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鲁迅、章士钊的交往和恩怨

陈独秀、鲁迅、章士钊是同时代人。陈独秀出生于清末光绪五年（1879年）。鲁迅和章士钊同龄，都是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的，比陈独秀仅小两岁。他们三人性格、见识、经历各不相同，在彼此的交往中既有密切的合作和相互的支持，也有种种的误解和严重的分歧。鲁迅与章士钊不仅一度口诛笔伐，形同水火，还曾惊官动府，对簿公堂，打了一场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官司。尽管如此，他们三人却都是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回顾这三位名人的交往和恩怨，对于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并从中接受历史的启迪都将是有所裨益的。

陈独秀与鲁迅

陈独秀与鲁迅的交往缘于《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1号改名为《新青年》）。以陈独秀为领军的一批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吹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他们在《新青年》上大胆地倡导新文化运动，呼唤科学和民主，提倡新文学、新道德，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暗无天日、万马齐喑的旧中国，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犹如一把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阴霾密布的夜空。《新青年》首先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的反响，正如毛泽东所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北京大学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可见当时的《新青年》影响之大。

当时正值“五四”的前夜，苦闷之中的鲁迅蜗居于北京绍兴会馆以“钞古碑”排遣郁闷，消磨时日。此时正在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的老朋友金心异来访，劝他给《新青年》写点文章。鲁迅答应下来，并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上，“鲁迅”这个笔名从此公之于世，驰誉天下。鲁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说：“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陈独秀对鲁迅深刻的见解、鲜明的爱憎、幽默的风格和泼辣的文笔非常欣赏。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鲁迅）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7月9日，陈独秀又在信中说：“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 鲁迅在1920年8月7日日记中写道：“寄陈仲甫（小）说一篇”。仅过六天，陈独秀就于8月13日复信周作人：“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即鲁迅的另一篇小说——笔者注）在这号报上印出。……倘两先生高兴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陈独秀在把鲁迅的《风波》发表在《新青年》第一卷第8号后，立即致信周作人：“鲁迅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他并且在考虑到鲁迅的小说应该结集出版时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将《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关心和支持。后来，鲁迅接受陈独秀的意见，将创作的小说结集出版，这本小说集题名为《呐喊》。

鲁迅对陈独秀的关心和支持自然是心领神会、念念不忘的。他曾满怀感激的心情说：“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有陈独秀的大力支持，有《新青年》作为阵地，鲁迅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在不长的时间中便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读1920年8月至1921年9月一年间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出陈、鲁当时的联系：

1920年8月7日：“晴。上午寄陈仲甫（小）说一篇。”

1921年5月18日：“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得仲甫信。”

8月30日：“下午寄陈仲甫信并二弟文一篇，半农文二篇。”

9月10日：“寄陈仲甫稿二篇，又郑振铎书一本，皆代二弟发。”

9月25日：“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三弟信片。得陈仲甫信。”

9月26日：“寄陈仲甫信并二弟、三弟稿及自译稿各一篇。”

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鲁迅当时与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密切关系。

鲁迅称自己的作品“是‘ 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那么，鲁迅尊奉的“革命的前驱者”所指何人？长期以来，由于陈独秀一直戴着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一直被斥之为“坏人”、“反革命”……，所以，谁也不敢把陈独秀的名字与“前驱者”放在一起。“鲁迅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是谁呢？过去人们常说是李大钊。诚然，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位，但无可讳言，陈独秀是其中主要的一位。”（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34页）

鲁迅认识李大钊缘于陈独秀的关系。因为，鲁迅是在应陈独秀的邀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期间见到李大钊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我看见守常（李大钊）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充分说明，鲁迅与李大钊的相识，陈独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鲁迅评价陈独秀：“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这是鲁迅对陈独秀胸无城府、正直坦荡、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政治品格的比喻，是非常确当和非常形象的。

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之邀到广州。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非常重视，指示中大的共产党员学生徐文雅、毕磊等人一定要支持鲁迅，做好鲁迅的工作。鲁迅曾问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他是我的老仁侄。”陈延年对鲁迅政治上相信，在个人感情上则以晚辈的身份敬之以“父执”之礼。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陈独秀与鲁迅的密切关系。

