫偷吃桌子上厨司刚烧好的鱼时，这位厨司站在桌旁，对着这正在津津有味品尝鱼味的猫大发议论，他企图以语言说服它不要再吃这条不是预备给它烧的鱼，这头可爱的猫，并不领情。我们怎样去评论这位可敬的厨司呢？除了说他是“白痴”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评价！？这个刚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权，遭受到资产阶级反革命攻击时，当然要进行反击、镇压。这时候的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实质上就是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实施专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这无产阶级民主政权一开始就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呢？实质上“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有两方面的含义：对敌人施行专政，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施广泛的民主。

             （三）早期苏维埃自由

为了解决陈独秀所说的斯大林专制制度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实施政制逻辑发展问题，有必要回顾苏联早期历史，即早期苏维埃自由问题。

日本学者藤井一行曾发表过《早期苏维埃自由》（天益社区网）。他例举事实和数字证明早期苏联是存在广泛自由民主的。虽然早期苏联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但决不是专制制度，多少年来人们认为“一党专政”被当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完全错误的。藤井一行说：“在马克思、列宁的蓝图中，没有一句话表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一党专政，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第一部宪法，也没有过一党专政或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条款。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为例，当时允许多个派别的‘俱乐部’一一政党的雏形，合法活动……在当选的64名的公社委员中，普鲁东分子20人，布朗基分子21人，新雅各布宾主义者及无党派分子20人，只有龙格一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藤井还告诉我们：“苏维政权从成立时起，就是以多党制出发的。以起义后当晚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例，在开幕前649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193人、孟什维克80人……另外还有一些波兰社会党人、乌克兰社会党人及无党派人士”。“直至苏维埃第五次代大的在1425名代表中，布党868名、孟什维克10名、社会革命党左派470名、无政府主义7名”：藤井又说：“这些政党不但在苏维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进入政府同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在实际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五人常务局中，就有两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这些党派所发行的报纸也合法存在，被没收和禁止发行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报纸。

除上述的日本学者所提供的材料外，从列宁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相应让材料。列宁在1917年起草的法令中提出在苏维埃实施“……承认党派和通过有组织的政党进行选举。”“今后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进行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3版3卷335页）。

      （四）与布尔什维克党合作的党派最后结局

其他党派与布党联合执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继续以藤井一片所提供的资料进行论述。

这些党派由于立场观点不同，时常反对布党和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只要这些反对苏维政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停留在和平的论战上，当初就不禁止其存在。如1918年到1922年期间，具有各式各样思想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自己的出版物和集会上展开反对苏维埃政权及政府的话动，布尔什维克方面仍然以论战来回答。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在各地勾结反革命军队组织进攻苏维埃政权的事实已经确凿无疑，1918年6月，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其代表开除出执行委员会，并建议地方苏维埃将他们从各苏维埃中驱逐出去。右派社会党人在同年2月8日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放弃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外国的干涉战争，号召自己的组织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做斗争。1919年2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取消对采取这一立场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上述开除决定，给予其参加苏维埃活动的权利，并建议有关行政、审判机关释放被拘留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在1918年10月的会议上承认苏维埃政权，也重获合法地位。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使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诉诸武力。和约缔结后，他们首先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政府各部委和肃反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6月份计划在预定于同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苏维埃大会开会期间在莫斯科举行暴动，企图逮捕苏维埃政府部长，并决定以暗杀德国大使为发难信号。在第五次苏维埃大会会议的第三天，政变开始，德国大使被杀。但政变失败，出席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被逮捕，没有参加叛乱与叛乱无关的不但释放，而且被允许出席再次召开的苏维埃大会。1918年年底，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停止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对抗，重新获得合法地位。虽然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停止武装对抗，但它的党员们的反革命行为并没有停止。

这里还应补充一点，1918年6月20日，决·洛达尔斯基一一著名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员遭社会革命党组织“中央战斗队”暗杀，8月30日，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莫·索·乌尔茨基被刺身亡，同一天，社会革命党人暗杀列宁，列宁身受重伤。

1921年3月克朗斯脱得叛乱，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都参加了这场叛乱。几百名著名的孟什维克被捕，也逮捕了社会革命党人。1922年3月，俄共十一大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才决定“应当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集团的组织”，俄国共产党才成为国内唯一合法政党。藤井一行认为“少数党的消亡主要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诉诸武力反对苏维埃，勾结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自己堵死了通过对劳动人民的影响为多数党的道路”。

当时大家都认为苏维埃政府取缔其他政党是迫于局势的措施，同对几经反复，如果陈独秀全完彻底了解苏俄当时这种实际情况，决不会去归罪列宁和托洛茨基，也不会说要重新去估计布尔什维克理论及其领袖的价值了。

斯大林独裁以后，不要说这些政党的命运了。连列宁的近卫军一一老布尔什维也遭到无情的镇压！但过去一些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分子，倒成了斯大林的座上客，有成为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的，有成为斯大林的打手，如马尔托夫和维辛斯基。维辛斯基不遗余力地参与镇压、杀戮老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这也许是历史的宿命，斯大林的叛卖，也给予这些人报复布尔什维克的机会。

