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

　　光緒廿七年（1901），東渡留學于東京弘文館，屬師範科，習日、法文。已而，入勵志社，黎科、傅慈祥、蔡承煜、戢元丞、秦力山、吳祿貞、章宗祥、曹汝霖、張繼皆爲同志。唯章宗祥、曹汝霖爭爲清使翻譯，獨秀恥之，乃脫會歸國，潘贊化與同行。翌年春，訪汪希顔于南京，獨秀論曰：“蒙學莫急於德育，而體育次之。若智育，則成童以後未晚也。誠以德爲人道之本，無德無以立，智必不醇。”希顔美其論，呼之爲皖城志士。

　　獨秀返安慶，日與鄭贊丞、房秩五、柏文蔚、葛襄、潘贊化、何春台等往還，組織青年勵志社，設址於敬敷書院之藏書樓，常聚衆演說。官府查之，遂再赴日本。時勵志社已頗遲暮，獨秀乃與葉瀾、秦毓鎏、汪榮寶、蔣方震、張繼、蘇曼殊、馮自由、金伯平等創青年會。廿九年（1903），與張繼、鄒容等戲辱駐日學監姚昱，張繼環其腰，鄒容捉其頭，獨秀剪其辮。三人遂被逐回國，于上海訪章士釗，張繼、鄒容留滬，獨秀獨返安慶。

　　時朝廷以東三省與俄國密約，獨秀乃演說于藏書樓，以爲非軍人精神不足以立國。時大雨滂沱，然到會五百餘人，群情激憤，蔚爲盛舉。演說畢，立組織安徽愛國會，期聯絡東南各省，追求獨立。此後藏書樓演說不止，遂爲官府所禁，獨秀避走上海。適《蘇報》案發，遂與章士釗、張繼辦《國民日日報》，以爲《蘇報》之抽緒，蘇曼殊、何梅士、陳去病等爲撰述，激烈猶昨，遂於半年後被禁。

　　獨秀複返安慶，與房秩五、汪孟鄒辦《安徽俗話報》，設址於蕪湖。兼教職於蕪湖之安徽公學，劉師培、柏文蔚、陶成章、蘇曼殊等皆薈萃於此。獨秀又與柏文蔚等組織岳王會，以運動安徽新軍。已而，章士釗、蔡元培、劉光漢、楊篤生組暗殺團於上海，獨秀亦歃血如團。

　　有桐城人吳樾，安徽公學之學生，亦暗殺團成員也。見獨秀辦報，哂曰：“同胞皆在夢中耳。辦報何用，唯暗殺可。”獨秀壯之。未幾，吳樾往刺五大臣，獨秀與爭使命，至扭打匍匐，互不相讓。樾雲遂云：“餘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爲易？”陳答曰：“自是前者易而後者難。”樾乃對曰：“如此我爲易，留其難以待君。”遂灑淚而別。光緒卅一年（1905），吳樾死難，遺書與獨秀，即《暗殺時代自序》也。

　　 適《安徽俗話報》亦遭禁，獨秀頗悒郁，與蘇曼殊旅日數月，複返蕪湖任教。翌年春，徐錫麟刺死恩銘，安徽大亂，獨秀複避居東京，與章士釗、蘇曼殊居一室。獨秀素好小學，常與章太炎、錢玄同、周作人商榷。曾率爾云：“有清漢學大興，戴、段、王皆皖、蘇人，諸君則浙人，唯湖北無人。”時黃侃在內室，怒而駁曰：“湖北無人，然有區區。安徽多大家，未必爲足下。”獨秀慚而退。居二年，肄業于弘文學院，學力精進。

　　宣統元年（1909），回國奔兄喪。翌年，任教於杭州，與妻妹高君曼同居，親族爲之側目。偶見沈君默題詩，即往訪之曰：“汝詩固佳，然字俗入骨。”君默愕然，遂苦參碑帖，終成大家。

　　武昌首義，獨秀夜張檄文於杭州鼓樓，省垣爲之悚然。孫毓筠爲皖督，征獨秀爲秘書長。未幾，毓筠入袁總統幕，柏文蔚繼之，亦重獨秀。民二（1913），袁總統免柏文蔚職，胡萬泰倒戈討柏，蕪湖龔振鵬坐視不救。獨秀適在蕪湖，怒斥振鵬，遂遭逮捕，明令槍決。旅長張子剛疾往救之，倖免此難。柏文蔚聞之，致書振鵬，獨秀始獲釋，遂以病辭，避贛寧之役於上海。已而倪嗣沖皖督，通緝黨人，獨秀冠於榜首。

