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汪孟邹

　　在陈独秀的坎坷一生中，有一位叫汪孟邹的至交好友。陈独秀曾经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从1903年两人相识，到1942年陈独秀黯然谢世，汪孟邹都是陈独秀创办杂志、出版著述的有力支持者和无私援助者。也正是由于汪孟邹的坚定支持和无私援助，知识分子出身的陈独秀，才得以在维持生计之外，创办了多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报章杂志。

　　汪陈相识，创办发行《安徽俗话报》

　　1902年，在安庆地方当局的迫害下，陈独秀决定重返日本求学。途径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时，他结识了安徽老乡汪希颜，两人一见如故。“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之；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诚以德为人道之本，无德无以立，智必不醇”，陈独秀的一番教育救国主张，令汪希颜十分感动。当陈独秀提到自己写了两卷本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往上海出版时，汪希颜便向他介绍了当时正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弟弟汪孟邹。他说：“我有个弟弟叫汪孟邹，在芜湖搞图书发行，以后有什么出版的事，可以找他帮忙。”随后，他又给弟弟去了封信，说陈独秀为“皖城志士”，“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

　　1903年底，陈独秀再次回到安庆。为增长国人见识，了解国内形势的变化，他同房秩五、吴汝澄商议合办《安徽俗话报》。鉴于各项条件不成熟，资金短缺，单凭他们几个人根本无法办刊，陈独秀便想起了汪希颜曾经提到过的汪孟邹。

　　此时，汪希颜已因病去世，陈独秀便同时给汪孟邹及汪的老师胡子承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帮助。胡子承接信后，立即向汪孟邹写信推荐，要他与图书社同人“商妥”。信中说：“陈君仲甫（即陈独秀）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栋老（栋臣）会面时当可妥商也。”

　　汪孟邹1877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倾向维新，1901年曾入南京陆师学习，下半年因老父去世，停业留家，1902年在芜湖开办了一个发行图书的书店，店名叫芜湖科学图书社。芜湖科学图书社当时是安徽境内的第一家新式书店。

　　在第一次收到哥哥的信时，汪孟邹便记住了“皖城志士”陈独秀的大名。此时，看到陈独秀写给自己的信，再加上老师胡子承的推荐，他便与图书社同人商量，决定以图书社作为《安徽俗话报》的发行机构。鉴于芜湖当时还没有印刷厂，他还写信告知陈独秀，建议“稿件编好后寄往上海印刷，再运回芜湖发行”。看到汪孟邹这么爽快地答应了，陈独秀很是高兴，便迅速写信给挚友章士钊，请他主办的上海东大书局印刷厂帮助印刷。章士钊接陈独秀信后，悉知他筹办《安徽俗话报》，十分欣慰，立即来信祝贺并同意在东大书局印刷厂印刷。

　　在汪孟邹的全力支持和陈独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04年3月21日，《安徽俗话报》第一期问世。由于报纸的文章笔触犀利、内容新颖，销量曾一度达到3000份，影响遍及全国。

　　1904年暑假，陈独秀把编辑部搬到了汪孟邹的图书社二楼。这样，陈独秀与汪孟邹便有了更多的接触。慢慢地，两人开始无话不谈，在图书社“每天只吃两顿稀粥”的艰苦生活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陈独秀还为汪孟邹题写了“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的大字对联。

　　1905年春节前，汪孟邹接到老师胡子承的来信：“鄙人甚敬此报（即指《安徽俗话报》），甚爱此报，而又不敢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仲翁等商之。”陈独秀生性刚烈，看到自己一向敬重的胡子承竟然这样评价付出巨大心血的《安徽俗话报》，便萌生了放弃办报的念头。为此，汪孟邹劝解说：“胡先生讲你血性过人，一点不假。他提出改良，但并未叫你一定照他的意思办。”

　　后来，由于吴樾刺杀五大臣行动失败，使得陈独秀更加坚定了早日停办报纸的想法，他决定用实际行动来唤醒国人的革命意识。不久，《安徽俗话报》刊登了一则反英消息，被地方当局勒令停办，陈独秀便离开芜湖，再次留学日本。

　　在汪孟邹的大力支持下创办的《安徽俗话报》，虽然只出了23期，但却是当时安徽最早的宣传革命的刊物，“对青年届的反帝爱国思想散播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

　　陈独秀与汪孟邹的初次合作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为二人的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两人合作出版发行《新青年》取得巨大成功埋下了伏笔。

　　成立亚东图书馆，编辑发行《新青年》

　　陈独秀一生轻钱财，重感情，十分珍视亲朋友情，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最有人情味的地方，由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团结了一批友人，当他后来处于政治困境和生活潦倒之时，总能够得到友人的真诚帮助。

　　1912年，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一时间，许多人慕名来访，欲谋得一官半职。汪孟邹受人怂恿，也来找陈独秀，希望陈给自己一份事情做。听闻老朋友来访，陈独秀当即中断了正在召开的会议。但当弄清汪孟邹的来意后，他并没有答应汪孟邹的请求，而是要汪孟邹到上海去开书店。因为他早已经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出辛亥革命行将失败。

