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为君君不解——1927—1929年间为陈独秀鸣不平的五位中共党人

自从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进行改组之后，一连串的厄运便接二连三地降落在陈独秀头上。在共产国际的高压下，他不仅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黯然下台，后来又被开除出他舍生忘死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等民族精英开天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殊勋和领导幼年的党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所付出的辛劳是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中辉煌灿烂的一页，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这是一个与错綜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內因素密不可分的问题，把责任完全推到陈独秀的身上是很不公正的。然而，当这位党的先驱蒙受千古奇冤的时候，党内敢为陈独秀说话的人却是寥若晨星！

尽管当时强加给陈独秀的罪名既重又多，但是仍有些正直的中共党人出于党性和良知，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为陈独秀鸣不平。易礼容、王若飞、杨明斋、郑超麟、彭湃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性人物。

易礼容：“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

易礼容生于1898年，比毛泽东小5岁。在湘乡驻省中学念书时即与毛泽东相识并追随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6月，他加入了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其中的骨干成员。1921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当他从候选人名单上看到毛泽东只是候补中央委员时，于是断然将选票退还给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李維汉，并声明：“润之（毛泽东）无论如何比我强，这个候选名单不公道，我不参加投票！”随即退出了会场。由此可见此公的性格是何等的刚烈直率。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陈独秀5月23日在武汉对易礼容説：“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易礼容奉命到湖南任军委书记。6月中旬，毛泽东回湖南任省委书记，易协助毛工作。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易礼容任代理省委书记。

8月4日，毛泽东刚走3天，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便来到长沙苏联领事馆，以钦差大臣的派头找易礼容、夏明翰等省委负责人开会，中心议题就是要求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此时，在中共中央还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派人陪同的情况下，两个外国人就直接下来要挟一个地方的省委签字打倒自己的党中央总书记，易礼容等人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于是问这两个外国人：“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易礼容等人大义凜然，断然拒绝了他们的非分要求。这个会开了个通宵，易礼容等人始终没有屈从，最后不欢而散。

这两个共产国际代表窝着一肚子气回到武汉。在八七会议上，他们气急败坏地誣称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級”的。毛泽东当场驳斥他们说：“临时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线和敌人斗争，你们在租界开会，说风凉话。”8月12日，毛泽东返回长沙，将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易礼容后便去组织发动秋收起义了。

在陈独秀理应参加但却不让他參加的情况下，由罗明纳玆直接掌握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进行了“缺席审判”。会后，陈独秀的处境更加艰难，易礼容也被撤销了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的职务，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杨明斋：万里跋渉为陈独秀鸣不平

杨明斋，名好德，山东平度人。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后到西伯利亚地区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并积极参加布尓什維克领导的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前就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尓什維克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投入保卫苏維埃政权的斗争。当李大钊获知杨明斋的非凡经历后，大加赞赏，称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1920年春，列宁派維经斯基为首的工作小组来中国，杨明斋随行任翻译，成了維经斯基的得力助手。他们到北京见到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又经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访问了陈独秀。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参加了这个组织。七、八月间，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杨明斋是发起人之一。他还陪同維经斯基奔走于上海、北京、济南等地，为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对托派更加严厉清洗与打击，一批批地被开除出党，党內几乎没有人敢反对。然而，此時有一位被周恩来称誉为“忠厚长者”的人，毅然不顾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挺身而出，对开除陈独秀这位党的创始人表示异议，认为这是极端主义，不利于党的团结。为此，他在遭到中央的斥责后，愤而不平，偷越国境，历经千辛万苦，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说情与鸣不平。这位‘忠厚长者’，就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筹备时期任共产国际代表維经斯基翻译的杨明斋，他也是上海党、团组织最早的成员和发起人之一。”（《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吴晓：《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

杨明斋孤身一人，万里投荒，企图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反映陈独秀的冤情，并相信凭陈独秀的声望，共产国际也许不会对他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但是由于在伯力滞留，未能及時赶到莫斯科，他写的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材料，几经周折才被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案头。

