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山大佚信与晚年陈独秀

　　今年是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新发现一封老舍1947年致赵太侔佚信。

　　1937年“七七事变”前，老舍曾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教书两年，时间是1934年10月初至1936年7月末，为时任校长的赵太侔所聘请。虽然不久校长赵太侔辞职，教授老舍遂也辞教，但并未离开青岛。闭门写作的同时，老舍依然保持了与山大师生之间的密切联系。

　　随后的八年抗战中，老舍由济南流亡到陪都重庆。昔日山大旧友尽皆星散，彼此相忘于江湖，不知身在何处。遍阅相关史料，罕见只言片语。

　　然而，这封老舍山大佚信，却向我们揭出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抗战中身在重庆的老舍，仍保持了与当年山大好友，如赵太侔、梁实秋、台静农、邓仲纯等人之间的交往。而且，更有一桩为诸多老舍研究者至今未知的史实，即：当时老舍因老友邓仲纯的关系，曾在台静农的陪同下，专程前往江津县城邓宅，探望流寓至此的陈独秀。

　　请先看这封1947年老舍致赵太侔书——— 碧海情缘异国书

　　太侔校长：

　　谢谢信！

　　莘田每於周末来此，俟再来时，当代达遵旨。唯他之北大职务并未辞去，关系所在，恐一时不易离职他就。

　　关于英文教师，当为莘田随时留意，代为介绍。

　　弟明春能否回国，尚未可知。拙著“四世同堂”若有被选译可能，则须再留一年，此书甚长，非短期间可能译毕者。即使来春可以回国，家小尚在北碚，弟亦不知如何处理。全家赴沪转青，路费大有可观，必感困难；独身赴青，家小仍留北碚，亦欠妥善。

　　来春若能回国，且能全家赴青。弟至多只愿教课数小时；文学院长责任过重，非弟所敢担任。聘书璧还，一切俟见面妥为商议。院务不便久驰，祈及早于故人中选聘，为祷！

　　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敬祝时祺！弟 舒舍予拜118W.83Street

　　地址为美国纽约83西大街118号；时间为1947年9月5日。

　　这是一份原信的复印件，信上还有两行字，应为赵太侔收到信后的备注，字迹辨认不清。经老舍长女舒济先生辨认，似应为“改中文系教授，两年后来约亦可 太侔 九·十三”。

　　此信抬头“太侔校长”，即山大校长赵太侔，历史上赵太侔曾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一次是抗战前的1932年至1936年，另一次即1946年至1949年。

　　老舍所说“莘田”，即语言学家罗常培，北京大学教授，字莘田，满族，北京人，与老舍三年小学同学、半年中学同窗，从小的“发友”，莫逆之交。抗战之中，罗常培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4年应邀出访美国，此时也正在纽约，所以才有老舍信中云“莘田每於周末来此”。

　　从这封佚信来看，此前赵太侔已致信老舍。据此信推断，内容大致有三：一是欲聘老舍为山大文学院院长，并已将文学院院长聘书随信寄上；二是也想聘请罗常培先生来山大，故转托老舍先生玉成其事；三是亦欲通过学界名人罗常培之推荐，为山大聘到高水平英语教师。可谓“一石三鸟”，太侔校长之用心，甚为良苦也。

　　当年抗战胜利之初，全国各大学均处于恢复阶段，纷纷争聘良师名教。赵太侔复出后，每聘一位教师，必亲自登门恭请。当时应聘到校者即有：朱光潜、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丁山、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朱树屏、杨宗翰、郭贻诚、宋君复等知名学者。

　　学校在赵太侔的执掌下，由原来四个学院8个系，扩充至五个学院共16个学系，令复校后的山大有了很大发展。而惜乎，唯有老舍在国外，聘书是寄去的。此信中虽已应允可任中文系教授，但两年后老舍回国，情形已经大变，太侔校长不再，故未能应约。

　　那么，老舍与赵太侔是何时认识的？两人之间交情又如何呢？八仙奇人赵太侔

　　赵太侔(1889—1968)，原名赵海秋，后改名赵畸，字太侔，山东益都城关人。早年毕业于北大英语系，曾任济南一中英语教育，后考取官费留学生，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读本科后入研究院，专攻戏剧，为我国现代话剧的先驱者。