　　汪孟邹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开办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为其起草了挂牌时的《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为了使“亚东”尽早打开市场，陈独秀还编写了《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

　　时局果如陈独秀所料，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偕夫人高君曼避难上海。初到上海，陈独秀因无职业和正常经济收入，“度日如年，一日三餐无着落”。当时，由于亚东图书馆刚刚开办，生意惨淡，但汪孟邹仍尽力接济陈独秀一家的生活。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陈独秀走后，妻子高君曼长期重病在床，又加上两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十分艰苦。汪孟邹就抽出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来照顾陈独秀的家庭。也多亏得汪孟邹的接济和照料，陈独秀的妻儿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

　　1915年，陈独秀由日本东京回到上海。在参加汪孟邹等人为他举行的接风小宴上，陈独秀向汪孟邹提出自己打算在国内再办一份新杂志，把自己在日本所学到的东西，向国内传播，以期改变国人愚昧落后的状态。

　　当时，亚东图书馆开业不久，资金也不充裕，又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实已无力承担新杂志的发行任务。但考虑到新杂志的发行关乎陈独秀的生计问题，汪孟邹便向他推荐了群益书社，并答应带他去见书社的负责人陈氏兄弟，向他们推荐陈独秀。

　　次日，陈独秀与汪孟邹来到群益书社。见到陈氏兄弟后，汪孟邹便向其全力推荐陈独秀，言辞恳切。在汪孟邹的推荐和陈独秀自己的努力下，陈氏兄弟答应承担新杂志发行的任务。看到事情这么快就办好了，陈独秀很是意外，对汪孟邹更是十分感激。

　　在汪孟邹和陈氏兄弟的大力协助下，1915年9月15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号问世。开始即发行千余册。

　　为了进一步提高《新青年》的知名度，帮助《新青年》打开销路，汪孟邹又帮助联系当时名家，征求优秀稿件，特别是向陈独秀推荐了当时正在美国深造的胡适。也由此，陈独秀与胡适结下了终身友谊，两人联手推动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在汪孟邹和陈独秀的共同努力下，《新青年》取得了巨大成功，销量一路攀升。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一批知名人士都曾为其撰过稿。这也为陈独秀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新青年》创刊初期，由于发行量并不是很大，承担杂志发行任务的“群益”和承担销售任务的“亚东”之间的配合还算默契，但随着《新青年》销量的增加，发行和销售之间的脱节日益明显，严重影响了《新青年》的继续发展。陈独秀便想促成“亚东”和“群益”的合并，也希望以此来酬谢汪孟邹先前对自己的照顾。1916年11月26日，为了筹集合并基金，陈独秀和汪孟邹同车赴北京，准备找老朋友帮忙，招股扩建。北京之行，收益颇丰。陈独秀曾说过：“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11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10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20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30万元，亦可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后来，虽然“亚东”与“群益”的合并由于诸多原因而成为泡影，但此次北京之行却为亚东图书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7年，在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聘请下，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改在北京编著，在上海印刷。但《新青年》的销售工作，仍由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来完成。于是，汪孟邹便多了一事，在上海为陈独秀联系印刷厂，并做好销售工作。

　　陈独秀在北大时，也不忘帮助亚东图书馆。他经常向汪孟邹推荐经营由北大出版部出版的图书，稍后又把自己创办的《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杂志都交由“亚东”销售；另一方面，陈独秀要求汪孟邹把这个开始办在里巷中的书店，“出幽谷而迁乔木”，搬到临街的地方去，“要想活就一定要上马路”。1919年初，遵从陈独秀的建议，汪孟邹将“亚东”搬到了棋盘街上。后来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如反映新文化运动成果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初集以及《吴虞文录》等，还出版了有影响力的新诗集，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亚东图书馆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陈独秀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

　　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新青年》推上了顶峰。《新青年》当年的发行量猛增，编著和印刷任务更加繁重，汪孟邹便不遗余力地帮助陈独秀处理发行和印刷任务，这也使得陈独秀得以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政治活动。

　　相濡以沫，“世无朋友更凄凉”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居住在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他在这里多次会见北京学联代表罗家伦、张国焘等人，告诉他们，中国的希望在于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打倒封建军阀。各地进步青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纷纷建立文化书社，这些文化书社经陈独秀介绍，都与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建立了业务联系。比如，恽代英于1919年冬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毛泽东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等，陈独秀为这两家书社向“亚东”做了300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还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找汪孟邹联系。

　　1920年8月，陈独秀和苏俄代表维经斯基等谈话后，便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亚东”进行的。汪孟邹是个精明人，他十分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出于对老友的信赖和理解，他也乐于为陈独秀的活动提供方便。汪孟邹对陈独秀所从事的工作，虽十分敬仰向往，但又缺乏老友的胆略和气魄。他对陈独秀说：“仲甫，我是实在害怕，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我怕，我真怕。”陈独秀深知老友的秉性，便对他说：“好吧，你就不要做党员，只管站在外面，做一个同情者好了。”

