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及海外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

2009-10-11 07:47| 发布者: 多声| 查看:10343| 评论: 0|原作者: 陈建明|来自: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07期

摘要: 　　　　一、台湾、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国民党政府兵败台湾，原已投降国民党的托派任卓宣(叶青)等人，也随之到了台湾。他们偶有回忆和谈论陈独秀的文字，但无甚价值。倒是台静农、胡秋原、郑学稼三人对陈独秀 ...

　　　　一、台湾、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

国民党政府兵败台湾，原已投降国民党的托派任卓宣(叶青)等人，也随之到了台湾。他们偶有回忆和谈论陈独秀的文字，但无甚价值。倒是台静农、胡秋原、郑学稼三人对陈独秀的回忆和评论，有足观处。台静农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讲了他“为未能做仲甫(陈独秀的字)的学生而遗憾”；陈独秀“谈及(苏)曼殊的日本女友 ”；章士钊在陈独秀面前自称“小瘪三”；陈独秀的“笔底寒潮撼星斗”；“艺术趣味终未灭”和“晚年遗愿”。[1]晚年陈独秀的气度、风貌、理想、心态，跃然纸上。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编印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全为陈独秀的手迹影印，共有114封陈独秀书信手迹，弥足珍贵。胡秋原在1996年11月14日与郑超麟的通信中，称陈独秀《给H和S的信》中H是他自己，S是薛农山(Shich)(按：S实为孙几伊)；1997年1月8日致郑超麟信中，谓“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1997年5月31日信中，说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坚信抗战必胜”。在他的著作《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胡秋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作了具体精辟的评介，可见胡秋原对陈独秀确有研究。陈独秀逝世后不久，胡秋原即写了《悼陈独秀先生》的文章，说陈独秀“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彗星，当年叱咤风云，此日销声匿迹，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这一形象的譬喻，倒也切中陈独秀的肯綮。台湾学者郑家稼辞世后，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在1989年出版了《陈独秀传》，该书陈独秀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马克思主义先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书中有些资料比较难得，如陈独秀晚年从江津发出的致作者的14封函件的手迹，就很宝贵。但全书反共色彩浓厚。

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别成一家。一是因为香港有托派及有托派刊物《先驱》。居住在香港的中国托派元老一丁(即楼子春)于1986年4月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记者访问时说：“到目前为止，您知道，中共对中国托派，对陈独秀个人，曾经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情。近来我们见到，他们甚至对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都企图作出比较为公正的评价。这都是好事，值得欢迎。”[2]反映了今日托派(按：还在1988年，苏联政府已对托洛茨基——季诺维埃夫联盟中的托派平反，谓托派系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并非帝国主义收买的间谍、特务)对陈独秀的看法。如《先驱》1994年第二期发表的向青的文章《似曾相识燕归来》，借评论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的机会发表了托派的陈独秀观： “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前，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里面政治能力最强的一个，他比所有别人都更懂得运用托派政纲，制订实际策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非常积极地支持并且企图影响当时的抗日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个光辉的例证。”“大约从一九四○年起陈独秀倒退抛弃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民主党那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了。他认为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独立，只能够是同盟国或者轴心国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一胜利，同时认为民主主义的同盟国胜利比较好，所以主张支持同盟国作战。他还把独裁的苏联同德日并列为世界三大反动堡垒，主张首先打倒它们。到了这个时候，当然再没有理由把他算在托派之列。他在最后这段时期的言论，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最爱使用的武器。这是陈独秀最大的悲剧，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事迹。”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托派，认为陈独秀晚年与托派分手是悲剧。