　　1930年老舍执教齐鲁大学之时，赵太侔任“山东省立实验话剧院”院长兼任济南“省立一中”校长，同时还是“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两人大概就是这时候结识的，否则，不会有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后，便即刻给老舍送聘书，硬是把他从济南拉到了青岛去。

　　抗战中流亡到陪都重庆，老舍与赵太侔仍有交往。老舍抗战通信1940年9月9日《致南泉文协诸友》中即有一则记载。其云：“走到半路，遇到太侔先生，约他一同上山”，“我的鞋大，一步一用力，遂将脚掌磨破，可是，有太侔先生陪着我走，而且我知道市里会有些酒吃，也就忘了脚疼。”(舒济《老舍书信集》)

　　赵太侔比老舍整大10岁，信中始终称他为“太侔先生”，可见对这位年长的戏剧家和教育家甚为尊敬。而从这里透露出的消息看，老舍与赵太侔交情匪浅，因两人既是文友也是酒友。其实，老舍与赵太侔的酒友关系，大概至少在青岛山大时代就开始了。

　　当年以校长杨振声为首，一帮待遇优渥而生活单调的教授们，经常去中山路聚饮，不是“顺兴楼”就是“厚德福”，号称“酒中八仙”，并自诩“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昔日酒友之一的梁实秋，晚年写过一篇名文《饮酒》，其文曰：“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卜居之所，唯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划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

　　据梁氏另文《酒中八仙》透露，这“酒中八仙”，前后略有变动，其基本阵容：一为校长杨振声，二为教务长赵太侔，三为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四为外语系主任兼校图书馆馆长梁实秋，五为“新月”派主将方令孺女史，六为校医务室主任邓仲纯(初为理学院长黄际遇)，七为总务长刘康甫，八为秘书长陈季超。苦老酒与台静农

　　老舍去青岛山大去得晚，大概没赶上杨振声“酒中八仙”时代。但后来赵太侔的三仙五仙聚饮，他则肯定是赶上了。

　　台静农1936年到青岛，为赵太侔新聘中文系讲师，即彼时老舍之酒友也。台静农(1902—1990)，字伯简，笔名青曲，孔嘉等，安徽霍邱人。他比老舍小三岁，到青岛时34岁，北大国学研究所出身，此前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多年后他在《我与老舍与酒》一文中说：“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冬初，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

　　由于两人年龄相仿，性情相近，且都是“烟神酒仙”，很快就厮熟了，便常常约上几个山大朋友去吃馆子，喝颜色像绍兴竹叶青似的“苦老酒”。台静农说：“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傍晚，“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

　　台静农这里所说“苦老酒”，就是青岛即墨老酒。据云，台静农当时租屋恒山路，与老舍住宅很近。两人常在平度路酒馆“茂荣丰”饮酒。他们经常喝的酒，即是这种即墨老酒，因此酒须煮热了喝，有焦煳苦味，故被称作“苦老酒”。酒酣耳热之时，老舍便唱几段京剧，静农击节而听。此文中另外两位酒友“石荪、仲纯两兄”，石荪为叶石荪，仲纯即为邓仲纯。叶名麐，字石荪，时任山大中文系教授，是赵太侔从清华“挖墙脚”挖来的。古道热肠仲纯兄

　　老舍这封佚信中，不太引人注意者，为末尾一句：“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老舍这位“仲纯兄”，即当年山大校医邓仲纯，梁实秋《酒中八仙》与台静农《我与老舍与酒》中，也均提到此人。虽名不见经传，其实是一个很值得书一笔的人物。

　　他虽为医生，非学林中人物，但由于家学渊源，对古文古史亦颇有造诣。当年陈独秀书赠他的篆联为：“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略可见之。更重要的则是其人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这大约是他成为老舍好友的主要原因。

　　邓仲纯，名邓初，字仲纯，安徽怀宁县(今安庆)人，家中排行居二，三弟邓以哲，四弟邓季宣。“两弹元勋”邓稼先即为邓以哲(字叔纯)之长子。邓氏兄弟与陈独秀为怀宁小同乡，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早年邓仲纯与邓以哲随大哥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在东京，陈独秀、章士钊、苏曼殊、邓氏兄弟都住一处食宿屋。邓仲纯与陈独秀、苏曼殊和尚三人同住一间小房。回国后邓以哲进清华，后为著名哲学美学教授，与同济宗白华时称“北邓南白”。邓仲纯与陈独秀同进北大，后又一起撒传单闹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独秀从南京狱中释放，1938年7月乘船入川，8月初邓仲纯终于在重庆上石板街寻访到他，遂接陈氏一家到其所在的江津去住，邓在那里开了一家“延年医院”。此后，邓仲纯便是陈独秀的义务保健医生兼通讯员，一直到陈独秀死，都得到邓仲纯和四弟邓季宣的悉心照顾，丧事也是邓氏兄弟与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帮着料理的。邓宅探望陈独秀