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收到了中共中央的报告。于是，他们给陈独秀发了一封电报，說共产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局审查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决定的会议“，你“如果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也许是共产国际对过去关于陈独秀问题的处理有所反思吧，应该说，共产国际这一次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和慎重，电报不仅语气有所松动，没有把话说死，而且对陈独秀有所期待。但是，性情刚烈的陈独秀多年来与共产国际的希望与失望、分歧与屈从、高压与抗争、信任与打击，磕磕碰碰，积怨不浅。他早已从内心对其不抱希望。所以，陈独秀在回信中直率地说：“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当然有他多方面的考虑，但他如此强硬和决绝的态度自然使共产国际尴尬和恼火。面对这样的僵局，杨明斋历经千辛万苦的奔波和意欲弥合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决裂的苦心只有付之东流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三大”后，杨明斋和一些党员对于国共合作问题表示怀疑和责难，认为共产国际代表不了解中国情况，因而要求共产国际撤換马林。为此，杨明斋与陈独秀意见相左，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彼此均不让步，杨因此请求调往甘肃工作。但是，后来当陈独秀蒙受冤屈陷入困境的时候，杨明斋却能不计前嫌，万里投荒为陈独秀鸣不平，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和不计私怨的博大胸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体现了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坦荡直率的性格特点和置赤心于同志腹中的人格魅力。正因为陈独秀具有这样的人格魅力，所以，一个曾经跟他进行过激烈争论、甚至一度怒而离去的同志，才能在他蒙受冤屈的困境中如此义无反顾地奔波万里为他鸣不平！

王若飞：五次为陈独秀仗义执言

王若飞曾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对陈独秀极为了解。他深知这位党的总书记虽然有缺点，有错误，但他是个对党赤诚、为人直率、正直坦荡、不搞阴谋的领导人。因此对他非常敬重和信任。

王若飞也是个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正直之士。所以，当陈独秀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不像有些人那样看风使舵，随波逐流，甚至丧失人格，落井下石。而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将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先后五次无所畏惧地为蒙冤的陈独秀仗义执言。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当时陈独秀在汉口，有人提议要陈参加，但被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一口回绝。会议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缺席审判”。困惑不解的陈独秀于9月上旬化装到上海。11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在上海，但仍然没有让他参加。会议继承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但也扩大了“左”的情绪，对革命形势作了盲目乐观的估量，“从而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45页）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王若飞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当然要负责任，但错误不应由陈一人承担，而应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负责。至于批评和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应当让陈独秀参加，允许本人说话和辩白，分清个人责任和组织责任，这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董宝瑞：《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然而，王若飞的正确意见没有受到应用的重视。

党的“六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参加会议。陈独秀说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都不让参加，这次去莫斯科也只有挨骂，因而不愿意去。瞿秋白要王若飞劝陈独秀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王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也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时人家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的原故来打击他”。（陈志凌等：《王若飞传》第100—101页）所以，王若飞认为，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不让陈独秀参加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愿到莫斯科出席会议是“有部分理由的”。（陈璞平：《陈独秀之死》第95页）

6月21日，王若飞在党的“六大“会议上发言时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形势、教训和目前的任务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谈到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时说：”独秀同志之不来，据我的观察，因在八七前后受大毛子严厉的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十一月的会议也不让他参加，又逼他速走。当时俄国党内又是与反对派争论最厉害的时候。独秀同志以为国际是决定牺牲他以维持中国党指导机关威信，又不放心他在国内，恐他发表议论产生不好影响；他以为到了国际横竖是无用的人，或者还附加一个‘托洛茨基派’的名号更辨别不清，所以表示不来，……此次国际要他来，他又联想‘上两次不许他参加会议’，联想到‘维持中国党中央威信问题’，以为到莫（斯科）亦未必能到大会。”王若飞的发言不仅实话实说，入情入理。而且一反当时党內對陈独秀的敌视态度，口口声声“独秀同志”，还毫无顾忌地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上将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共产国际代表蔑称为“大毛子”，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勇气是不敢这样做的。