香港研究陈独秀的还有从大陆去香港的“南来作家”。如王尚政从20世纪80年代起，即研究陈独秀，以其研究所得，写了一部专为陈独秀辨正的纪实小说《逝水余波》。王尚政认为，陈独秀不只在创建共产党的事业中作用重大，就是“五卅”运动，也是陈独秀发动起来的。在王尚政看来，苏共在莫斯科遥控，瞎指挥，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有没有责任呢?王尚政的意见是：有!主要是政治上幼稚，缺乏经验。“原因是陈独秀、罗亦农他们中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去判断对手的大致动向，抓不到真凭实据可以扭住对方喊捉贼，捉强盗!所以在总书记的口里才会有这样混淆不清的逻辑：既要让民众知道，蒋介石已成反动势力中心，又只能在口头上宣传，不能见诸文字……”而这与党在当时还处於幼年时期政治经验不足是有联系的。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反动是有预见的：“但总书记看得更远，他甘冒一时之不韪，提出北伐必须真是革命的势力，要提防夹杂着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后来历史的发展不正证明总书记预见的正确吗?”特别是“陈独秀带头反对苏联的锁链，是他公开拒绝去苏联受训，是他豪迈地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还要经过多年的曲折斗争才能摆脱斯大林的折磨，不更显现陈独秀的高瞻远瞩吗?”王尚政认为，陈独秀能提出这一点尤其难得。至於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写的有关湖南农运的文章，王尚政认为对那些生动的文学描写，读后会连声叫痛快，但揆诸当时的实际，“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提出的这样一些主张，“当然必在农村得到巨大反响。但如果我们不是图一时之痛快，冷静考虑一下政策，北伐官兵受到过火农运的反响和农村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等事实，就会觉得毛泽东的主张，虽然从根本上讲是有理的，但它们不正是大大超越了革命的阶段和老百姓的自觉吗?我相信当时陈独秀的拒绝党中央报刊上刊登毛的文章，和党的五大否决他(毛)的主张，决不是有什么个人的思怨得失，而是当时政治现实的决策。”王尚政的这一看法，自然可以“争鸣”，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即使是陈独秀的晚年，他也是优长大于过失：“他在抗日、反蒋独裁和民族大节方面，始终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是他被国民党拘捕，坐了五年多监牢的真实写照。”《逝水余波》出版后，在香港，在菲律宾，都有好评。无论作者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我国内地史学界至少是应该对之引起重视的。此外，20世纪70年代，香港出版了邓文光的《中共建党运动中诸问题》和司马璐的《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两部著作，其中均对陈独秀有所评论。

　　　　二、日本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

日本对陈独秀的研究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堪称海外第一。还在1953年，朝日新闻社即出版了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部教授横山宏章的《陈独秀传》。他总结了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变化，认为“陈独秀可称为清末的民族主义者、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主义者，国民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研究陈独秀的妙趣，就在于追随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变化，探讨他那既能适应革命时代，又能随时代潮流而变化的思想过程。”这是事实。绪形康在《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重新评价》一文中认为：“显然，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思潮派轻视了外国资本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和侵略性。但反过来，马克思主义阵营也忽视了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积极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事实。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是受了30年代中共中央极左政策的强烈影响。”[3]这表现了日本学者研究陈独秀的独立精神。绪形康于1994年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时认为：1922年9月，陈独秀在《造国论》一文中，第一次(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了“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概念；1926年9月13日，陈独秀在《答张人杰、符王秀、黄世见、冥飞＜关于北伐问题＞》信中，第一次(也是中国最早)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原文是 “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编者唐宝林注)，绪形康还著有《论危机——1926至1929年的中国革命》[4]，其中有涉及陈独秀处。日本大阪教育大学青年学者菊池一隆提出，在革命斗争中，中共与托派“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根据地，开辟了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而托派留在城市，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民主并不完备，因而强烈要求民主”； “不管其主张多么对立，结果都是分别承担了农村和城市，是一种互补的关系。”[5]

2002年5月27日，日本学者发起成立“日本陈独秀研究会”，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力任会长，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崛佑造任干事长。佐佐木力在《吉野作造和陈独秀》一文中介绍，“陈独秀成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时候，吉野也是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旗手。 ”吉野在获知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消息后，“特别邀请陈独秀访问日本”。但是，“由于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接着虽营救出狱，但仍受警察监视而不得不流亡上海去建立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双方合作的机会。”[6]这是很可惜的。佐佐木力在2002年7月10日日本《每日新闻》报上著文称：“如果给这位被称作‘中国的托洛茨基’的陈独秀的一生下个判语，最确切的就是‘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者’吧。”2002年11月9日，日本陈独秀研究会举行成立纪念演讲会。长崛佑造教授的讲题为《陈独秀与鲁迅》，着重讲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与鲁迅的关系。日本大学江田宪治教授的讲题为《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他依据历史事实，对至今仍贴在陈独秀身上的种种标签，比如“鼓吹二次革命论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家长式作风”、“轻视农民的城市革命家”作了考证，阐明了这些标签，其实是在陈独秀投身于托派反对派运动之后，“主要由当时仍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派共产党员杜撰出来的”。实际上，另一位日本学者江田宪治早在1990年，即发表《陈独秀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一文，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正名[7]；后又在《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功与过》一文里，进一步申述了他对陈独秀时代“城市中心论”、陈是否实行了“家长制统治”、陈是否是“二次革命论”者三个问题的看法[8]。佐佐木力教授则作了题为《陈独秀与第四国际》的演讲，论述了1937年陈独秀从南京监狱出狱后的立场。他指出，“陈独秀的重视‘民族性的 ’民主性斗争，呼吁‘一致抗日’的观点与托洛茨基极为接近。”[9]2002年12月中旬日本托洛茨基研究所出版的《陈独秀特刊》(《托洛茨基研究》NO.39)则是一期专门发表陈独秀研究文章的特刊。

