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北方的那辆骡车

多年来，我一直怀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北京城的一辆骡车。因为，这辆中国北方普通的骡车，不仅见证了“南陈北李”伟大的友谊，而且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孕育！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印出后，6月11日晚，他在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传单时被北洋政府的警察拘捕。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各地函电交驰，纷纷吁请政府当局立即释放陈独秀。毛泽东也于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推崇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李大钊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找人商量营救的方法。13日，北京《晨报》最先披露了这一消息。随后，各大报纸相继作了报道。《国民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于9月16日将陈独秀释放出狱。

陈独秀获释，李大钊兴奋地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当时，湖北官吏极为惊骇惧怕，明令停止讲演。陈独秀只得潜回北京。为躲避军警的追捕，2月14日，李大钊和陈独秀乔装打扮一番，雇了一辆骡车，由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由公路出京来到天津。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说即发端于此。

4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化名伍廷康）等人来到中国，他们的公开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个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陈独秀同维经斯基在上海的会面，加快了在上海建党的步伐。5月，陈独秀见时机成熟，便秘密召集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开会，提议“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建立作好组织准备”，众人一致赞同，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研究会的负责人。

    6月中旬，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党纲10余条。

     8月，陈独秀在渔阳里的寓所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他们同李达和上海发起组商量，希望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各地的代表，讨论、决定党的建设和任务。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因遭法租界巡捕房袭扰而被迫中断。8月初，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一大”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并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的中央局。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大家还是一致推选他为中央局书记。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说：“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尽管学术界对李大钊、陈独秀出京之前在谁家躲避、两人出京的时间、路线、抵达天津后是乘船还是乘火车去上海等问题有所争议，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细节问题，争议各方都没有否认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这一关键性史实。有人对影视片中李大钊亲自赶着骡车的镜头，提出李大钊虽然自幼在北方农村长大，但他从小主要是读书求学，没有干过农活，他不可能会赶车以及“车从何来”的质疑，我认为，影片中关于李大钊亲自执鞭赶车的镜头，这是编剧和导演为了突出、深化李大钊光辉形象这一主题而进行的艺术创作，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车从何来”？人们知道，当时，骡车是北方城乡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营业性的骡车，有自赶及雇人代赶之别，京城有专门从事骡车出租营运为生的群体。李大钊、陈独秀虽然不可能拥有自家的骡车，但是完全可以租一辆用，像现在人们有了急事租一辆出租车一样。再说，中共“一大”使用的“南湖红船”不也是临时租赁的吗？至于当时谁是艄公或者船娘显然不是最重要的。

几年前的一个秋日，我曾到嘉兴南湖参观中共“一大”旧址，瞻仰这只誉满天下的“南湖红船”。据讲解员介绍，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瞻仰这只红船的游客络绎不绝，每年都要接待国内外参观者几十万人次。

   秋风萧瑟，层林尽染，我站在这只游船上向浩渺的北方举目远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忽然深切地怀念起那辆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骡车来。试想，没有十月怀胎，哪有一朝分娩？没有北方的那辆骡车，哪有南湖的这只“红船”？我仰面问从遥远的北方横空南飞的雁群：那辆见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骡车安在？

离开南湖，踏上归途，我的脑海中一会儿浮现出那只光彩耀眼的游船，一会儿又闪现出那辆若隐若现的骡车。直到现在，这种浓烈、炽热的怀念之情始终缠绕心头，挥之不去。

我想，时过近百年，那辆原始的骡车肯定难以找到或者不复存在了。这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不能仿制一辆呢？让中华民族子孙后代都能牢记党的艰难孕育、横空出世的全部历史不是更好吗？有人认为，陈独秀后来被开除了党籍，重提这些事，有为陈独秀评功摆好、歌功颂德之嫌。我说，陈独秀开天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时并没有后来加之于他的那些罪过，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必须尊重历史，不能数典忘祖。

也许有人会说：“革命历史文物怎么能仿制呢？”我认为，这有什么不可，南湖红船不也是‘一大’闭幕38年后的1959年仿制的吗？

历史事实证明，早在共产国际第一任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伟大的先驱者就在北京至天津途中的一辆骡车上“相约建党”了。作为历史的见证，这辆骡车显然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的。

我渴望早一天看到那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孕育的北方骡车在中国的大地上再现，让这辆北方骡车与那只“南湖红船”，一南一北，交相辉映，以印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