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共产党人吗

陈独秀是共产党人吗？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位被历史淹没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第一届至第五届选举产生的领袖，自改革开放浮出水面以来，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学者，不断清洗泼在陈独秀身上的污泥浊水，特别是苏共档案解密，中共部分档案开放，陈独秀案大白于天下。陈案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高端，落脚到“右倾错误”，这是时代在进步。但陈独秀于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中共党籍，至今尚未平反，从组织章程，还是普通常识，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你能说他是共产党人吗？现时，提出这个问题就显得必要，而不突兀了。

       1984年，陈的后人向中共中央提出为其恢复党籍 ，未被采纳。时间过去25年了，我想说的是，陈独秀案应该是到了尘埃落定的时候了，把他堂而皇之地请进党内来，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另外，我想从多视角对陈案作进一步探讨。

       在中共历史上有两个震惊中外的奇特冤案：一是建国后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案；二是建国前的总书记陈独秀案。刘少奇案虽已被平反恢复党籍了，却来之不易；陈独秀案也已明明白白了，但平反的路还不知道要走多长。这两个案情很相似，案主都曾戴叛徒、内奸（陈戴汉奸、刘戴内奸）两顶帽子。所谓定罪都没经过法律程序。制造这两顶帽子都与神秘人物、政治迫害狂康生有关。说康生神秘，是他一直整人，而又从来不被人整。延安整风、“文革”十年，何人能享受到不被挨整的殊遇？康生也！刘、陈为什么被定为叛徒？不得不提的是，希特勒把反对自己的人都定罪为叛徒。打击叛徒比打击正面敌人，下手还要狠。

       陈独秀的错误，中共早期高层是清楚的；斯大林（共产国际）多次错误的干预中共党内的政治和组织路线，造成巨大的损失，中共高层同样是清楚的。“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中苏关系史纲》）外国人（共产国际）瞎指挥，所造成的错误和应承担的责任都统统推到中共和陈独秀身上，是极不公正的。对共产国际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的合法性应有两点质疑：一、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是各国党在自己“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这是第二国际早就奉行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严重脱离本国的实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党，斯大林扮演“太上皇”的专制角色，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国际事务。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议上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事先拟好了告全体党员书草案及改组后的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共产国际搞宗派活动，诿过于人，粗暴干涉，开创了政治丑恶的先例，还不应该质疑吗？二、“八七”会议到会人数和成员：中央委员31人，到会10人；候补中央委员14人，到会3人；中央五大9名政治局委员有5人没参加，总书记陈独秀被排斥在外。会议成员加上地方代表、共青团代表，共凑到22人开会。稍有良知的人，能说这个会议是合法的吗？它泡制的报告、决议和改组后的领导班子只能体现斯大林的意志。但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即便会议取得什么成果，却也为我们留下值得注意和应该进行的反思。今天品尝这杯苦酒，想起当年陈独秀的话，“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这话依然对现实有可补性。     

       说中共早期高层清楚陈案，我们就更有必要走近他们。周恩来在1944年3月4日说过：“‘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负责者的人身攻击。”王若飞“六大”发言中谈到，陈独秀当年的错误，应由中共中央集体负责，不能归之于他一人。还说，陈独秀应该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毛泽东没出席“六大”，但他的观点和王若飞意见一致。毛泽东曾评判陈独秀是动摇的机会主义，但“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杨尚昆在回忆文章中说的更具体，“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的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当时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被周恩来誉为党内“忠厚长者”的杨明斋，对开除陈独秀党籍表示异议,“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的创始人更不能随便开除。”易礼容在湖南抵制共产国际针对陈独秀的非组织活动，也难能可贵。由此可见，中共早期高层领导人对陈独秀的同情和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溢于言表。那么，为什么后来的历史对陈独秀的演绎却像患了恶性肿瘤一样，越来越严重，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呢？

        值得追忆，但不能回避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系。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党初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写道：“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又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说，我们是他的学生，还把《湘江评论》拿给陈看。毛虔诚地把陈尊为自己的导师。我们应该注意到，毛泽东一生对“万岁”是慎用的，除了对陈称“万岁”，再就是建国前夕1949年4月，毛泽东提出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回电说：“你不必匆忙访问莫斯科，……这个时候中国不能没有你的领导。”毛接到电报非常高兴，呼“斯大林万岁”。毛对在世的人称“万岁”，没有第三人。还有，别人高呼他“万岁”，他不反对，也就笑纳了。这说明陈独秀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多么重要。第二阶段：延安时期，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得原因。”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同意陈回到党内工作，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时，刘少奇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毛接着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庐山会议实录》第312页，李锐著）1942年，毛泽东于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还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第三阶段：中共七大前后，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性“陈独秀投降主义”。次日，即4月21日，毛泽东题为《“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向去了，”陈案升级——把陈独秀推到彼岸了。到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还点名陈独秀是不可救药的人。陈独秀即从导师到反面教员伴随毛泽东度过一生。毛泽东在光辉人生中轻易投下的阴影，致使陈独秀尘封半个世纪、羞辱一生，至今还未回归他一生追求、自己创建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殿堂。

