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撰书 陈独秀致胡适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2页 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书于1920年5月25日，内中可知陈独秀已决定独立自办《新青年》，所面临的是资金短缺、文稿不足的艰难局面。陈氏在信中与胡适协商甚详，并嘱胡适在京设法筹款催稿，共克时艰。17.3厘米×26.5厘米 
陈独秀撰书 陈独秀致胡适信札（局部）
民国间手稿本
1通1页 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书于1921年9月5日，所谈为寄送《新青年》至胡适处及推荐胡适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之事。此时胡适已脱离《新青年》编辑部，他与陈独秀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互相批评之文屡见报端，然而二人彼此敬重，私交深厚，此信可见一斑。15厘米×27厘米 |
【事件回放】 
陈独秀撰书 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1页附封1枚 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信札，书于1920年12月21日，内中谈及广东办学事宜。1920年，应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陈氏此信邀请高一涵赴广州，并嘱胡适代为邀请陶孟和、顾孟馀来广东办学。顾孟馀曾于1925年赴粤担任广东大学校长，不知是否为陈独秀所荐。15.5厘米×28.8厘米 5月28日，在“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的预展现场、竞投登记处和互联网站上，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重要声明》，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将对古籍善本专场中的部分标的，根据拍卖结果考虑优先购买。本公司于拍卖结束后7日内，将政府有关部门是否优先购买的决定通知相关标的买受人。”这一声明在5月30日上午11点的古籍善本专场拍卖开始之前，被拍卖师方明再次重申。
当第2833号拍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第2846号拍品“梁启超致胡适信札”和第2857号拍品“徐志摩致胡适信札”分别以554.4万元、78.4万元和112万元现场拍出后，拍卖师当即分别声明：政府有关部门将根据拍卖结果，考虑对上述第2833号、第2846号和第2857号3件拍卖标的优先购买。本公司于拍卖结束后7日内，将政府有关部门是否优先购买的决定通知相关标的买受人。
6月5日，国家文物局向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发出文物博函[2009]625号《关于优先购买“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的函》。文件表示，国家文物局经研究决定，对于“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第2833号拍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按照成交价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据悉，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根据拍卖后情况，使用国家优先购买权征集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
中国嘉德在接到国家文物局的决定后，将文件内容通报给了“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的现场买受人。据介绍，现场买受人系一位北京资深藏家，他得知政府有关部门的决定后，在深表遗憾与不舍的同时，表达了对于国家征集并收藏的理解。
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表示，将根据这批信札的内容和情况，研究决定交由相关国有博物馆或研究机构，代为永久存放并向社会公众展示。
关于“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 ●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毅（参与此次鉴定评估的专家之一）：
这些书信涉及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兄弟和钱玄同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反映出《新青年》杂志内部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对杂志发展的思路，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对“五四”时期的历史背景研究有助于后人看清中国现代性的发端。
就陈独秀个人而言，由于其去世较早，所留下的文稿较少，其中与鲁迅的学生台静农探讨语言学的信件保留在台湾台静农家中，与胡适来往的信件大部分留在台湾和美国，而早期手稿尤为罕见。
此次收购的信件对于陈本人的性格、文采、信念都展现得十分充分，其个人形象跃然纸上。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著有《胡适研究论稿》、《胡适年谱》、《胡适新论》等书，编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等大型资料书）：
信札的内容直接反映了《新青年》杂志两位主要领导人物的思想发生分歧的过程。当时陈独秀正从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立场上与胡适分道扬镳。这些史料对于厘清《新青年》的分裂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历史背景有重要参考价值。
另外，信件中陈独秀的手迹确为真迹，字体飘逸俊秀，作为文物也有其价值。国家将其买下用作研究，是办了一件好事。
但我个人认为此次拍卖的价格偏高。今后一些研究机构再想收购海外文物，如果参照此次收购的话，这个开端似乎设置了一个比较高的门槛。(记者 翟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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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封信札相关描述： （1）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3页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适之）、李大钊（守常）信札，书于1920年5月7日，所谈为《新青年》经营之事。1919年，陈独秀受“私德”攻击，愤而离开北大，转赴上海，《新青年》随之迁回上海，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编辑同人仍留北京。陈独秀与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为办报事宜，数次发生冲突。陈氏致信胡适、李大钊，协商“《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我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後受资本家的压。”信中并谈及《罗素全集》、李大钊《社会问题丛书》写作出版事宜。 17.3×26.6 cm
（2）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胡适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2页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书于1920年5月11日，此前胡适、蒋梦麟于1920年5月4日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遭报端指摘。信中谈及《新青年》脱离群益出版社，独立自办书局之事。并谈及上海学生受人唆使，做出“毫无意识的事，牺牲了数百万学生宝贵时间，实在可憎之至。倘数处教会学校果然因此停办，那更是可憎了。”并建议胡适在北大单独开课，“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学生，留校也没有好结果”。认为“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所谈当指1920年初京沪等地学生因抗议“山东问题”举行的罢课集会等活动。 17.3×26.5 cm
（3）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胡适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2页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书于1920年5月19日，所谈为《新青年》独立自办事宜。陈氏主张招股办报，胡适并不赞成。在此信中，陈独秀逐条分析招股利弊，并坚持“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成败听之”。此信中陈氏解释了与群益出版社的交恶原因——《新青年》的定价与刊登广告。可知陈氏与群益出版社势同水火，《新青年》在陈氏主导下，独立自办已成定局。 17.3×26.5 cm
（4）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胡适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2页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书于1920年5月25日，内中可知陈独秀已决定独立自办《新青年》，所面临的是资金短缺、文稿不足的艰难局面。陈氏在信中与胡适协商甚详，并嘱胡适在京设法筹款催稿，共克时艰。 17.3×26.5 cm
