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商务印书馆的倾向比较保守，或曰稳健，与急进派陈独秀不可能发生什么瓜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陈独秀与商务的关系，是在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所工作之后。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所发生的有关事宜，都由张元济的过问或处理才解决的。陈、张二人都出生于晚清中兴时代。中法战争，清政府不战而败，张元济时已十九岁，陈还只七岁。甲午战争，中国败于东邻日本，陈已十七岁，由此开始关心时政。而张此时已与康、梁一起倡导维新思潮了。陈是康、梁的追随者，是与张同属一个思想方向的后进者。他两均出生于书香门第，不过张元济多了一些旧学，而陈独秀则多了一些新学。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或曰陈独秀与张元济，由于个人的命运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使他俩各走自己择定的路，但始终有缘，值得一书。 （一） 陈独秀最早与商务印书馆发生关系，是1902年为商务编译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陈独秀1901年10月留学日本东京专科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正式入学前，在亦乐书院补习普通课程。他为商务提供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就是他当时所用的课本，全书的格局和内容，与现代的地理教科书相仿。共分六章，首为总论，内容有象数地理（讲述宇宙空间）、形质地理（全球的地形分布）、政事地理（人种分布、政治制度、宗教、风俗、物产等）。从第二篇起，则为五大洲各国的地理。据实藤惠秀《中译日文书目录》称，陈独秀曾翻译过日本斋藤鹿三郎的《地理教授法》一书，可能就是这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不过从其署名上看：“皖怀宁陈乾生重辅编辑”的字样，表明他不只是单纯的译者，还有所加工，也是编者。 这时张元济为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投资商务。他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设编译所，聘蔡元培参与其事，主持编定各类教科书，原计划分国文、历史、地理三种，各人分工“包办”。但据参与者蒋维乔先生的回忆，这套教科书未能编成。从陈乾生编《小学万国地理新编》的书末，所附《上海商务印书馆书目》和广告，可补当事人回忆之不足，兹录其广告与书目如下： 谨启者，本馆为开发民智，输入文明起见，特敦聘中西通才编著华英各书，嘉惠后进。以华英二文并列，师生均得其便。且注释详明，图绘清澈，读之最易进境，故凡中外之书院、学塾皆以本馆所辑各书课授诸生，奉为秘本。并承海内学人交相称许，乃各省有遍开商埠之说，则日后电报、铁路、矿务制造诸事必逐渐推广，需才孔亟。凡在少年务当及时课习，以备任用。今见国家布行新政，百务更张，而复叠次诏立大中小各学堂，汲汲以振兴实学，作育人才为首务。现各省学堂渐设，惟苦无专书，不足以资课读，爰又新辑各种实学有用诸要书，或由西文或由日文均译以华文印行。初学、专家均得裨益，洵为各学堂必备之书。且廉价出售，俾人人易于购读，并非牟利者比，尚希鉴谅。（书目附录于后。） 时值清廷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是其内容之一，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与此时代所提供的“东风”是分不开的。但也应该承认，有识者才能把握此时机。 创办杂志，陈、张二人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张元济与蔡元培合股办《外交报》时，陈独秀也曾计划办《爱国新报》，1903年陈与章士钊同创《国民日日报》。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张的《外交报》1911年停办，又创《法政杂志》，时陈独秀曾在《甲寅》月刊协助编辑。1915年《法政杂志》停刊，陈独秀的《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即于同年在上海问世。《新青年》创刊后，则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西文化论战。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二种杂志。直至1949年才停刊，是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杂志。草创时带有选报性质，内容以辑录逐月各报刊上的记事和时论为主。主编是徐珂，后为孟森，日本人也参与过编辑。1908年起，开始改良，论说、译件、调查等门类逐步完备。1911年第八卷开始由原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杜亚泉出任《东方杂志》的主编，对杂志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增加了插图，并从东西文杂志报章，撷取材料，凡世界最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都有介绍。尤其对国际时事的论述，力求详备。每期的销路可达15000份，“为其时各杂志之冠”。在其广告有云：“本杂志出版后，颇承阅者称许……。纪事详而要，可作现代史读”。 杜亚泉，浙江会稽人。