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感”就是今天许多中小学体育课的萎缩，在校学生的体育达标成绩下降。造成这种严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轻视体育，才是中小学体育课低质化的根本症结。 夏季奥运会到来之际，听听大贤大智者对体育说过什么，不无裨益。 陈独秀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藐视体育教育有过深刻反省。他在给一友人的信中曾十分尖锐地说，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唯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独秀先生不但说而且还曾努力扭转中国教育界的强精神弱体魄的局面。他组织的“励志学社”就规定“每日习体操，以两小时为率”。他在芜湖创办的“安徽公学”和“徽州公学”也安排师生每周要有4-6节体操课。 最有趣的要算胡适先生。胡先生自幼身体虚弱矮小，似与体育无缘。因此他在留学时，对美国公众给予体育项目如美式足球的热情支持曾大惑不解，甚至把竞技场的激烈场面视为古罗马角斗、斗兽之遗风，颇不以为然。但是，在看过几场比赛后，胡先生也被感染，甚至浑然忘我地投入了助威呐喊者的行列。 胡适对自己的这种转变写道：“运动会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游戏。不但是体育，还是德育；不单是体格上的训练，又是道德上的训练。”1928年他为中国公学的运动会写了一首情绪激昂的歌词：“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然可喜，败也要欣然……健儿们，大家上前！胜要光荣的胜，败也要光荣的败。健儿们，大家齐来！”看到这首歌词，我们就理解了胡适先生所主张的体育精神“体育比赛，重在参与，无论胜负，欣然面对，光明磊落，学会做人”。 第三位先生就是中国著名的大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先生。张先生认为，要“造就完全人格，三育（意指德智体）并进而不偏废”。但“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为实施自己的主张，他让木匠制作哑铃。练跳高没有竿、架，就用椅子架一毛帚。没有木马，就让学生曲身撑膝代之。张先生的执着，终于让现代体育教学第一次叩开了中国塾馆朱漆剥落的大门。也正是在他的启蒙和影响下，1908年秋，南开学生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会。就在这次会上，中国人提出了三个奥运“梦想”：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胜利选手参加奥运？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胜利队伍参加奥运？ 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邀请世界各国选手到北平参加比赛？ 从1908年到2008年，整整100年，中国人的奥运梦想就要实现了！ 今天，我们依然能听到张伯苓先生那果决又令人惕励的声音：“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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