        肖克将军曾在讨论建党60周年党史研究学术会议时讲：“党史宣传毛泽东一人，把其他领导人加以歪曲和丑化，影响很坏”。要有“求实存真”、“秉笔直书的精神”，“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肖将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直言不讳地揭示历史真相，让人感慨敬仰。1981年中共“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陈独秀能否得到这个评价呢？邓小平曾评价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斯大林在位时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刘少奇说：“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是位善开玩笑的魔术大师——历史何时让胜利者书写，又何时让人民去写，谁能知道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是知识分子写的。知识分子写的，你就能相信吗？

        我案头有两本书，是知识分子写的，是有关中共历史上两位总司令的。其中一本，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画册编辑小组编辑，文物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画册）。画册第一幅，是“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像，第二幅，是“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像。全本画册既没有陈独秀一幅像，也没有一字介绍陈独秀，真的找不到“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影子。我意外地发现有一幅北京大学红楼内室门外照，门右侧悬挂“李大钊同志纪念堂”，门左侧悬挂“毛主席在校工作处”两块竖匾，题额人都是郭沫若。从门口朝里看见一尊毛主席半身塑像，这幅照片下方文字说明：十月革命后，毛泽东同志和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红楼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郭沫若是位大名鼎鼎的才子、考古学专家，恕我孤陋寡闻，我没有读到他考证毛泽东当年在北大红楼是怎样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回忆了这段历史。毛泽东通过杨昌济介绍，认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我的地位这样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们，都不把我当作人类看待”，“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七个人。晚上我们七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可是在这时候，我还是很糊涂，用我们常说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一条出路”。我相信毛泽东说的他这段艰辛的工作和生活。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也说：“记得我在一九二０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重点号是笔者加——注）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时间，是从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知识分子，把时间弄颠倒了，内情却有不实。从此，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身影，随之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我案头的另一本书，是有关朱德总司令的。“文革”期间出版的《井冈山的斗争》（画册），大型画册中有一幅“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井冈山”油画，“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几张这幅印制好的油画。”（《程世清“军管”江西的岁月》《新周报》2009年第19期）林彪作为画册中的B角，画页和文字自然是少不了的。朱总司令的画像一幅也没有，所有的文字都未提到他。“朱毛井冈山会师”是全国家喻户晓的历史，落入了林彪“不说假话做不成大事”的“潜规则”里。这为林彪接班并写入党章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此时，朱老总同毛主席井冈山会师的高大身影也随之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也被沉默的大多数认可了；就如同认可刘少奇是叛徒、内奸一样；就如同“八七”会议默许共产国际的虚伪、专制一样。“读书，不如无书”，原来知识分子写的文字也不能全相信。我们长期宣称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老是同封建主义搅和在一起；我们长期强调实事求是，但运行起来老是同编造、歪曲和谎言结拜成兄弟。人们长期在谎言中度日，是国家的悲哀，是人民的灾难。好在，我们已经走出失真阴影的时代，中共历史上的两个总司令——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和领导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朱总司令又回到了人民中间。

       事物是复杂的，纠正错误比制造冤案都难。陈寅恪说：“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1978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冤假错案问题，“刘少奇这个案件太大，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因此在会上还没有人提出”。众所周知的原因，刘少奇案是“钦定”的，没人敢碰；陈独秀案也是“钦定”的，同样没人敢碰。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性“陈独秀投降主义”。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陈独秀的定性，使用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我分辩不出这两个决议对陈的定性有什么区别，但相同之处都用了“投降”。陈独秀依然是个敏感话题。陈的后人想恢复其党籍的要求，显然不能。这时，耀邦同志“就像他为了平反万千冤假错案而不惜冒大风险一样，为了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他也是排除重大阻力、勇往直前的。”专门召集小会，讨论这个问题，仔细阅读有关材料，这对“陈的科学研究和公正评价方面，在当时还是起了首创作用的。”1988年苏联最后为诬指托洛茨基为德日匪谍一案平了反，国内专家学者对陈独秀不断深入地研究，揭示历史真相，发表好多有份量的文章、专著，“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被中央接受和采纳。”（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语）是值得欣慰的。但主流媒体还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作出一系列冷漠回应，仍不敢越雷池一步，如一九八八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推出“革命历史人物画展”，陈独秀是缺位的。1989年4月为之出版的《革命先驱画传》，没有一幅陈的画像。十年后，1998年，“在世纪之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革命纪程美术精品》出版”，“反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画卷中，同样没有陈独秀一席之地，就连文学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塑像中，陈独秀也是缺位的，邵燕祥为此写文：“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这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真实的回避和躲闪。”如今，又过了十年了，在纪念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日，不知有无陈独秀一席之地？