　　抗战之初，国立编译馆设在江津白沙镇，当时台静农即寄居供职于此。

　　1938年10月19日，是鲁迅去世两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敌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报告。老友静农至，离乱遇故知，老舍“破产请客”。后来他说：“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适逢一位病理学者拿了一瓶道地的茅台酒；我们三个人在某酒家喝了。”他这里所说“一位病理学者”，即老舍当年在齐鲁大学的好友侯宝璋。

　　从老舍当天致胡风的信来看，鲁迅纪念会是如期召开的：“邵先生主席，台静农报告事迹，我演讲，甚是严肃，到千人以上。冰莹陈波儿献花圈，歌咏队导唱鲁迅歌”

　　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当年山大好友邓仲纯。一见面，邓仲纯便大嚷：“静农到了！”原来，当时陈独秀和台静农父亲等几位同乡前辈都在邓家。这是台静农初次见到陈独秀，因1922年他进北大时，陈氏已于两年前闹革命去了。

　　于是，老舍便由台静农陪同，自重庆搭船至江津，专程到邓宅仲纯兄家，看望拜会陈独秀来了。晚年台静农珍藏当年陈独秀写给他的书信102封。其中1940年3月9日，陈独秀致台静农书，如下———

　　静农兄左右：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兄返白沙时颇涉风涛之险，甚矣，蜀道难也。魏建功同学倘已到白沙，请代向其乞赠《天壤阁甲骨文存》一册寄下。甲骨文以最初王、刘所及最近研究院所获者为最可靠也。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学有举动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几人，能会合而公祭之否？

　　江津与重庆之间水路180里，大约需五六个小时行程，而江津县城与白沙镇之间，也需行船3小时左右。当年老舍从重庆溯江而上，天不亮开船下午方至，这大概即是老舍与台静农“来此小聚即别”不能久留的原因。而陈独秀则以不能与他们畅谈而为之怅然。

　　蔡元培先生是3月5日去世的。陈独秀致台静农这封信，距蔡元培逝世仅为四天，老舍与陈独秀晤面，很可能即在蔡去世当天或第二日，或许正是老舍向他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他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当年光芒万丈的蔡元培，或许也会忆及四年前逝世的鲁迅先生。

　　此信写得颇为凄凉孤寂，对一位曾叱咤风云而落魄江湖的人物而言，心绪是复杂的。

　　陈独秀流寓江津后，来看望他的各界要人名人很不少。延安方面，周恩来、朱蕴山来过；重庆方面，戴笠、胡宗南来过；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来过。但所来者各抱心怀，在他眼里可信任者不多。当时身边可谈者，惟旧京故友，如梁漱溟、高语罕、沈尹默、胡小石、魏建功、曹菁华、朱光潜等数人而已。

　　老舍比陈独秀小20岁，非国非共，无党无派，亦非北大故人，他是怀着敬仰与怜惜之情，赴江津邓仲纯兄延年医院，看望这位当年的五四旗手和文化尊师来的。也许唯有像老舍和台静农这样的书生，倒让他感到了温情。显然老舍他们的光顾，确乎给陈独秀带来些许快慰。若能开怀畅谈，自当不胜高兴。可惜，未能如愿。

　　但如今已不知，这是否即是老舍与陈独秀的唯一一次晤面抑或最后一面？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中逝世，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桃花林，邓蟾秋康庄别墅前坡。碑上“陈独秀之墓”五字为台静农所书。1946年台静农赴台，后为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1949年老舍由美国回归故乡北京，后为北京文联主席。

　　上世纪50年代初，当年的山大好友“剑三先生”——— 做了山东省文化局长的王统照，也曾派人赴京恭请老舍，希望他能重回他的“第二故乡”，再执教鞭于山东大学。

　　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