最后，王若飞心情沉重、满怀忧虑地指出：“党内潜伏发展的上层同志间意气之争是于党非常有害的，我很痛心我们同志的攻击不向着敌人而向着自己内部，我并不是故意要袒护过去犯错误的人，而是反对勉强的分化，反对无教育的纪律，总要使这般做过错事的人有革命的出路，有工作表现的机会。我们蓄积政治经验的人是太少了，敌人已杀了我们不少，我们自己不好再乱糟塌。”（董宝瑞：《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王若飞这一席沉痛的竭忠直言，掷地有声，催人泪下……

在“六大”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时，王若飞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再次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和根本利益出发，果敢地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王若飞的提议虽然没有被大会接受，但却表现了王若飞光明磊落、立党为公的高贵品质、顾全大局、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无私无畏、敢于直言的浩然正气！

“六大”闭幕后，王若飞留在莫斯科，准备进列宁学院深造。据王若飞夫人李培之晚年回忆，在进行入学考试时，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指派他人向考试委员会反映：王若飞“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密切”。王若飞义正词严地表示：“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那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幸而主考人公正，没有听信谗言，认为王若飞是“勇敢坚定的同志”，遂决定将他及其夫人李培之同时录取。

1929年底，苏共进行清党。张国焘借机污蔑王若飞与陈独秀跟当时的“托派”活动有牵连，王若飞被扣上“陈独秀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受到很大冲击。清党委员会根据中共代表团一些人的意见，建议开除王若飞的党籍。王不服，提出上诉，据理力争。后来，王若飞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放到莫斯科一个工厂劳动（几个月后被学校调回）。

在陈独秀蒙冤负屈、谤若丘山、许多人视如陌路、避而远之甚至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情况下，王若飞居然甘冒政治风险，多次为陈独秀仗义执言，大声疾呼，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何等的难能可贵！

郑超麟：“我有权提出抗议！”

郑超麟生于1901年。1919年18岁时便背乡离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与建立少年共产党。1923年，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在改名大会上，郑超麟曾与周恩来、王若飞、陈乔年等人合影留念。

1924年，郑超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尓什維克》。1927年8月，他在担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时曾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委派代表省委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

郑超麟对陈独秀是了解和信任的。所以，在有人将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特别是当获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郑超麟深感困惑、不安和义憤。他说：“我未曾看见通告，不知根据什么理由。有五六个同志向中央提出抗议，这抗议书署名者有我在內。但我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也不晓得是谁起草的。到中央宣传部去时，潘文育问我为什么提出抗议，我才知道有这抗议书存在，因此并不否认我的署名。我说：‘我有权利提出抗议。’潘文育说：‘你自然可以抗议中央开除那些人有什么不合手续之处，但你在抗议书中应先声明：政治方面，你是同意中央的。’由此我知道这抗议书只提出手续问题，而未表示政治意见。我说：‘我在政治方面也是不同意中央的，我已在自己的支部提出来讨论了。”（《郑超麟回忆录》上册，第334页）

郑超麟是一位直言无隐、不畏风险的性情中人，他认为开除陈独秀是不公正的，错误的，所以他就旗帜鲜明、毫不隐讳地表示反对。即使起草抗议书之事他并不知道，甚至抗议书上的署名也是别人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代劳的。他如果是个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凡事只为个人利益考虑的庸俗之辈，那么，他完全有理由一推了之，只须说自己不知道，便可确保自己平安无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全部承担下来。至于个人的得失祸福他是在所不计的。

郑超麟在党內直抒己见，并开诚布公地“在自己的支部提出来讨论”，这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行为。然而，“几日以后，我听说我也开除了。我始终未接到正式通知，也未曾看见《红旗报》上发表的通告。”（《郑超麟回忆录》上册，第334页）

彭湃：“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

彭湃，1896年10月生，广东海丰人。早年赴日本求学，1918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1921年5月回国。1922年6月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创建农会。192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驱。1927年5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南下广东后任东江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8年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等重要职务。

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住处开军委会议。由于白鑫叛变告密，下午4时许，反动当局将彭湃等5人拘捕。敌人害怕夜长梦多，30日便将彭杨颜邢4人屠杀于上海龙华。