一党专政也变成了铁的事实，成为苏联宪法中占着特殊地位的条款了。

这里还需说明1921年3月苏维埃政府镇压克朗斯脱得水兵叛乱问题。不仅过去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今天某些学者先生们，也拿克朗斯脱得事件来证明列宁党的专制和残暴。关于克朗斯脱得事件，在香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上，可以找到托洛茨基论述该事件的三篇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托氏说：“克朗斯脱得在革命史上写了英勇的一页。可是内战开始，不断地调走克朗斯脱得的老人，也调走整个波罗的海舰队中的人。早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克朗斯脱得水兵组成的队伍已被派出去援助莫斯科。……但是早在1918年，无论如何不会迟于1919年，各条前线上就开始抱怨说、‘克朗斯脱得人’的新的派遣队不能令人满意。他们需索多端，不守纪律，在战斗中不可靠……”托洛茨基说：“留下来大多是政治不可靠，对内战没有什么用处的人……我们自会看出克朗斯脱得暴动不是别的，它只是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艰苦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峻所进行的一次武装反动罢了”。托氏在文章中又说：“俄国的乃到外国的一切反动派立即抓住了这个暴动，白俄侨民要求给暴动者以援助。这次暴动如果胜利，不管水兵们的头脑中是如何想法，结果总是只能带来反革命的胜利。……因此这个暴动具有反革行性质。同时因为暴动者拥有要塞中的武器，他们只能用武器来扑灭的”。

      （五）党内无派与赤卡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传统就是允许党内有派别存在，党内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同时在党内报刊上可以发表不同意见。这些在习惯于一个声音，一个调门，一定要与中央始终表持高度一致的人听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也许会认为是“天方夜谭”！解决争论也不是依党或政府的行政手段，而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但少数意见不得抹杀，而要保留，并允许在下次会议上再行提出重新讨论表决。十月革命后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德和约问题，当时党内有三派不同意见：列宁的意见要立即与德签订和约，因为“和平”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对俄罗斯人民的许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主张战下去；托洛茨基则主张不战不和。三派意见的前提都是寄希望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表决结果，列宁的意见为小数。后来托洛茨基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而投了列宁的票，列宁的意见才得以通过。党在讨论是否举行无产阶级暴动时（这是十月革命前夕的事），党内也有不同意见：列宁主张抓紧时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武装暴动，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尼夫则反对。以后关于工会问题……都有不同意见而发生争论。总之，列宁一生，对党内不同意见，都是以民主方法去解决，从来没有压服或行政手段去解决。

因为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恶化，在党的第十次代表会上，党决议暂停党内派别活动，但仍允许不同意见进行争论。托洛茨基也投了赞成票。当时这“应急”措施，的确是埋下了便于斯大林独裁的祸根，但这不能说斯大林独裁是这些措施的逻辑发展。

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肃反组织“格别乌”，当时也称“赤卡”，它的任务当然是同资产阶级反革命作斗争。它集侦察，立案拘捕和审判于一身。“赤卡”的副主席还是左派社会党人，布勒斯特和约签字后，左派社会党人退出了政府各人民委员会，但没有退出肃反委员会。内战结束后，列宁就要求赤卡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斯大林执政以后，格别乌才变成斯大林陷害和镇压他的反对者的工具。使格别乌权力凌驾于国家政法部门与党中央、政治局。成为斯大林个人御用工具。

纵观苏联的历史，由于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立中，且国内形势恶化，列宁党后期的确对自由民主作出了一些限制。既使有所限制，还是十分宽松的。列宁曾大声疾呼：“同志们！别争了，现在不是时候，我们的措施是暂时的，一旦局势允许，立即解禁”（参见藤井一行的《早期苏维埃自问》）。由于斯大林的个人权术要求，才将各项本来属于临时的应急措施，推向极端，对苏联人民进行血腥统治，苏维埃制度蜕变为专制独裁政体。

再回过头来谈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陈独秀认为是苏维制度产生斯大林独裁制，不是斯大林产生独裁。上面的所论述苏联的经历，应该可以说己回答了这一问题。但为了彻底弄清楚问题，还需要再说几句。强调制度的作用，一般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某一历史演变中单纯地强调制度的作用还歉不够，有时候个人性格对历史的作用不能忽略不计。现代人经历了斯大林专制血腥统治以后，向往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的确，议会民主制虽然被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评为“资产阶级政客的清谈馆”，但比起斯大林模式的苏维埃好千百倍，在斯大林的苏维埃里，除了有“暴风雨般的经久的掌声”和“一致通过”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就是这种被人们所推崇的议会民主制，则开了一次严重的历史玩笑：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这能说是制度产生法西斯么？所以马克思说：“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性’，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前那些人的性格这一种‘偶然性’”（《马恩书信选集》第389页）。

     （六）陈独秀最后的总结

1942年5月27日，离他逝世只有十四天的日子，他发表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他在文章中说：“……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主然解决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制”。

这些是陈独秀文章中的观点，是百分之百的他晚年的观点。这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一国际主义的观点。由于从苏联的蜕变中取得了教训，因此他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他主张的是“不断革命论”观点，也就是完完全全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

这也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前途的预言：“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系，是没有前途的”。苏联的解体证实了他的预言。

文章还接着写道：“十月革命是全俄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弱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人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外把帝俄时代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宣告废除。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等，……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这是陈独秀最后对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理论及其领袖的价值估计。

但陈独秀再三强调：“将后期苏联称为社会主义，是糟蹋了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