　　翌年，章士釗于東京辦《甲寅》雜誌，獨秀東渡助之，高一涵、李大釗俱在焉。士釗撰《雙枰記》，獨秀爲作序，始署獨秀之名。次年，返滬辦《青年雜誌》，倡進取、科學、自主之精神，以改造青年，而非關時政。居一年，風行於滬上，爲同名雜誌所忌，遂易名爲《新青年》。時胡適留學美國，常有書信往還。

　　民五（1916）年末，蔡元培爲北京大學校長，沈尹默呈《新青年》，元培閱而愛之。翌日獨秀貪睡，元培倚門候之，獨秀爲之感動，就聘爲文科學長。獨秀複薦胡適。黃侃、馬裕藻等不悅，詰曰：“陳獨秀惟能作筆記文，焉能爲學長？”元培曰：“仲甫精通訓詁、音韻，何得不能爲學長？”

　　民六（1917）初，胡適撰《文學改良芻議》，獨秀爲之張目，作《文學革命論》。其文曰：“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又以明前後七子並歸有光、方苞、劉大櫆、姚鼐爲十八妖魔，必欲芟夷之而後快。蓋胡陳之論，振聾發聵，最爲振奮青年，遂有吳虞、高一涵、陶孟和、錢玄同、李大釗、劉半農、沈尹默、周樹人、周作人等前來影附。然獨秀既爲文科學長，亦持蔡校長之兼容並包主義，故辜鴻銘、黃侃、馬裕藻、梁漱溟等，雖泥古貪玄，亦大造杏壇。故北大文科之氣質，獨秀甚與力焉。然獨秀專任此職，寡登講壇，亦無演說，蓋其餘力盡在《新青年》而已。

　　獨秀非古已甚，直欲惟存漢語，而廢止漢字，代之以羅馬字母。胡適則以爲欲實行羅馬化，必先實行白話。獨秀以胡適爲怯，略輕之。時胡陳之論，已披靡京華，群蟬緘口。劉半農乃化名王敬軒，直言《新青年》之非，欲引發文戰也。不意王論頗得人心，故常有質疑新青年者，獨秀與玄同惟痛駡而已。胡適以爲不合民主精神，獨秀曰：“吾不屑與辯，惟痛駡而已。”

　　《新青年》者，拈出德、賽二先生，以非孔孟，倡自由，而非關新聞，編者皆以不幹時政相標榜。獨秀忿於此，乃創辦《每周評論》爲其副刊，以李大釗爲主撰，金剛怒目，橫槊憑陵，鬱鬱乎淩邁京城之上。爲政者視之，有若芒刺在背。泥古者視之，有若猛獸毒蛇。惟獨秀素不檢點，曾流連於八大胡同，見於報端。徐總統故申飭蔡校長，令其管束教師，遂免獨秀之文科學長職。

　　初，蔡元培以爲私德不修，必殃及社會，故發起進德會，分甲乙丙三類。甲類惟不嫖不賭不納妾。乙類須不作官、不作議員。丙類更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獨秀與李大釗、章士釗、沈尹默等均爲甲類，然多不能踐行，唯大釗信守不移。故日後獨秀歎曰：“世所謂南陳北李，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

　　八年（1919）六月三日，學生遊行，被捕三十餘。獨秀乃作《研究室與監獄》一文，以研究室與監獄爲世界文明之兩大發祥地，主張出研究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研究室。時蔡元培出走，傅斯年、羅家倫欲遷北大至上海，獨秀駁之，遂止。未幾，學生皆獲釋，獨秀欲趁熱打鐵，乃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立遭逮捕。九月，孫中山會北使許世英於上海，爲獨秀陳情，適徐總統與龔總理亦不喜爲難學人，遂由安徽同鄉會保釋獨秀。

　　翌年，潛赴漢口講學，有記者名包惠僧者，感其言行，願爲左右手。不日，省垣下逐客令，遂返北京。警察聞其擅自行動，複欲捕之。獨秀急與大釗雇騾車一輛，氊帽廚衣，扮作病人。大釗則側坐車把，手持帳簿，扮作商人。於途中探討建黨之事，約定分管長江南北，此所謂南陳北李也。自京而津，不過二百里，二人竟行數日。蓋共產黨之創立，實肇於此也。
　　獨秀赴上海，居法租界漁陽裏，故柏文蔚所居也。未幾，有俄共特使威金斯基來訪，晤談甚歡，始籌備建黨之事。陳望道、李達、俞秀松等青年，以外文佳，能譯馬列經典，爲左右手。時黨名頗引爭議，獨秀書詢大釗，大釗覆云：“共產黨。”於是始定。