彭湃就义前夕作了一首《绝命詞》：“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有人解释这首《绝命詞》是彭湃“被押解游街示众，一路上观者如堵。当时不少群众受反动宣传蒙蔽，不知他是一位革命者，更不知他为谁而死。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爆发出讪笑声。彭湃遂作《绝命詞》”云云。还有人据此大发感慨，为芸芸众生的麻木、苟活以及就义者的不被理解而感到悲哀。

照此说来，彭湃的这首《绝命詞》是因为他在“游街示众”时听到一些讪笑声而抒发的感慨和埋怨之詞。我认为，如此解释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牵强附会、浮浅庸俗，是对烈士绝命之詞的误读。彭湃的这首《绝命詞》蕴涵深邃，必然另有寓意。

彭湃等四同志英勇就义后，周恩来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在1930年8月30日彭湃等牺牲一周年时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1980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又把此文编入《周恩来选集》之中。这篇文章对彭湃就义时的经过乃至细节都作了详细、真切的记述，为研究彭湃《绝命词》产生的背景、蕴含的深意以及当时党内开展对陈独秀“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提供了权威的历史依据。

为了弄清彭湃《绝命词》的寓意，笔者对这个问题作了些初步的研究。彭湃等人从8月24日下午被捕至8月30日下午就义，仅7天时间。我根据周恩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的记述，将彭湃等人在这7天中的经过逐日排列如下：

8月24日——下午4时许，反动当局根据白鑫的告密，派出爪牙“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处”将彭湃等5人拘捕。“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25日——“二十五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彭湃等人被关在捕房。

26日——法院开审，“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 “引渡時，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內公安局。”

27日——下午复审，“审问历四五小时。” “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賦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28至30日——28日清晨转解至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注）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当局只顾追查刺蒋嫌犯，“于是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三十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当，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彭湃等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在狱中开展革命宣传，“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队歌，士兵和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

由于彭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名声很大的革命领袖。所以，反动当局“如临大敌”，“深惧有意外”。在这7日之中，从第一天拘捕彭湃等人到其后的“引渡”、转移都是用封闭式的钢甲车或铁甲车。“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法院开审时也严加封锁，“不许人旁听”。28——30日三天都是“手铐脚镣，铁链叮当，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即使在烈士牺牲后，反动当局仍怕得要死，“司令部又秘密派人掩埋，以图灭迹。”加之当时又发生蒋介石被刺事件，敌人更加紧张。所以，周恩来在谈到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合作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人时指出：“彭、杨诸同志便是在他们这种密切的合作、残酷的进攻之下的牺牲者，便是在他们共同的阴谋计算之下遭了暗杀。”痛斥“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用鬼蜮的伎俩、卑鄙的手段来谋害革命，来暗杀革命领袖”。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周恩来不仅详述了彭湃诸同志在敌人严密封锁下从被捕到就义的经过，而且两次指出彭湃诸人是在敌人的“阴谋计算”下遭到的“暗杀”。既然是“暗杀”，谈何“游街示众”？既然没有“游街示众”，谈何“看热闹的人群”及其“不时爆发出的讪笑声”？退一步说，即使“游街示众”了，彭湃作为一位刚强果敢、历经风雨、乐观豁达、富有远见、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领袖，在即将告别人世走向刑场的时刻，他虽然眷念亲人，但最牵挂的还是党的大事大业；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最后几分钟唤醒民众，给历史留下人生最后的一幕壮剧，怎么会为几人轻薄的“讪笑声”而发出悲观消沉的怨尤和伤感之詞呢？这也是与他在狱中坚强不屈的斗争不相吻合的。

另外，猜测彭湃以《绝命词》的形式为自己平生不得意事抒发感叹的可能亦应排除。因为，彭湃投身革命后，他不像王明等人那样，长期在莫斯科生活，以共产国际为靠山，唯斯大林之命是从，高高在上，夸夸其谈，自命不凡，华而不实。不研究中国国情，不联系中国实际，总是以钦差大臣自居，狐假虎威地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相反，彭湃不务虚名，不尚空谈，脚踏在中国的大地之上，置身于中国的民众之中，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沉在革命第一线摸爬滚打，全身心地发动农民运动，开展革命斗争。正因为他是一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革命家，所以，陈独秀在位時对他頗为器重，年仅30岁的彭湃便在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下台后，党的新任领导对他也很器重。在八七会议上被提升爲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组织营救；牺牲后，周恩来当晚便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公告，通知各地党组织哀悼英魂。彭湃对党忠心耿耿，党对彭湃信任倚重。应该说，彭湃在党內的路还是平坦顺畅的，不像陈独秀那样驟起驟落，也没有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仅三个月便被撤销此职的坎坷经历。彭湃与党之间不存在什么误会、冲突和“不解”，可以说是无冤无怨。