1936年春，中共上海地下党在解散“左联”后，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认为这个口号存在“不明了性”的缺陷，因此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于是引起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当时上海地下党的一些领导人实行左倾的和宗派的路线，容不下鲁迅的不同意见，便以“托派” 、“内奸”等大帽子威吓、压制、排斥、打击鲁迅等人。鲁迅满怀义愤地痛斥他们：“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由于鲁迅在反驳左倾势力和宗派主义时援引了他们使用的“内奸”、“反革命”、“托派”、“汉奸”等诬陷不实之词，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大喜过望，误认为鲁迅已公开与他们站在一起了，于是便于6月3日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一方面拉拢鲁迅，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身患沉疴的鲁迅读了这封信非常气愤，立即请冯雪峰按照他的复函意见整理成文，以正是听。明确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与陈独秀后来也产生了一些误会和隔膜。如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又一次被捕。11月27日，鲁迅在北师大演讲时，有人问：“先生对陈独秀怎么看？国民党为什么要逮捕他？”鲁迅回答说：“陈独秀早离开了革命阵线。国民党逮捕他，并不是杀害他，而是要利用他组织一个合法的党，跟共产党进行斗争。”(张家康：《陈独秀与鲁迅》)鲁迅的话确实戳穿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阴谋，他们就是要软硬兼施，迫使和引诱陈独秀或者到政府做官，或者另起炉灶，重建新党，与中共抗衡。但均被陈独秀断然拒绝，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陈独秀是否获悉了鲁迅的这段话不得而知，但凭鲁迅对陈独秀的了解和这么多年的交谊而言，陈独秀如果获悉鲁迅的这段话，估计他是不会高兴的。因为，陈独秀至死都不承认自己离开了革命阵线。鲁迅说他“早离开了革命阵线”，他绝对不会接受。

正在国民党监狱中的陈独秀闻知陈其昌致信鲁迅之事，怒不可遏，他认为陈其昌企图拉拢鲁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于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张家康：《陈独秀与鲁迅》）陈独秀对鲁迅如此不客气，是否与鲁迅在北师大对他的那几句话有关，我认为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1937年11月21日，出狱后的陈独秀在发表纪念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中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又说：“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 “他所反对的乃是对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 （张家康：《陈独秀与鲁迅》）这些话与他在南京监狱中的一段话比较，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陈独秀对鲁迅的火气小了许多，但是远远没有恢复到《新青年》时期彼此融洽无间的程度。

陈独秀与章士钊

陈独秀与章士钊的交往可以上溯到二十世纪初，那时他们刚过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6月26日，宣传改良、倾向革新的《苏报》在上海由胡璋创刊。1903年夏，《苏报》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聘请年仅22岁章士钊为主笔。由于公开鼓吹革命，清朝当局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6月29日逮捕了《苏报》著名撰稿人章炳麟。接着，在《苏报》上发表《革命军》一文的邹容下狱，《苏报》被封闭。章士钊不屈不挠，又积极筹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革命。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章士钊任主编。发刊词旗帜鲜明地直斥封建统治者“三千年来，以国为牧场，以民为畜类”的罪行，指出中国的“种种罪恶，惟君所造……”。这张报纸刚刚问世便表达了对封建统治严厉批判的鲜明态度，展示了与反动当局势不两立的斗争锋芒。此时，辅佐章士钊办报最得力的助手就是陈独秀。章、陈负责全部的稿件编辑和文字校对事务，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那时，“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为何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后来，章士钊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感慨地赋诗一首：“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记述了当年与陈独秀基于革命大义办报时那种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和笔下响风雷、“字字挟严霜”的豪迈情怀。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在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的同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甲寅》杂志是一本政论性刊物，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和高一涵、易白沙、梁漱溟、苏曼殊等人经常为其撰稿。章士钊和陈独秀就是在此时此地开始与李大钊相识、交往的。不久，由于思想上的差异，陈独秀与章士钊分手了。陈独秀披荆斩棘，毅然踏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并出任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总书记，而章士钊却步入官场，先后充当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和秘书长。章士钊一生被人诟病的几件事，几乎都是发生在他做官的时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年逾八旬的章士钊谈到一生的交友时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均保持始终，从无诟谇。” 章士钊与章太炎、李根源的交往情况如何，有无诟谇，笔者未作考据，不敢妄言。仅从他与陈独秀的交往来看，尽管他们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友谊之旅，其间多次密切合作，但“诟谇”还是有的，至少在章士钊到北洋政府当官这段时间，与陈独秀的关系基本上是中断了的。所以，章士钊说他与陈独秀的交往“保持始终，从无诟谇”是与事实不尽相符的。