　　初，蘇俄孤立於世界，四顧無友，遂發佈《告中國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聲明無條件放棄沙俄時代之不平等條約，我國人民於是親俄。甚有姚作賓者，於北京創立中囯共產黨，且遣使往海參崴聯絡俄人，惜未成氣候。然俄國固狼子野心，其覬覦中國之心，隨氣力而複。故明示其遠東當局，必以加劇中日美之利益衝突爲第一要務，蓋欲獲漁翁之利也。其援華之舉，始而陳獨秀，率而吳佩孚，忽而馮玉祥，繼而孫中山，是其明證也。時羅素演說於中國，曰中國何必實行社會主義。獨秀聞而頞眉，以爲羅素貽誤中國，竟致書駁之。

　　中央以獨秀擅自離京，且於上海擴張過激主義，欲緝拿懲辦。適陳炯明邀獨秀赴廣州興辦教育，獨秀遂南下，任廣東教育委員會會長。

　　自巴黎和會以來，獨秀以西人爲踐踏和平，故日益傾向俄共主義。《新青年》亦由民主主義而衍入社會主義，胡適譏之爲蘇維埃俄羅斯漢譯本。至民國九年（1920），影從獨秀，號稱馬克思主義者，有上海之戴季陶、張東蓀、胡漢民、沈仲九、劉大白、俞秀松、沈玄廬、李漢俊、陳望道、李達、沈雁冰、邵力子、施存統、林伯渠、柯慶施，北京之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鄧中夏、劉仁靜、高語罕，湖南之毛澤東、何叔衡、彭璜、賀民范，山東之王盡美、鄧恩銘，湖北之董必武、包惠僧、陳潭秋，廣州之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劉爾菘、張太雷，留學法國之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留學日本之周佛海，數百餘人。獨秀遂造中囯共產黨於上海，大釗等皆其旁支，惟季陶、東蓀、漢民、力子、仲九、大白等，雖參與肇黨，然久之生疑，皆去。又有北大學生名朱謙之者，致書獨秀云：“吾爲人民之自由起見，與先生誓不兩立。”

　　翌年（1921）七月廿三日，共產國際遣馬林、李克諾斯基赴華，共產黨人遂聚于上海法租界，此所謂一大也。到會者十三人，爲包惠僧、陳公博、周佛海、劉仁靜、張國燾、李漢俊、李達、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獨秀令包惠僧攜其意見書至。獨秀欲定黨綱，李漢俊詰曰：“革命何等要事，豈能倉促，自當先赴蘇聯考察，再定黨綱不遲。惟今之計，應響應中山先生之廣州政府。”張國燾斥曰：“對資產階級妥協，則是改良主義而已。”故一大之會，實有分歧，其會未終，何叔衡與陳公博已避席而去。然獨秀威信固然，仍當選爲中央局書記，由周佛海暫代之，李達主宣傳，國燾主組織。

　　獨秀于廣州四處演說，激烈已極，直欲廢德仇孝，顛倒人倫，鄉黨爲之側目。廣東議員伍光謠評獨秀曰：“陳獨秀者，直欲取中國數千年五倫之數根本取消以爲快者也。”附議者頗衆，甚或呼獨秀爲陳毒獸。亦頗有獻讒於炯明者，炯明皆一笑置之。惟獨秀不堪其譏，遂辭歸滬上。時俄使馬林數晤孫文，令共產黨並入國民黨。獨秀慍之，力主黨外聯合，故爲共產國際所忌。十一年（1922）六月，陳炯明與孫文相攻，獨秀響應孫文，而粵省同志如譚植棠、譚平山、陳公博等影從炯明，蓋服膺炯明之聯省自治也。獨秀怒，嚴懲此三人，三人日後先後脫黨，實肇於此際也。

　　七月，獨秀與張國燾、蔡和森、李達、高君宇、王盡美、向警予、施存統等會于上海成都路，此中共二大也。其擬訂之最低革命綱領爲，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帝國主義，達成完全獨立。獨秀當選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張國燾主組織，蔡和森主宣傳。蓋二大中，李達與國燾爭辯不休，爲彼所忌，遂不得入中央局。