由此可见，彭湃的《绝命词》不仅不是为子虚乌有的“讪笑声”而作，而且也不是为自己在党內从来沒有过的蒙冤负屈而作，彭湃的《绝命詞》另有寓意。

那么，彭湃《绝命词》中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彭湃《绝命词》中深深蕴涵的寓意是：对舍生忘死为党的创建和发展立下殊勋的陈独秀遭遇的不公深感不平，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委婉地建议党中央反思并调整对陈独秀等“反对派”无情打击的方针，以教育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提出此说的依据是：

一、因“游街示众”听到“讪笑声”遂作《绝命词》和为自己不得意抒发感慨而作《绝命词》均应排除。

二、彭湃对当时已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左”傾路线愈演愈烈深感忧虑

1927年7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被迫离开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后，新的领导并没有在云谲波诡的恶劣环境中高瞻远瞩，冷静把握中国革命的航船，而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批判右倾错误的同时却滋长了“左”傾错误。不管陈独秀怎么呐喊“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为什么中国革命不能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进行领导”……，陈独秀的这些诤言不但没有人听，反而成了加之于他头上的新罪状。由于“左”傾路线愈演愈烈，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陈独秀右傾错误造成的损失。正如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內斗争。” “这种“左”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內取得了统治地位。”目睹“左”傾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痛感“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內斗争”使大批忠诚于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极其严厉的整肃，面对创建了党并连任一至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不仅黯然下台，而且更加险恶的命运正在向他逼近……，始终对党忠心耿耿的彭湃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怎么能不为党的前途和命运而深感忧虑呢？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刻，怎么能不剖开肝胆向党作最后的一次进言呢？遗嘱信和《绝命词》就是 彭湃就义前给党的的最后进言。

三、遗嘱信的主旨是恳求党中央对陈独秀等“反对派”应立足和侧重于教育

彭湃作为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中国革命的全局与形势、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与错误、党內斗争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党中央新老领导者的功过与是非是了然于心的。此时，他多么渴望能与党中央领导人作一次剖露肝胆的促膝长谈，把自己的意见、建议、忧虑……等等所有的心里话一吐为快。然而，凶残的敌人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了。他在狱中已預感此次被捕必死无疑。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和党中央领导成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党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满腔肺腑之言当然不能压在心底带走，所以，他在就义前夕秘密传出的书信实乃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謀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內对于反动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周恩来选集》第25页）字里行间洋溢着彭湃对党的满腔赤诚和对同志的关怀之情，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当然，彭湃有许多话要说，但是由于情势所迫，他不能长篇大论，只能极为简要地传出几句话。然而，就在这寥寥数言中，彭湃专门提到“望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足见彭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这个问题何等重视。

当时中共党內开展对反对派的斗争，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完全是按照联共（布）“肃托”的套路。其中的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彭湃是一清二楚的。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彭湃当然不能说得十分详细和过于直白，只能笼统地通称为“反对派”，连陈独秀的名字都不便明说。但是，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主要是为陈独秀说话的。彭湃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也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只能以建议、希望的口吻委婉地提示中央领导“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可谓点到为止，用心良苦！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句忠言并不是彭湃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彭杨颜邢等的共识。在这牺牲的四人中，彭、杨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殷于1928年11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颜昌颐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邢士贞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这封遗嘱信是党的几位重要干部临刑之前最后一次商谈党內大事后從监狱秘密传出的共同心声。所以尤其弥足珍贵。

