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里,毛泽东听罢,立即派人向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汇报。因为这时中共中央是由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鲍罗廷五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广东的一切实际工作,这个临时组织实际是由鲍罗廷、陈延年决定一切。结果不巧,去的人没有找到陈延年。毛泽东就决定自己带着秘书沈雁冰去找陈延年和鲍罗廷,毛泽东主张开会通电讨蒋,指责蒋介石违反党纪国法,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严惩蒋介石。陈延年一边翻译给军事顾问季山嘉听,一边频频点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毛泽东又找了周恩来、李富春交换意见,三人认识一致。并共同向陈延年、季山嘉提出,要组织力量反击蒋介石。但季山嘉说,要请示莫斯科。事实上,这时候斯大林派出了一个苏共中央考察团到了广州,事变当晚,他们被“保护”起来了。 当时的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中央组成的党史写作班子,摄于斯大林的权威,就把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责任强加到陈独秀的头上,让陈独秀当了“中山舰事件”的替罪羊。直到1980年5月,《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第47页中还说:“陈独秀、张国涛等主张妥协退让。”这是违背了客观实际的,历史在呼唤:中山舰事件不能怪罪陈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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