　　獨秀終屈志，與大釗等入國民黨，孫文甚重之。是年十一月，獨秀與劉仁靜、王鈞喬裝出東北境，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聽列寧演說。時有留學同志如瞿秋白、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等見獨秀來，均雀躍不已。獨秀愛秋白才華人品，攜其回國。適吳佩孚鎮壓罷工，通緝獨秀、馬林，獨秀乃遷中共中央至廣州，兼任軍政府參議。

　　十二年（1923）六月十二日，獨秀與馬林、瞿秋白、毛澤東、張國燾、蔡和森等會于廣州，此中共三大也。張國燾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馬林不悅，獨秀爲馬林斥國燾。獨秀當選委員長，毛澤東任其秘書。九月，澤東返湘籌組國民黨，羅章龍代爲秘書。次年，澤東返穗，詢獨秀曰：“若國民黨有右派，則何以當之？”獨秀曰：“共產國際明令云，支援左派，反對右派。”澤東聞之釋然。

　　是年五月，張國燾於北京被捕，大釗避走蘇聯。六月，國民黨鄧澤如、張繼、謝持等彈劾中共，非難俄使鮑羅廷，毛澤東與國民黨葉楚傖論戰，獨秀爲之兩難。蓋獨秀本不主張國共聯合，然既已聯合，則不願其分裂之速也。而獨秀雖加入國民黨，惟以客卿自居，不似大釗之熱衷其事也。

　　十四年（1925）元月，中共四大召開於上海閘北，獨秀與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王荷波、羅章龍、張申府、任弼時等與會，俄使威金斯基在座。李大釗、張國燾隨孫文北上，遂缺席。國燾前於獄中，日披諸刑，遭遇極慘，至馮玉祥倒戈政變，始得釋。獨秀等感其德，選其爲執委。未幾，毛澤東主張依靠農民，獨秀以爲激進，二人始有分歧。

　　是年，孫文客死于北平，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未幾，親共之廖仲愷被刺，戴季陶撰《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張繼、鄒魯、謝持、居正、林森等會于北京西山孫文靈前，此皆堅決反共之舉，有稱西山會議派。獨秀與瞿秋白駁戴季陶，與張國燾會孫科、葉楚傖、邵元沖于外白渡橋蘇俄領事館，然國民黨反共氛圍已成，殊難回寰。

　　胡適向反暴力，主張以和平解決爭端，故參加段祺瑞之善後會議，爲共產黨所不容。胡適負氣而病，赴滬療養，獨秀與之辯。胡適曰：“此次暴徒火燒《晨報》，亦爲爭取自由之舉乎？”獨秀對曰：“《晨報》爲新月派把持，階級如此，如何不可燒？”胡適怒曰：“仲甫，汝竟已不能容忍絲毫異己思想？社會倘若如此，則何等陰森殘酷？”獨秀對曰：“適之，汝勉之！恰因社會陰森殘酷，我輩始無法容忍。章行嚴捕共產黨，彼可曾容忍？五卅慘案，彼可曾容忍？吾幾番入獄，彼亦可曾容忍？”胡適曰：“然君於獄中，馬通伯、姚叔節皆署名營救，此皆君所謂舊學究也。君出獄時，我等談笑一座，人情余溫尚在，君豈忘耶？”獨秀不能對，惟強詰曰：“然則汝何以參加善後會議？”胡適對曰：“以和平方式解決南北紛爭而已。”獨秀曰：“段祺瑞者，帝國主義之走狗也。汝竟不知有帝國主義乎？”胡適對曰：“何爲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安在哉？”獨秀笑曰：“故你我爲不同階級。”

　　十五年（1926）元月，國民黨于廣州召開二大，共產黨人居座中之四分之一。獨秀欲團結國民黨，令共產黨禮讓之。故當選之三十六名中央委員，共產黨僅七人。陳延年、毛澤東等均不忿之。延年者，獨秀長子也。時上海搜共產黨愈迫，同志皆欲遷往北京，獨秀非之云：“北京實較上海更甚。”已而北京發生慘案，李大釗、陳喬年受傷，刘和珍等学生死难，果膺獨秀言。喬年者，獨秀次子也。

　　三月二十日，蔣中正捕李之龍，此所謂中山艦事件也。之龍雖爲共產黨員，然时受留黨查看之處分，決無參與中共要事之機。惟其艦長之職爲汪主席派任，故與汪主席之關係，實已較與中共爲近。故蔣中正捕之，爲蔣汪之鬥爭，而非國共之鬥爭也。然汪主席爲國民黨中較重國共親睦者，故此次事件亦令中共脊背生寒。未幾，汪主席遽然出洋，蔣中正遂提出整理黨務案，于黨內之共產黨人頗多限制。獨秀遂主張由黨內合作變爲黨外聯盟，即退出國民黨，然爲共產國際駁回。獨秀又令彭述之謁鮑羅廷，冀以蘇援之五千槍支武裝農民，以對抗蔣中正。鮑羅廷亦不許。