但是，章士钊毕竟不是那种心胸狭窄、无情无义的世俗小人， 在陈独秀被反动当局逮捕下狱并且付诸审判的危难关头，章士钊没有沉默，没有躲避，他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加入营救陈独秀的行列。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又一次被捕，并押解到南京审判。当记者问陈独秀谁做他的辩护律师时，陈独秀说：“如欲请人辩护，亦须有钱才行，但我系一穷措大”，没有钱请人辩护。消息刚刚传出，许多知名律师纷纷表示愿做他的义务辩护人。作为大律师的老朋友章士钊不忘旧情，不计前嫌，也自告奋勇愿为陈独秀义务辩护。

第二次审判时，审判长问陈独秀最终目的“是否为推翻国民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断然回答说：“是！”而章士钊的辩护，主要是想千方百计为陈独秀开脱，所以总是强调陈独秀没有什么危害国民党政府的行为，这当然与陈独秀的思想和行动不符，甚至让陈独秀难以接受。所以，陈独秀听了章士钊的辩护后，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陈独秀开审记》）尽管如此，章士钊急公好义的精神仍然受到人们的称赞，正如《现代中国名人外史》一书所说：“章与陈之政见，绝不相容，一旦急难，居然援手于不测之渊，斯亦奇矣！”

章士钊的辩护，不管实际效果如何，也不管陈独秀满意不满意，但他意在营救陈独秀的一片赤诚和良苦用心确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极为可贵的。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出这样的非常之事。

章士钊早年即与陈独秀相识，并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尽管中间曾一度分手，但后来在陈独秀危难之时，他毕竟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有鉴于此，我认为章士钊说他与陈独秀的交往“从无诟谇”虽然未尽其实，但他说“保持始终”，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鲁迅与章士钊

谈到鲁迅与章士钊的关系，人们马上就会想起章士钊曾被鲁迅骂为“落水狗”的事来。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曾以“总长的女儿、外长的夫人、主席的老师”三顶桂冠极尽尊荣。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曾被人们骂为“小落水狗”而备受屈辱。这当然是因为受了父亲章士钊的牵连。

鲁迅与章士钊的关系，跟陈独秀与章士钊的关系不同，他们之间鲜有融洽相处、密切合作的时候，矛盾、分歧和斗争倒是彼伏此起，接连不断，直至对簿公堂，一决胜负。

鲁迅与章士钊的矛盾首先发生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态度上。鲁迅积极倡导、竭力推行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而章士钊却是以“捍卫国粹”之名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双方各执己见，打起了笔墨官司。

接着就是围绕“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的斗争。关于“三·一八惨案”，章士钊当年就发表声明为自己辨白。晚年在与女儿章含之谈话中也一再强调“‘三·一八惨案’与我无直接关系。”章含之也说，惨案发生时，章士钊已不是教育总长。

即便“三·一八惨案”与章士钊没有直接关系，但“北师大风潮”却是在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发生的。鲁迅与章士钊的激烈斗争和对簿公堂盖源于此。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袁任大总统后，招降纳叛，培植党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的北洋军阀集团。接着又白日做梦，开历史的倒车，做83天的洪宪皇帝便在国人的声讨和唾骂中一命呜呼。袁死后，北洋军阀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军阀之间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混战。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不久爆发直皖战争，直系与奉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接着直系又与奉系打了起来，将奉系打败。未几，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之战，奉系又将直系打败。 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直到1928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历时十七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才算结束。回顾这一段历史，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乱世。

世道虽乱，但是北洋政府仍装模做样地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然而，在乱世之中，民众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谈何公平、正义？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司法总长的罗文干在谈到当时检察官与权势的关系时坦言：“凡行政长官不喜之人，旦夕得而羁押之，检察官不敢不从也；凡行政长官袒护之人，不得逮捕之，检察官又不敢不从也。是所谓人权保护，悉凭有力者之喜怒，而有力者之喜怒，不得不假借检察官之权力以行之，羁押后又得任其宰割矣。”这充分说明，当时身负司法职责和权力的检察官不过是为权势者效劳的奴仆而已。

然而，就是在这样黑暗和混乱的背景下，作为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科长）的周树人（鲁迅）却打赢了一场状告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行政官司。

1925年（民国十四年）初，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因为不满北洋政府教育部派来的校长杨荫榆，遂于1月18日发动“驱杨”运动，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杨为校长。时任教育部佥事兼女师大教师的周树人坚决支持学生的举动，这自然引起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不满。

