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国际的信

《陈独秀著作选》编者注：中共中央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但由于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还需申报共产国际审核。1930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部给陈独秀的电报，转交与他。电文说：“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会议“将于两月之内举行”，请你尽快转告你是否愿惫前来参加。“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或得不到你的答复，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中共中央希望陈“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国际执委政治书记部：

　　中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早已紧急地宣布我为“托洛斯基主义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贼”……企图这样一次决定我的前途。同时，你们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给他们的训令也就教导他们：“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斯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然而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

　　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固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在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的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然而国际的领导机关却轻轻地把这个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如果这样便解决了问题，关于我个人当然用不着说什么；但若以个人的责任问题掩盖了全部政治问题，掩盖了失败之真实教训，因而断送革命之前途，其罪实不可恕！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然而自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现在，你们应该己经取消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派”而引导中国党于正轨，两年来事实的经过是怎样呢？中心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东的政变，就应该给我们争取无产阶级独立地位的一个猛省，然而我们恰于这时完全屈服于国民党。四月十二日上海的大屠杀，应该使我们根本改变过去机会主义的路线，然而我们因不容于上海的蒋介石，而转趋于武汉而求于汪精卫，武汉失败后，机会主义无出路又转入盲动，把中国党从政治上的破产再加上组织上的毁坏。最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八月）就应该彻头彻尾地整理过去革命之真实教训，肃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然而它却受了官僚主义浮面批评之敷衍，仍由留在旧的道路上……机会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及工农民主独裁）及盲动主义的策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因此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扰！

　　列宁教导我们在反动时期“革命党被迫着要完成他们的教育。他们已经学习过进攻（可惜中国党在过去所学习的还只是投降！）现在应该教他们了解这个科学应该由退守的科学来补充……为着战胜，应该有规律地进攻，有规律地作退守战”。一个国际的领导，却在当进攻的时候，教中国党投降；当退守的时侯，教中国党胡乱地拼命。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失败后能够“最整齐地、最少损失他们的武装，最少损失他们的中心而退下来”及“经过最不深沏和最容易恢复的分裂，受到最少的颓丧，最能够重新开始最广泛的、最规则的及最有毅力的工作”为成绩，而国际的领导，却叫中国党战至卸甲丢盔一兵一卒都不留——只留下一些雇佣队。列宁说：“布尔什维克能够获得这样的结果，唯一的乃是因为他们早已无情地揭穿并开除那些口头的革命家，这些革命家他们固执着不了解有时应该退守，应该善于退守，绝对应该学习在最反动的各种议会中，在俄工会协作社中，在救济会中，及在一切团体（即使是最反动的）中合法的去工作。”（当然列宁并不主张取消秘密工作，他要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紧相联系。）国际的领导，现在教中国党制造“同盟罢工”，“政治罢工”，“上街打电车”，“乡村游击战争”，“苏维埃的割据”，“公开的赤色工会号召”……等等。

　　现在中国党官僚主义，已具小资产阶级失败后愤激的情绪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深相结合着，党的群众基础已扫地无余。党不但不能与群众恢复联系，不但不能领导工人抵御资本（阶级的）进玫而团结其队伍，并且一味地夸大盲动，在群众斗争中客观上做了破坏工作，同着资本的进攻双方对工人进行夹攻！这种情形你们不能说不知道，知道而不能不如是做下去，因为他们现在“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

　　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得到国际之列宁主义的领导，才可顺利地达到他的解放之前途，这是必然的，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斯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真正的根源所在。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斯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予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遭到的结果。现在这种予言已经一步一步由事实证明出来了，可是你们却把托洛斯基放逐到苏联以外，把他交在阶级的敌人之手中，即土耳其的蒋介石之手中，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于整个的政治问题，我从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已完全证实五、六年来国际的领导是站在官僚机会主义的路线上，尤其重要的就是你们滥用国际的威信及凭藉官僚机关的权力，继续维持这种路线，不惜破坏一切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原则，不借恶劣地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根本方法，列宁主义的战术主要教训。关于中国问题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将来第三次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独裁，还是无产阶级独裁?（二）目前的任务是直接准备武装暴动，还是提出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如国民会议）作民主的斗争?你们因未得到机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来认清革命发展中阶级关系的转变，因而你们在未来革命政权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工农民主独裁，因为未得到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不承认上一次的革命早已完结，因而你们在目前直接任务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准备武装暴动和乡村游击战争。这样你们在总的政治路线上是要把革命拉向后退，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是破坏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我及我们意见相同的同志所发表的政治意见书，不久你们当可以看见。这些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便没有别的问题可解决。但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政治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世界革命命运的问题，应该从党内公开的讨论来解决。托洛斯基同志关于中国以及整个国际问题的许多文件，你们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驻中国的国际代表会以开除党籍当面威吓我，禁止我发表政治意见；中国党中央仰承你们的意旨不允许把我屡次所提出的政治意见交付党内讨论，只凭他们片面造谣；同志中有提出疑问的，立即被指为“暗藏的陈独秀派”，开除出党——这样便算解决问题吗？你们如果有诚意解决问题，你们备有一切权力与方法，否则一切问题都只有凭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一道去解决。

独 秀

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

1930年7月1日《无产者》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