　　九月，北伐軍克漢口、漢陽。獨秀始以爲蔣中正不敵吳佩孚，至此服膺，特聲明中共決無反蔣之意。蔣中正亦重獨秀爲人，遣胡公勉邀其入漢。未幾，武昌亦克，浙江夏超反戈孫傳芳，獨秀力主暴動於上海，一日即敗。又於漢口召集特別會議，張國燾、毛澤東、李維漢等與會，鮑羅廷、威金斯基在座。澤東、維漢請於湖南土地革命，獨秀以爲北伐當即，土地革命必動搖後方，故不許之，且嚴禁農會持階級之論。時獨秀政論頗多，皆發表于《向導》報，其有論云：“如今爲國民革命時代，而非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時代，故不惟資產階級須有民主政治，無產階級亦須有民主政治，且更爲迫切也。”

　　共產國際則持自相矛盾之論，一則要求中共服從國民革命之大局，一則支援中共發動土地革命。然土地革命，勢必有妨於北伐，加劇國共矛盾。時中共黨員皆職業革命家，所需經費皆仰共產國際之嗟，故獨秀身爲黨魁，上仰此自相矛盾之指導，下當同志之懷疑，實無以措手足也。

　　十六年（1927）三月，北伐軍進抵龍華，獨秀與趙世炎、周恩來指揮工人暴動于上海。上海既克，十萬市民集會，獨秀登高演說。不日蔣中正攜艦抵滬，獨秀令工人糾察隊曰：“若國民軍膽敢繳我軍械，則與之決鬥。”蓋蔣中正於江西已開殺戒，故國共合作已成危局。獨秀令周恩來謁蔣中正，中正妙答曰：“吾必反鮑羅廷。”獨秀乃知勢不可免，惟共產國際仍令中共服膺大局，此其謬也。

　　四月，汪精衛回國抵滬，獨秀如蒙大赦，攜周恩來謁之。不意精衛曰：“聞共產黨反國民黨日甚，甚欲打倒三民主義，有諸？”獨秀辯之曰無，遂與精衛立字爲誓。吳稚暉等不悅，以爲精衛縱容中共，精衛斥之。獨秀遂隨精衛赴武漢。

　　十二日，蔣中正慘殺中共於上海，此所謂四一二清黨也。中正旋定都南京，寧漢於是分裂。陳延年、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李立三聯名致書獨秀，望武漢揮師東征。獨秀乃諫精衛暫停北伐，精衛爲之沈吟，惟鮑羅廷等力主繼續北伐，東征之議遂罷。精衛與唐生智且質問獨秀云：“民衆何以侮辱我家人？”獨秀不能對。

　　共產國際專爲中國問題形成決議案，欲改國民革命爲土地革命，總其要點有五：一曰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待國民政府之令文。二曰以中共黨部之力制止農民之過激行爲。三曰武裝兩萬共產黨員，且從兩湖選拔壯士五萬，另組軍隊。四曰以工農分子改組國民黨。五曰以知名之國民黨員爲領袖，組織革命法庭，制裁反動分子。中共據此決議案，召開五大於武昌小學，與會者八十余衆，皆蔣中正之通緝要犯也。共產國際之羅易、威金斯基、鮑羅廷、米夫、羅卓夫斯基在座。汪精衛蒞場致賀，須臾避席。獨秀演說五小時，主張退往西北，座中皆愕然，漸有嗤鼻之音。次日，瞿秋白散發自撰之《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虛指彭述之，實指桑駡槐也。蔡和森、惲代英、毛澤東、任弼時等紛紛附議，獨秀默然。時譚平山、張國燾、瞿秋白均有意爲總書記，然以聲望論，仍不得不推選獨秀。此屆政治局委員爲獨秀、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蘇兆征。彭述之、毛澤東落選，此所謂各退一步也。

　　五月，許克祥殺中共百餘人，此所謂馬日政變也。瞿秋白始覺工農運動過甚，乃提交緩和矛盾之十一條，獨秀深以爲然。時國際代表羅易力主武裝暴動，共青團書記任弼時響應之，呈情於獨秀。獨秀怒，碎於地。然獨秀覆共產國際電云：“吾黨與國民黨之決裂在即，此後吾党將成一反對黨。”七月十二日，國際訓令，中共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另組政治局。即日始，摒獨秀於會議之外。十五日，獨秀請辭總書記，《向導》報隨之停刊。同日，汪精衛分共，武漢政府遂亡。