女师大“驱杨”运动爆发后，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提议将北京女师大改组为北京女子大学。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特别是女师大学生，群情激愤，拒绝改组，成立校务维持会，推举鲁迅为维持会总务主任。8月10日，女师大师生在《京报》上发表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紧急启事》称：“章士钊欺内媚外，摧残教育” 、“若章士钊在部，敝校与教部完全脱离关系”。“驱杨”运动升级为“驱章”运动，鲁迅与章士钊的矛盾迅速公开和激化。尽管如此，章士钊仍是先来软的，派人劝说鲁迅：“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 ，他的封官许愿被鲁迅断然拒绝。章士钊看软的不行便来硬的。于是以鲁迅身为教育部官员，竟然参与学生闹事，并任维持会总务主任，支持学生对抗政府等为理由，于8月12日呈请政府将鲁迅免职，第二天，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就下令照准。

鲁迅被革职后极为愤慨，断然决定依法讨还公正。他虽然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但是他手中的那支“金不换”却是不少“绍兴师爷”难以企及的。8月15日，鲁迅亲笔起草了一份起诉书，状告教育部总长章士钊。鲁迅在起诉书中说：“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鲁迅在《从胡须到牙齿》一文中讲到此事时说：“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鲁迅紧紧抓住章士钊违反程序和认定超前的错误，为推翻章士钊呈请的“免职理由”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一边是教育总长，一边是小小佥事，强弱悬殊简直不可比拟。但是章士钊仍然不希望事情闹大，一直想跟鲁迅和解。11月5日，教育部任命鲁迅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鲁迅却不甘罢休，坚决要与当局抗争到底。至1926年3月23日，鲁迅终于收到判定“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的裁决书，鲁迅胜诉!

民国初年，约法规定专设平政院专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平政院裁决书公布教育部败诉的理由是：“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取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

根据民国初期《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的规定，长官要惩戒下属，必须先向“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列举惩戒理由，由惩戒委员会审理后才能执行惩戒。平政院以这些法规为依据，在裁决书中判定，即使鲁迅确实犯了错误，应该予以处分，也应首先交给专门的惩戒委员会审理后才能执行惩戒。教育部总长无权直接下令乃至擅自呈请对鲁迅给予处分。章士钊这样做违反了程序正当的原则。至于章士钊在答辩中强调当时“形势严重”不得不采取行政处分的措施以儆效尤，避免事态扩大云云，平政院不仅不予采信，而且认为这是违法之举。裁决书以法为据，是非分明，言简意赅，义正词严。事过八十年了，读来仍然感到法治的浩然正气力透纸背！

在军阀混战、烽火连天的乱世，在肮脏污浊、黑幕重重的衙门，作为教育部一个小小佥事的周树人竟为自己被免职一事将教育部和教育总长告上法庭，而且胜诉，确实出人意料。由于章士钊呈请处分鲁迅是经北洋政府审查批准的，所以，裁决章士钊违法，实质上乃是裁决北洋政府违法；宣判章士钊败诉，实质上乃是宣判北洋政府败诉。这在重官员轻平民、重权势轻法制、重关系轻正义、重强势轻弱势、重官方轻个人的恶法传统下，的确是一个特例。这是乱世黑幕中的一抹法治之光，是中国法治史上一个意义深远的经典案例，在中国法治的星空一直闪耀着绚丽的光彩，堪与十九世纪后期德国法院庄严宣判磨坊老人胜诉、皇帝威廉一世败诉的名案媲美，在人类法制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即使在今天，仍然给我们极其深刻的启迪和感悟！

鲁迅对旧中国这个“黑屋子”的黑暗、肮脏和腐败是了解最深最透的，对旧中国反动统治当局，他终其一生都是持反对和批判的态度。然而，在那个乱世，在教育部对他免职处分的打击和迫害已经北洋政府最高当局批准，成了既定事实的情况下，讨还公正的希望极为渺茫，可谓几近于零。然而，他却选择依法讨还公正和尊严的途径，而且居然在这条路上走通，获得胜诉。此乃出乎意料之一。

章士钊时任教育总长，此前曾任司法总长，是段祺瑞信任和倚重的“红人”，是当时著名的“老虎总长”。就是这样一位有权有势有后台且具有司法背景的高官，面对下属的起诉，既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势另寻借口加害下属，也没有通过最高当局对审理此案的平政院施加压力，而是老老实实地当被告，心平气和地去应诉，规规矩矩地听裁决，默默无言地承受在下属面前败诉的尴尬、耻辱和痛苦。此乃出乎意料之二。