亦是科举出身，因受李善兰、华衡芳的影响，涉猎自然科学较深，在学校教授数学，理化，亦曾办科学杂志。人们称他为科学家，他说“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1904年应同乡旧友张元济、夏瑞芳之招，入商务印书馆，又致力研究“政治、法律、哲学、音韵、西文等”，1906年曾东游日本，“考察教育，购籍数十种以归”。杜主持《东方杂志》以后，杂志上的主要文章，大半出于他的手笔。社论署名或用“亚泉”、或用“伧父”、亦有署“高劳”的。在此期间，杜亚泉的思想倾向，亦就是《东方杂志》的思想倾向。在政治上，清末主张立宪，武昌起义后，亦承认民族革命，倾向进步党、研究系，支持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主张及早结束政治主义（民主立宪），在中国实行德国式的国家主义。在袁世凯帝制运动失败以后，他把帝制派“共和政治，不适吾国国情”的口号，改为“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势”。在思想上，反对物竞天择的进化论，称这种物质文明是中国近代一切动乱的原因。1913年他作长文《精神救国论》，在《东方杂志》上分三期连载。他宣称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美流行着一种极端危险的理论，即唯物主义，今航渡东亚，使我国“投入于生存竞争之旋涡中而不能自拔，祸乱之兴，正未有艾”。他把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政治动乱，都归诸物质竞争所引起。他之所以把这篇长文的题目命定为《精神救国论》，本旨是“从物质救国论转变而来，而其针对之反面，则为物质亡国之事实，反其道而药之”。 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主张道德不必随政体的改变而改变，可以完全照旧。他说西方是法治国家，而中国是“纯粹惟一之道德国家”，全国上下，几千年来“其浸润于道德也深，其服从于道德也挚”。如“唐虞之让德传贤，孟子之君轻民贵，均与共和之原理相合”。民国成立之所以如此容易，就是由于中国的旧道德“未尝极端推戴君权”所致。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改进意见：（１）改服从命令为服从法律。（２）推家族之观念为国家之观念。（３）移权利之竞争为服务之竞争。杜亚泉在此所言的道德主体，即“君道臣节及名教纲常诸大端”。他认为可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汇通。它亦即传统的“国是”。所谓“国是”，即“吾人所以为是者，国人亦皆以为是，虽有智者，不能以为非也；虽存强者，不敢以为非也”。 陈独秀的社会历史观与此恰恰相反，他拥护宪政与法治，提倡人权，认为每个人都应摆脱奴隶的处境，取得受宪法保护的国民资格。对辛亥革命，指出以“排满”为口号，只是以热情的煽动，不能贯彻革命的宗旨。满清推翻后，即革命到头了，再无前进的动力。革命应该以满足人民的物质要求为宗旨。民国以来，他认为中国所实行的仍是“帝政”，应该补课。在思想上，陈独秀是一个彻底的进化论者。清末，他刚接触到进化论（天演论）时，即认为物竞与天择，“一新言天之面目”。他说这对中国旧有“倚天的求福者，足以醒其迷梦”。不过他说，与其天演，“吾毋宁言人演！”“据新说则明天之作用，可以长人争竞之心……。语曰人定胜天，今易之曰，人定代天。代天者，以己之权，行己之志”。陈独秀当时即以“由己”为自己的字号，为“陈由己”。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则把进化论列为近世三大文明之一。大力介绍西方的唯物主义。他认为政治、教育、文化技术无不为了“厚生利用”，当代大哲无不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因此“生存竞争势所难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逸之余地”。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西方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战争”即动也，“安息”则静也。动者以个人为本位，是法治的，实利的；静者以家族为本位，是感情的、虚文的。 对伦理道德，陈独秀认为，我国虽经洋务、变法而革命，但伦理问题未曾解决，以致影响政治。儒家的名教（礼教）是旧伦理的大原，理应解决在国体问题解决之先，可是我国的辛亥革命未能做到这点，所以在民国成立以后，对新道德政治：自由、平等、独立的建立，是一种阻力。“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所以他称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的觉悟。 杜亚泉自《新青年》创刊后，见其所有言论主张均与《东方杂志》针锋相对，他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即从社会形态上论证中国社会是农业的，静的文明；西方社会是工业的，动的文明。静的文明可以靠天吃饭，天无绝人之路，有安全感；动的文明使弱肉强食，弱者无生存的资格。工业社会有过剩的资金，农业社会可以输出人口。他说，“吾侪今日，当两文明接触之时，固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以与社会之潮流相逆。但其间所宜审慎者，则凡社会中，不可不以静为基础，必有多数之静者，乃能发生少数之动者”。他并说，“西洋俄法德诸国，在数年前，亦盛研究东方之学。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氏之著作中，推崇中国文明尤至。将来之西洋社会，亦必有若干之变化，受影响于吾国者，其朕兆盖已见焉”。