　　　　三、欧美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

美国学者研究陈独秀的人数很少，但著作有一定份量。1983年，即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芾甘(Lee Feigon)的《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一书。作者及其祖母与托洛茨基既是同族又是亲戚，因此，林茂生教授对该书所评说的，“作者由于其本人的经历特点，书中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理论、实践的评述有其特点”，“指出陈与托并不属同一思想理论体系。”据香港托派《先驱》杂志2001年第59期廖化的《大陆史学界拨乱反正》一文介绍，“几十年前就已经有美国学者Lee Feigon的《陈独秀传》及旅美华人学者郭成棠的《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出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指的是1999年底在中国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研讨会”上揭示的事实：“过去党史著作上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是没有的；它是1927年 7月上旬斯大林面对大革命失败无可奈何的形势，文过饰非而寻找替罪羊的产物。”

欧洲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法两国，以华人学者为主。托派老人“连根”(文元，即王凡西，曾任托派少数政党“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书记)于1957年写了《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一文，叙述了他与陈独秀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民主、关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争论。其中讲到陈独秀关于革命独裁的意见：“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连根不同意这一意见，认为“这条意见里包含了根本错误与促人深思的两方面。”连根高度评价了陈独秀关于民主的某些见解，但批驳了陈独秀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的观点。托洛茨基认定中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陈独秀也有这种观点，所以，连根、意因( 即郑超麟)等一直把陈独秀视为同志。连根对陈独秀的研究是从托派的立场出发对陈独秀的研究，具有很大片面性。1998年2月，王凡西在《“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英译本前言》一文中说：“说它最后，就他的生命而言，它却决不可能是最后的。在新的世界与新的中国的环境中，陈独秀的思想、见解一定还会改变。至于如何改变，却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我个人，始终认为，在基本上，他将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来。”王凡西写的《双山回忆录》中，作者以亲身经历谈到了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托派元老之一郑超麟于1998年8月在上海去世后，在英国的王凡西写了《悼念郑超麟》一文，其中提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代表‘无产者’ 派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中国四派托洛茨基组织的统一大会，被举为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中委，兼宣传部主任。”王凡西于2002年12月30日去世，据日本长堀佑造《悼念王凡西先生》一文，“王老和郑老(超麟)常说，他们能以陈独秀那样伟大的人物为自己的领袖，觉得很荣幸。”可见他尽管与陈独秀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分歧，但他对陈独秀是极其尊敬的。在法国，也有人研究陈独秀。如发表于1951年2、4两月合刊、托派国际机关报《第四国际》上的佛郎克(当时第四国际和法国托派领导人)的《陈独秀——“中国共产主义之父”》一文中说：“尽管陈独秀有严重的政治局限性，他却是伟大的革命人物之一。”“他如此勇敢与忠诚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带路，以致他配称为中共初期曾送给他的名字：‘中国共产主义之父’——他将以这样的身份留存在革命者的记忆中。” 法国国际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映湘(彭述之的女儿)，在获悉陈独秀已得到新的评价后就写信给中国国内的历史学家，内称：“由于你们在国内多位历史学家的努力，陈独秀的身世、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对中国的重大历史贡献不但受到国内有识人士的赏识，并正在争取公正的评价，当然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事。希望不久在世人面前获得全面的平反，并盼望其他不少被遗忘、其生平被诬蔑扭曲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早日以正面形象见之于世。”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在《陈碧兰回忆录》中讲述了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经过，出狱后与托派分手的情况，有一定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