作为专门审理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的司法机关——平政院的法官们，既不照顾“老虎总长”的面子，也不考虑这是业经最高当局段祺瑞“御批”的案子。他们一没有以“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不属本院受案范围为借口拒绝受理；二没有泯灭良知，扼杀正义，昧着良心裁决鲁迅败诉，以此向军阀政府讨好卖乖、献媚取宠；三没有从鲁迅身上找点过错（官方欲找个人的过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来个“各打四十大板” ，以照顾“老虎总长”章士钊和最高当局段祺瑞的面子；最后居然依法作出职员周树人胜诉、总长章士钊败诉的裁决，而且效率颇高，毫不拖泥带水。此乃出乎意料之三。

像这样一个在行政机关中地位低微的职员因为对所在单位给自己的免职处分不服提起诉讼，居然在没有费什么周折的情况下就将有权有势的顶头上司告倒，获得胜诉，为自己讨回了公正和尊严的奇迹，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出现的。因为，不少官员蔑视法律，视神圣的法律为花瓶一样的摆设，权大于法、以权凌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不久前，专门负责国家公务员事务、研究国家公务员政策的人事部，在发表的公务员《工资改革实施办法》中，竟出现公然违反国家《公务员法》的条款，侵犯有关公务员的法定权益和人格尊严。在公民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对他们提出批评后，他们却有恃无恐，置若罔闻，根本不把国家法律和公民权益当一回事。其次是不少执法官员缺乏起码的人格、骨气和法德，媚官如妓，畏权如虎，不敢秉公执法，对下属起诉官员的案件，能推则推，能糊则糊，甚至泯灭良知，颠倒是非，以冤枉平民向权贵献媚。如河北的某些执法执纪官员无耻地充当腐败高官程维高的鹰犬，利用手中的权力，罗织罪状，不择手段地迫害反腐斗士郭光允，不仅开除他的党籍，而且把他送去劳教。再其次是法律不健全，有的条款甚至是法制进程中的倒退。如《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属于不受理范围。这一条就注定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因为对免职处分不服起诉顶头上司的案子，如果放在今天必然失败。不管当局对你的奖惩、处分和任免如何不公，如何违法，法院只须甩一句“不受理”或“驳回起诉”就可以将满怀希望前来讨取公正和尊严的公民拒之门外，即使是鲁迅面对法院砰然关闭的大门也是毫无办法的。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在法制的进程中，《行政诉讼法》的个别条款是倒退了的。

在这起集中反映鲁迅与章士钊交往和恩怨的行政诉讼案件中，我认为章士钊非常尊重法律。他没有利用权势和关系，采取官场上司空见惯的卑劣手段以期达到击败下属的目的，体现了他正派和理性的人格，令人敬佩。晚年，章士钊对往事的回顾和审视更加理性，更加淡泊，更加超脱。他在与女儿章含之谈到他与鲁迅当年的芥蒂事时曾风趣地说：“鲁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 接着又说他和鲁迅夫人许广平都是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章”和“许（当时是繁体字）”笔画相同，每次上主席台，章士钊都与许广平毗邻而坐，彼此见面都很客气。有一次，服务员上茶先送给许广平，许连忙让给章士钊说：“您是我的师长，您先用。”章士钊对女儿说：“我和鲁迅的夫人都和解了，坐在一起开会，鲁迅如果活着，当然也无事了。”

对章士钊个人的设想，有人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相情愿” ，理由是鲁迅一贯主张“痛打落水狗”，他至死都在坚持“一个都不宽恕”，怎么可能与多年的“怨敌”和解呢？

也有人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大至国家，小至个人，昨天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今天成为握手言欢的朋友，这样的事并不少见。鲁迅、章士钊如果健在，一个是得到过毛泽东极高评价的“圣人”，一个是与毛泽东密切交往几十年的朋友，有什么不能和解的呢？

然而，历史犹如一泻千里东流去，奔腾到海不复回的长江大河，既不能“假设”，也不能“如果”。为那些不可能出现和存在的“假设” 、“如果”之类争论不休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作为后来人，还是公允、理性、实事求是地看待、评价前人的功过是非和恩恩怨怨，从中吸取教益，并为后人留下若干值得沉思和感悟的借鉴吧，这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2007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