       “人世间最伟大的法则就是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内已把叛徒、汉奸、托陈的帽子逐一摘去。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年座谈会上，讲“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一个新提法。我们应该注意三点：一、放弃因袭旧框，诸如“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等一切不实之词；二、“共产国际”四个字加在陈的前面，表明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三、耀邦同志在1984年对陈独秀评价的关注，历时整整20年，到胡锦涛总书记对陈独秀作出公正的评价。我认为这为陈独秀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发出了明亮信号。

       对陈独秀的评价还可能有异议，那又有何妨，问题不是越辩越明吗。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得好，只有尊重事实，才能让历史平安过去。有位党内理论权威在文中写道：“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让人感觉当时党是选错了自己的领导人，李维汉说：“如果把那个时候的陈独秀否定了，那我们党七年中的领袖是个坏人，我们党岂不成为糊涂党了？选那幺一个人做党的总书记，岂不是很糊涂吗？”又说，“我们老-辈人多少都犯过错误，毛泽东也犯过错误。”（《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350页，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陈独秀不是完人，但他是伟人；他犯有错误，但他的双手是干净的，没沾同志身上一丝鲜血；他晚年凄苦，但他安贫乐道，矢志不渝。陈独秀五次入狱而不悔，高官不做，国外不去，穷困潦倒时“说不清”的钱拒花，在法庭上大骂国民党专制，大讲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拒绝当时大律师章士钊为其在法庭上辩护。当我读到他的话：“他们会借故开除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之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个人益利之路！”我沉默良久，说不出话来。他晚年还结合苏联政治制度着重论述民主与专政问题，他是最早识破斯大林的暴政与专制的，苏联搞得不是社会主义，他是位先觉者。选陈作领袖，非他莫属。陈独秀不是因为创建共产党而出名，而是以文化领袖名誉创建共产党。陈独秀不靠谋略出任总书记，是众望所归。中共一大，他没有出席会议而当选总书记；美国华盛顿坐在家里，静待选民们把他推上总统宝座。凭的什么？就凭他们的声望和人格，这种荣誉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可复制的。中国有幸出了陈独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先是被外国人整掉的，后是被自己人有意或无意地往其身上尽情泼脏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在他面前一切变节、腐败、暴政、罪恶分子只能感到羞耻。不少知识分子总是认为邀得权势垂青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个历史教训永远值得记忆。

        陈独秀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无人能替代的，他是榜样、是导师、是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之父。与陈独秀共同创建党的李大钊评价他，“因为你拥有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鲁迅说他是“用不着提防”的人，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傅斯年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火焰万丈的大彗星。”陈独秀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财富还不值得珍惜、还不值得崇拜、还不值得为他发力，并发扬光大吗！

       陈独秀培养和带领一部分知识精英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奋力拼搏的身影，至今温暖着我们；但是，他一生不可能明白“政治都是有阴谋”的论断，而立志做“一生的反对派”，成为悲剧人物，也为我们留下遗憾——这就是陈独秀。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最后，我作个自白：我不是史学家，年过古稀也没混上知识分子这顶桂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呢？身为中共党员如果不了解自己党的历史，就如同公民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心是不安的。30多年来，我爱买书、藏书、尤爱党史。今年是建国60周年，五四运动80周年，恰逢独秀先生130周年诞辰，真乃良辰吉日多多。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党史研究会议上强调：“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党史部门更好发挥作用的一年”。我国在编万余名党史研究工作者，有责任也有能力为陈独秀恢复党籍努一把力，把历史延伸到现在人为制造的断层去填平。去世的人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严。今年，如果先生恢复了党籍，何止是全党的幸事！

 

09年4月初稿

8月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