　　八月七日，瞿秋白、李維漢、張國燾、蘇兆征、毛澤東、蔡和森、李達、羅亦農、項英、向忠發、張太雷、盧福坦、顧順章、王荷波、彭湃、鄧中夏、彭公達、任弼時二十人會於漢口，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座，鄧小平以秘書列席。張國燾欲請獨秀與會，羅明那茲不允，遂止。會中毛澤東有云：“槍桿子裏出政權。”任弼時則云：“國際批評我黨有機會主義之傾向，實爲事實。”遂免獨秀之總書記。獨秀聞而太息，曰：“革命失敗，國際之罪爲首，吾黨之過爲次。”

　　獨秀隱居上海，聞黨中央辦《布爾什維克》，鄭超麟爲主編。遂常署撒翁之名，作寸鐵之章，累計發表百四十餘篇，以爲中國革命仍須國人自理，蓋影射國際也。其文鋒犀利如昔，陳喬年憂而諫之，獨秀漠视之。未幾，喬年死難於龍華監獄。

　　初，陳延年死難於龍華。未足一年，喬年亦死。姊筱秀爲理後事，以傷心而病卒。高君曼大哭不止，惟獨秀蹙眉曰：“迂腐。”

　　十七年（1928）春，張國燾來訪，欲組織農工黨，以與共產黨相抗。獨秀詰之曰：“二者有何不同。”國燾曰：“共產黨惟國際之支部耳，農工党則自主之政黨。”獨秀複詰之曰：“然則經費何由出？”國燾不能對。蓋國燾於南昌暴動後，逃亡香港，被党内免職，遂有此意也。

　　七月，中共於莫斯科召開六大，國際邀獨秀與會，獨秀不赴。與會者多詢及獨秀，瞿秋白曰：“彼自不願來，顯見志異。大革命之敗績，實我黨之責任，與國際無關也。”座中多有推諉於獨秀者，惟王若飛越衆曰：“責任則集體責任，非獨秀先生一人之責任也。”若飛且提名獨秀爲中央委員，未得通過，僅保留黨籍而已。

　　是年，獨秀撰中國拼音文字草案，邀沈雁冰、陸綴文校核上海音，楊殷、羅綺園校核廣州音，項英校核漢口音，鄧穎超校核北京音。旋交商務印書館，獲稿費千元，以濟時日。

　　十八年（1929）春，吳季嚴從蘇聯回國，語獨秀以史達林獨裁之事，獨秀始讀托洛茨基文章。見托氏之見，實多與己相合。獨秀大喜過望，遂召彭述之、鄭超麟、尹寬、梁幹喬、汪澤楷共議，漸成團體。向忠發、周恩來聞之來訪，欲阻獨秀，獨秀不爲所動。七月廿一日，中國收回中東路，蘇聯進攻東北。中共擁蘇聯，獨秀獻十二條意见以非之。中央怒，申飭獨秀。

　　初，蘇聯建國之初，一則孤立於世界，二則遠東自成共和國，故列寧有歸還中國領土之議。然此皆畫餅充饑而已，均不付諸行動。至史達林專政，惟思于中國培植黨羽，而無信守然諾之意。十六年（1927），張作霖搜蘇聯使館，獲機密情報盈車，蘇聯嘿然無以對。十八年（1929）五月，蘇聯於哈爾濱領事館召開遠東大會，警方搜其室，七月遂有中東路之變。國際聞此訊，即電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中共遂通電擁護蘇聯。獨秀以爲此舉違反國人意願，且當前尚無革命高潮之徵象，故當務所需，爲群衆路線，而非盲動政策也。九月，獨秀與彭述之、鄭超麟、尹寬、高語罕、李季、王獨清等組織無産者派。中央聞之，飭令獨秀提交檢查，獨秀則寸步不讓。十一月，開除獨秀與彭述之黨籍。王若飛、鄭超麟持異議，亦遭懲處。時王明撰文於《紅旗》，斥獨秀爲無產階級叛徒。

　　獨秀遂發表《告全黨同志書》，爲己辯護。又召集鄭超麟、尹寬、吳季嚴等，託名八十一人，撰政治意見書，正式組織無産者社。中共斥其爲託派。

　　時託派有四團體，無産者社以外，尚有區芳、梁幹喬、陳逸謀、張特、陸淵之我們的話派，王平一、楊明傑、陳代青之戰鬥社，劉仁靜、王文元、宋逢春之十月社。此四團體皆中共之反對派，然亦自相攻訐。無産者社固四團體之最強者，時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獨秀常與書信往還，相互引爲知己。