（5）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高一涵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2页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高一涵信札，书于1920年7月2日，所谈为《互助路》、《社会主义史》翻译出版及《新青年》八卷一号出版发行事宜。此时的陈独秀，已接受了“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进行建党活动。他主办的《新青年》八卷一号，被视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极具共产主义色彩的《新青年》未得到胡适等编辑的欢迎。陈独秀在信中感叹“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来，长久如此，《新青年》便要无形取消了，奈何！”故此，陈独秀特意致信同为《新青年》编辑的高一涵，“ 高一涵（1885-1968），原名高水浩，别名涵庐、梦弼等，安徽六安人。1912年，入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1916年，任北京大学编译委员，兼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 授。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主编《晨钟报》、《甲寅日报》、《每周评论》、《努力月刊》、《现代评论》等刊物，著有《政治学大纲》、《政治学纲要》、《欧美政治思想史》等，并译《杜威的实用哲学》、《杜威哲学》等。 21×27.9 cm
（6）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1页附封1枚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信札，书于1920年12月21日，内中谈及广东办学事宜。 1920年，应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陈氏此信邀请高一涵赴广州，并嘱胡适代为邀请陶孟和、顾孟馀来广东办学。顾孟馀曾于1925年赴粤担任广东大学校长，不知是否为陈独秀所荐。 陶孟和（1887-1960），原名履恭，天津人。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习历史和地理、复入英国伦敦大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归国後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1912年，与梁宇皋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为我国首部社会学著作。历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顾孟馀（1888-1973），名兆熊，字梦渔，後改孟馀，笔名公孙愈之，上虞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北京译学馆。翌年，赴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电机工程，复入柏林大学学政治经济学。回国後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先後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广东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铁道部长、交通部长、中央大学校长。 15.5×28.8 cm
（7）Turexy撰书Turexy致胡适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1页纸本 提要：此为英文署名“Turexy”者致胡适，为胡适、陈独秀二人“失和”的劝解信。 1920年，陈独秀给胡适去信，希望北京同人为《新青年》多作文章，使之淡化政治色彩，胡适却提出三个解决办法：1、听任《新青年》称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3、停办《新青年》。陈独秀接信後极怒，立刻拒绝，并指责胡适、陶孟和二人与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关系亲密。此信即Turexy为“研究系”一事劝解胡适不必介意。另胡适所提的三个办法，《新青年》同人中意见不一，张祖训、高一涵、李大钊同意胡适意见，赞成移到北京编辑；周作人、鲁 信中并谈及《诗经》音韵文章之事。 21.2×27 cm
（8）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等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2页纸本 提要：此件为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张祖训（慰慈）、李大钊（守常）、陶孟和、鲁迅（豫才）、周作人（启明）、王星拱（抚五）、钱玄同八位《新青年》同人的公信，书于1921年1月9日。信中一一答复了胡适提出的关于《新青年》的三个解决办法，态度尤为坚决，言辞颇为激烈，有“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於《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之语。 20×12.5 cm
（9）钱玄同撰书 钱玄同致胡适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1页纸本 提要：此为钱玄同致胡适信札，书于1921年2月1日，信中所谈为《新青年》移京别组之事。胡适提出解决《新青年》政治色彩过浓的三个方法，在《新青年》同人编辑中造成三种不同意见，钱玄同在此信中赞成“别组”，并表示不会再为《新青年》撰文。此后不久，《新青年》移到广州，陈独秀写信致北京同仁宣布《新青年》与他们断交，让胡适等人另办新报，并声明自己不会为新报撰文。曾经志同道合的《新青年》同仁由此宣告决裂。20.4×26.8 cm
（10）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胡适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1页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书于1921年9月5日，所谈为寄送《新青年》至胡适处及推荐胡适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之事。此时胡适已脱离《新青年》编辑部，他与陈独秀二人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互相批评之文屡见报端，然而二人彼此敬重，私交深厚，此信可见一斑。 15×27 cm
（11）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胡适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4页纸本 提要：此信为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书于1925年2月5日，谈及胡适参加“善後会议”及传闻胡适办报之事。1925年，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善後会议”，被讥为军阀分赃的帮凶，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言其“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陈独秀却在胡适备受指责之时致信支持，称“兄毅然出席善後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并叮嘱“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信中提及传闻胡适欲与章士钊（行严）合办报纸，效力政府。陈独秀极为反对，言辞激昂。 17.3×24.2 cm
（12）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胡适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5页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书于1925年2月23日，所谈为胡适参加“善後会议”及传闻胡适办报之事。信中为“前函措辞冒昧”致歉，提醒胡适“在（善後）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能与否，得要尝试一下”。外间传闻胡适与章士钊等人同为政府办报，陈独秀得知为误传，“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申报》、《新闻报》、《北京通信》讥胡适为段祺瑞的留声机，列在准安福系，陈独秀直言“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 17.2×24.2 cm
（13）陈独秀撰书陈独秀致胡适信札 民国间手稿本 1通1页纸本 提要：此为陈独秀致胡适书札，书于1932年10月10日，谈及为李季谋款及陈独秀出版《拼音文字》之事。 1932年，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党籍，旋即被国民党逮捕，此时尚在狱中，适逢胡适从美国归来，固有“你回国，我不能去迎接你，只好以此函为代表”之语。信中请求二事，其一，陈独秀请胡适从商务或庚子赔款中设法筹资，为李季翻译《资本论》解决生活费，并称李季“英德文和马氏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其二，请胡适敦促商务印书馆早日出版陈独秀的书稿《拼音文字》。然而商务印书馆碍于政治原因无法出版他的《拼音文字》。胡适遂与赵元任私下里筹集了1000元，当作出版稿费送给陈独秀，供他生活之需。 16.2×20.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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