四、《绝命词》是彭湃为正确处理陈独秀等“反对派”问题作出的暗示

彭湃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但他毕生在革命第一线奋斗，干的多，写的少，除《海丰农民运动》外，存世的著作不多。至于文学作品就更少了。他虽然有《诗六首》传世，但这些都是他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当地方言土语写出的为农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不拘形式、通俗易懂的宣传鼓动之作，诸如《起义歌》、《田仔駡田公》之类。像《绝命詞》这样匠心独运、寓意深刻、表达含蓄、耐人寻味的五言绝句仅此一首，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珍品。

彭湃这首《绝命词》开篇就气魄宏大， “急雨过江东，狂风入大海”，寥寥两笔便勾勒出急雨过江、狂风入海的壮阔画面，展现出当时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政治形势。接着笔锋一转，突然以委婉、含蓄的“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作結，意境和风格与前两句形成鲜明的反差。彭湃的寓意何在？的确给人以无穷无尽的遐思和联想。

关于彭湃《绝命词》的寓意，我认为，彭湃这首《绝命词》与他从狱中传出的遗嘱信是密不可分的孪生子和姊妹篇。因为，彭湃从被捕到就义满打满算仅7天，敌人留给他的时间极为紧迫，他所要说的话全部浓缩在简短的遗嘱信和《绝命词》中。他将最牵挂、最忧虑的“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问题明确地写入遗嘱信中，似乎仍不放心，于是又在《绝命词》中采用“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的文学语言对最牵挂、最忧虑的关于党內对于陈独秀反对派的方针政策问题再次进行委婉地暗示，字里行间蕴涵着他对陈独秀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牵挂，希望党能冷静把握，正确处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能令人信服的解释呢？

五、《绝命词》的意境与陈独秀的经历和情感息息相通

彭湃《绝命词》所要表达的主旨是“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其笔触温婉细腻，意境深邃苍凉，与陈独秀坎坷的经历和浓烈的情感息息相通，完全吻合。

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不仅是中国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创举，而且也是世界史上影响深远、彪炳千秋的大事。而陈独秀为党的创建经历的风险、付出的辛劳和建立的殊勋也是举世公认、永垂青史的。建党之初，陈独秀等先驱者在漫漫长夜和血雨腥风中苦苦探索，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刀光剑影，一夕数惊，可以说是拎着脑袋在刀尖上与敌人周旋，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建党之后，反动当局对陈独秀的追捕和迫害更加变本加厉，仅1921年10月至1922年8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內，陈独秀就在上海被反动当局两次逮捕。然而他赤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了党的事业，他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难道这不正是彭湃《绝命词》中所说的“生死总为君”吗？

遥想当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和艰难险恶的国内环境中，陈独秀带领幼年的党与武装到牙齿的中外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其艰难困苦是难以想像的。更为棘手、要命的是万里之外共产国际、联共（布）即斯大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遥控指挥 ，断送了这位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劳”的陈独秀的政治生命，对他批判、撤职、开除；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追捕、关押、审判，真是左右开弓，内外夹击。陈独秀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人类盗取天火却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的山崖上，每日承受着天鷹啄食肝脏的痛苦。尽管如此，陈独秀这个硬骨头在忍受着沉重的打击和屈辱时，仍不屈不挠，坚守着“我见到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的一片赤诚，一而再、再而三地伏案疾书、大声呐喊。然而，陈独秀的所有努力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陷入更加艰难、险恶的境地，受到更为严厉、沉重的打击。彭湃慷慨就义仅过两个半月，11月15日，陈独秀就被他亲手创建的党开除了。陈独秀的困惑、迷茫、忠愤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那“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慨叹，难道这不正是彭湃《绝命词》中所说的“可怜君不解”吗？

“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陈独秀一生曲折坎坷，风雨兼程，既有叱咤风云的辉煌，更有内外夹击的磨难。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穷困潦倒，病殁孤村，他的人生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但是，此公生性刚烈，宁断不折，正如放翁歌咏的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又如陈毅赞颂的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无须悲观，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要实事求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强加在陈独秀身上的污秽和不实之詞都将会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干净，还其本来面目。陈独秀功过是非的“死結”一定会解开，历史一定会给陈独秀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