　　十九年（1930）二月，國際召獨秀赴莫斯科，獨秀撰文以拒之。其文比當前之中共爲政治投機之土匪，亦辯稱革命之失敗非鄙人一人之責任也。中共愈仇其論，停發其生活費用。獨秀貧無以濟，而精神不頹，曾語鄭超麟曰：“吾恍似回復五四建黨之初，精力正無窮也。”

　　是年，與女工潘蘭珍同居。時高君曼已赴南京獨居，兩年後病卒，晚景至爲淒涼。陳公博自海外歸，見而憫之，多爲周急，且爲其營喪。獨秀爲此謝公博，公博衷心恻然，唯唯而已。
　　獨秀論紅軍曰：“紅軍者，遊民無產階級與潰兵也。觀賀龍之第二軍，皆其土匪舊部，寧有黨民關係在乎？彭德懷斥王佐、袁文才爲土匪，王、袁斥彭爲軍閥，蓋第五軍皆如此也。方志敏、邵式平亦不過收編土匪與潰兵也。蓋此類遊民無產階級軍隊，非哄散於內訌，亦必妥協於敵軍也。”

　　二十年（1931）五一，託派四團體會於上海提籃橋舟山路，宣告統一，推獨秀與彭述之、鄭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陳亦謀、羅漢、濮德治、區芳等九人爲中央委員。馬玉夫不得當選，心銜恨之，遂往告密。廿三日，政府逮捕鄭超麟、王文元、陳亦謀、宋逢春、濮德治等十八人。八月，又捕宋敬修、尹寬等人。獨秀行動維艱，且有沈屙，數月始痊。次年十月十五日，獨秀與彭述之、謝德盤、羅世凡、濮德治、宋逢春被捕。

　　中央聞捕獨秀，急令解送南京，彭述之與同往。途次，獨秀黑甜酣夢，述之羨之。晨起獨秀曰：“吾已半老，別無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爲。萬望勿作他想。”

　　獨秀以爲既至南京，必入軍事法庭，則凶多吉少。不意蔣公體恤舊誼，令轉地方法院。獨秀于獄中，初無書讀，惟有孫文學說，漸次有《水滸傳》。時獨秀雖系囹圄，猶爲新聞焦點。蔣夢麟聞之，特攜二三小說來探，傳爲佳話。時蔡元培、胡適等多方營救，亦頗有國民黨人呼籲明正典刑，獨秀則泰然曰：“不如大辟爽快。”

　　廿二年（1933）四月，江寧地方法院公審獨秀，章士釗等五律師爲辯護。獨秀侃侃而談，視禁席如講壇，一座稱快。時章士釗爲辯護頗力，獨秀竟率爾曰：“律師所云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爲准。”時論以爲破天荒者。遂判獨秀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奪公權十五年。翌年，改判爲八年。

　　獨秀系押江蘇第一監獄，宋美齡、顧孟余、徐恩曾、陳公博、柳亞子、劉海粟皆來探望，或有遊說之意，皆不能折之。惟胡適過南京而未至，獨秀痛斥之曰：“吾知適之忙人，此際正與達官貴人拜會飲酒，寧有暇訪我哉。不過一舊朋友而已，失之可也。”時有北大學生名羅爾綱者，研究太平天國獲譽，獨秀欲見之。胡適曰：“仲甫素有政治偏見，安能研究太平天國，故爾綱不見也罷。”胡適終來探監，當面猶爭論不已。

　　獨秀系於獄中，常有人求字，皆一揮而就。又好談論女子，歷數小時而不倦。時潘蘭珍常來探視，有男女之事，獄方不能止。獨秀亦未脫組織，力主加入宋慶齡、胡漢民與中共之抗日同盟，劉仁靜等聞之，開除獨秀黨籍，此託派之黨籍也。

　　獨秀善音韻訓詁之學，於獄中始得大造，有《荀子韻表及考釋》、《實庵字說》、《老子考略》、《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干支爲字母說》等作。又作《實庵自傳》，兩章而止。

　　彭述之以爲馬克思主義以外無學問，獨秀駁之曰：“此蘇聯之愚徒也。”獨秀以爲中國無奴隸社會，蓋由氏族而入封建社會，秦漢以下爲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故爲馬克思學說所不可概括者也。