　　1922年，汪孟邹准备为芜湖科学图书社出一本20周年纪念册，请陈独秀题词，陈感慨良多：“这20年，你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办了个《新青年》，其他就别无所获了。”在陈独秀的眼里，亚东图书馆是重要得可以和《新青年》相提并论的事业。这个事业的主人便是汪孟邹。陈独秀对汪孟邹的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1922初秋，汪孟邹找到陈独秀，商谈出版《独秀文存》的事。汪孟邹说：“《胡适文存》去年出了第一集，适之打算以后再出第二集，第三集，如此不断下去。”“希望仲甫也能出自己的文集。”此时，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刚刚出狱，事务繁多。但他知道，此时出版胡适和自己的文集，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亚东图书馆也算是一种支持，便不再推托。他开始以更加旺盛的精力去处理各项事宜，尤其是对《独秀文存》的著述，一直都没放下。在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前，陈独秀便将自己写好的《独秀文存》三卷四册交于汪孟邹，请汪代为校对。

　　这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创刊之始，陈独秀便找到汪孟邹，让“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以作《向导》印刷之用。《向导》印好后，仍是由汪孟邹的“亚东”承担其发行工作，甚至连芜湖科学图书社都曾代售过。

　　1927年，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与高君曼的感情破裂。对于高君曼今后的生活，一贫如洗的陈独秀还是得求助于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由亚东图书馆每月资助高君曼30元，直至去世。这期间，陈独秀的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在上海勤工俭学时的读书费用，也都是按月在亚东图书馆的《独秀文存》版税中拨付的。

　　1928年，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陈独秀长女陈筱秀来上海奔丧，由于国民党不让收尸，看到兄弟的惨状，性情刚烈的陈筱秀极度悲痛，忧愤之下暴死于上海医院。一年之内三个儿女相继离去，陈独秀十分悲痛，禁不住老泪纵横。但此时他正隐蔽于地下，无法操办女儿的丧事，就委托汪孟邹妥为办理。

　　1932年10月，陈独秀再次被捕，被判8年徒刑。在狱中，陈独秀仍念念不忘老朋友汪孟邹。由于战乱频仍，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生意惨淡，资金周转困难。获悉此事后，陈独秀心系感念，频频去信，为汪孟邹出谋划策。他建议汪孟邹代售北大清华的出版刊物，诸如《国学际刊》、《国学丛刊》等著名学术专著，以增加资金周转。陈独秀还亲自给老友柏文蔚写信：“亚东旧历年关需款周转，希公为设法，定期归还。”他还说服汪孟邹放弃招股成立股份公司的想法，提出集资合办的方法，并让汪孟邹亲往上海，邀请章士钊、黄仲等，请他们集资五六万元，出任董事。

　　汪孟邹也时常挂念狱中的陈独秀，他曾介绍上海名医黄钟到南京监狱为陈治病，所需药物等用品，均由汪家经办，还托人带去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等共11本书，并提出希望陈独秀写本自传。在此期间，陈独秀的家庭生活也都是汪孟邹一手料理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但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无法找到正式工作，生活陷入困境。万般无奈之余，生性倔强、不愿接受施舍的陈独秀想到了汪孟邹，便给他去了几封信。

　　汪孟邹接信后，既喜又忧。喜的是从不开口求人的陈独秀这次却提出要自己的帮助，足见自己在其心中分量之重；忧的是亚东图书馆此时也处于困境，资金周转困难，连维持自身的日常运转都极其困难，还何谈去援助他人。但想到老友生计艰难，汪孟邹毅然决定由亚东图书馆来出版陈独秀的《实庵自传》，这样就可以多付给陈独秀稿酬。他还希望陈独秀能尽快写出其余部分，以出全本。陈独秀看到回信后，很高兴，他采纳了汪孟邹要其写全传的建议。

　　1938年3月7日，汪孟邹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说：“现在陈独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已允许续成各章归我们刊印单行本，这当是读者所乐闻的。”只是后来由于陈独秀健康状况恶化，他又忙于《小学识字教本》的写作，汪孟邹要其续写自传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10月21日，汪孟邹念及陈独秀刚出狱，身体不好，还写信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希望兄能为他（陈独秀）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汪孟邹对陈独秀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只是由于陈独秀坚持不肯去美国，此事才作罢。

　　及至后来，陈独秀的身体每况愈下，行走艰难。但他却还寄语汪孟邹，“虽身在巴蜀（陈独秀当时在四川江津），却还神往芜湖图书社的岁月；真想东下芜湖，重开科学图书社……”

　　然而，历史再也没有给这位巨人以机会。陈独秀东下芜湖重开科学图书社的愿望尚未实现，便于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鹤山坪溘然长逝。一代人杰走完了其短短63年的风雨人生路。

　　10年后，亚东图书馆由于“出版托派书籍”而被上海市军管会勒令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律被没收销毁。稍后，忠厚老实的汪孟邹也在上海寂寞谢世。

　　对汪孟邹等挚友的无私援助，陈独秀感激颇多，他也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地予以回报。在其垂暮之年，面对汪孟邹等好友的关切和帮助，陈独秀甚至发出了“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的慨叹。一代历史巨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语，发出这样的慨叹，足见汪孟邹等朋友在其心中位置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