　　廿六年（1937）八月，日軍轟炸南京，胡適倩汪兆銘保釋獨秀。獨秀出獄，客傅斯年宅。蔣公令朱家驊見獨秀，望其另組共產黨，獨秀不允。九月，獨秀攜潘蘭珍抵武漢。

　　羅漢爲獨秀游說林伯渠。伯渠爲獨秀計，致電延安云：“仲甫等已出獄，願回歸黨內，中央可酌情考慮。”延安覆云：“彼回黨須符合三條件。一則放棄託派，公開承認錯誤。二則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則須於實際行動中表達誠意。”獨秀本無回黨工作之意，見此惟哂笑曰：“書面檢討，恕難從命。”遂不赴延安。

　　王明惡獨秀，故曰：“吾党可聯合任何人，惟託派爲例外。吾黨甚或可與蔣介石及其反共特務合作，惟陳獨秀爲例外。”康生附和之，公開發表文章，指獨秀曾與日本人密約，故爲漢奸無疑。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錫朋、梁寒操、周佛海、陶希聖、林庚白等見此不平，公開駁斥此論。獨秀亦駁康生曰：“爾等向來不擇手段，順汝者爲戰士，逆汝者則爲漢奸。爲人者寧當如是哉？”

　　獨秀欲連衡第三党，于國共之間另辟蹊徑。時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療傷於漢口，獨秀令濮德治、王文元說之，欲依此成事。基灃旋被免職，茲事遂罷，獨秀爲之氣餒。張國燾自延安來漢，亦欲組第三黨，獨秀非之。劉仁靜邀獨秀重振託派，獨秀卻之。

　　廿七年（1938）夏，獨秀攜眷入川，投江津遠親。貧病不能自濟，賴朋友接濟爲生。有少將參事名楊鵬升者，故北大學子也，崇拜獨秀文章，事獨秀如父。蓋當年之北大學子，頗多周濟獨秀者。章士釗、包惠僧、沈尹默、高語罕等常來聚遊。朱家驊曾寄五千元，獨秀卻之。

　　獨秀僻居江津，宿病益甚，猶論天下大勢不止。其指德蘇爲人類兩大公敵，欲援引英美，以保持中國之半殖民地地位。惟局勢之發展，每與相悖，可知獨秀誠非一政治戰略家也。其又編撰《小學識字教本》一書，交國立編譯館印行。時陳立夫主教育，審此曰：“內容無大礙，惟易與小學校混淆。”獨秀憤曰：“陳立夫無知，小學者聲音訓詁、說文考據之學也，古來有之，豈可更改？” 遂不得印行。

　　卅一年（1942）五月，獨秀食霉蠶豆中毒，廿七日逝世，終年六十三歲，時包惠僧、何之瑜在側。其身後蕭條，惟有圖書些許，皆遺與北大。江津士紳鄧蟬秋、鄧燮康叔侄慨然解囊，爲買穴于大西門外之康莊，蒋公亦馈资五千元。若独秀生时，必不受此。卅六年（1947），子松年为迁葬于安庆。
　　
　　獨秀與高夫人曉嵐生三子二女。長子延年、次子喬年，皆中共烈士，另有傳。三子松年爲工人，曾爲安慶窑廠技師，一九九零年卒。長女筱秀，一名玉瑩，上文有記。次女早殤。高夫人君曼生一女一子。女名子美，爲婦科醫生，文革間偷渡香港，二零零五年卒於美國。子名鶴年，一名哲民，早年求學於北大，名列北平三大學生領袖，後移居香港爲報人，不問政治，千禧年卒。潘夫人蘭珍曾改嫁，一九四九年卒於癌症。
　　
　　論云：聞北京鬧市新塑五四運動雕像，李大釗、毛澤東皆巨制煌煌，陳獨秀則僻居一角，是可笑也。陳獨秀爲五四運動之主將，向時毛澤東充其量一才俊而已，世所共知。故如此安排，真乃污蔑歷史。又中共之創立，實非民國十年之事，而應先此一年。威金斯基先赴北京晤李大釗，謀建黨之事，大釗不能決斷，乃薦其赴上海見獨秀。獨秀遂創建中共，北京等皆爲其分支，南湖一大不過是其第一次全國大會而已。故獨秀之於中共，猶孫中山之于同盟會，宋教仁之於國民黨，稱之党父可也。然其於江津淒涼辭世後，蔣介石尚能饋贈五千元，而中共之機關報，竟絲毫未予報導也。故時人論云，“如此一代人傑之死，此時此地，實有不勝寂寞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