后来他把辜鸿铭出口的中国国粹优胜论，通过日本的报刊，又转手内销于《东方杂志》。 袁世凯去世不久，康有为径致书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建议把孔教定为国教，唯恐“帝制根本思想”在中国绝种，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一股逆流。1917年张勋复辟，证实复辟与尊孔的关系是形影相随。1918年初，康有为继续在《不忍》杂志上抛出《共和平议》，提出“中国必行君主。则国不分裂，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渐成小分裂终遂灭亡”。杜亚泉终于奋起响应，说西方思想的输入，破坏了我国固有的“国是”。造成精神界的破产。他说，“譬有一人，其始以祖宗之产业，易他人之证券，既而所持之证券忽失其价值，而祖宗之产业已不能回复矣。”他决心要恢复“国是”的固有价值，以统整紊乱无序的思想界。不过，按杜亚泉的说法是要调和东西文明。但他的调和实是上帝与天子的调和。他说近世的西方文明，是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调和，“合神与人为一致，即含肉与灵为一致……。吾国道德思想，虽与希腊为近，然理性之本出于天，理性之用致乎人，体天意以施诸人事，修人事以合乎天意，其戒谨恐惧之心，与修身事帝之念，则又与希伯来思想若合符节”。 陈独秀以为《东方杂志》记者与康有为、辜鸿铭为同志，“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坠地之共和，根本动摇”？，则撰《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杜亚泉答复陈独秀的质问，貌似理直气壮，实已色厉内荏，只有招架之功了。陈独秀作《再质问》，杜就未再回答。《新潮》杂志亦指名批评《东方杂志》，说它属“杂乱派”，上下古今，“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商务经营的其它杂志，如《教育杂志》竟仍在宣扬“名教中自有乐地，纲常外别无完人”。《学生杂志》还在要求学生委曲求媚“以得任用者之欢心”；《妇女杂志》则“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这就不只是“杂乱派”了，而是“脑筋浑沌了”。但他们都想冒充学理派，“高扯学理的旗，实际上对学理无明确的观念，又无研究的热心，打空锣鼓，以期多销几分”。杜亚泉的头脑并不浑沌，想以“杂”来博得更多的读者。更以其似新而旧，达到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目的。罗家伦忠告说，“须知人人可看，等于一人不看，无所不包，等于一无所包”。此时的《东方杂志》尚“在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之下”。杜亚泉对白话文也是深恶的，他曾写有讽刺诗：“一个苍蝇嘶嘶嘶，两个苍蝇吱吱吱，苍蝇伤感什么？苍蝇说，我在做白话诗”。但时代不同了，社会各界对新文化的欢迎与日俱增，商务印书馆所办杂志的读者都被《新青年》、《新潮》等鼓吹新文化的杂志吸引去了。《东方志杂》的销量已大减，使杜亚泉在此严峻的事实面前，无力反弹。 新文化还渗透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内部，馆内一些年轻编辑均已用新思想、白话文写文章，向馆外的报刊投稿，为了怕得罪馆内的“老先生”，署以笔名，彼此心照不宣。所谓“老先生”，是指总经理高凤池和经理张元济。其实，顽固保守的当属高凤池。高与张之间在当时对用人的路线，和业务的方针上，都存在着新、旧的分歧。高主张守成，用老人、旧人；张主张拓新，用新人、少年。他俩常常为此而争论，有时相持不下。1918年，张元济发现杂志的销售量减退，11月5日想以变通售价的办法倾销，王仙华、高梦旦说可再看半年。但到12月24日则“拟将《东方杂志》大减。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籍以招徕广告”。翌日见北京大学又出了一种《新潮》杂志，则再次斟酌减价的问题，经高梦旦的深入调查，终于决定于12月27日减价。 1918年6月中旬，张元济为解决天津与北京的分馆，以及借印《道藏》等事，亲自北上，由天津而到北京，下旬由天津至北京，先访旧友，继访新朋。6月27日专程访沈尹默、独秀等。7月9日下午，又在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健者开座谈会，先讨论有关业务。后又参加《北京大学丛书》编译会茶话，出席者有夏浮筠、陈独秀、王长信、胡适之、章行严等。在讨论中，胡适建议用“四号字横行，书照‘科学’式、用五号”。陈独秀认为，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超过十五万字，“恐难免逾越”。蔡元培又提出“大学须办月刊，将来拟归本馆印刷”等。张元济均作了肯定的答复。张元济又曾返沪率家人再次到北京游览，8月23日将率家人离京之前，又专程赴北大，“留刺与陈独秀、胡适之、夏浮筠、秦景阳、沈尹默、朱逖先、马幼渔诸君辞行”。张元济访问北大之后，9月15日乃有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的文章问世，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当张元济等以大减价的经济竞争方式感到无济于事时，1919年5月25日，则决定由陶葆霖来接管《东方杂志》。理由是杜亚泉“实太偏于旧”，社会上向《东方杂志》投稿中，“甚有佳作，而亚（泉）均不取”。偏要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请杜亚泉仍管理化部的事。1920年7月8日陶葆霖病逝，《东方杂志》遂由钱智修接任。于此同时，商务又请高梦旦专程赴北京邀聘胡适来馆主持编译所。借助形势的挑战，以推动内部的改革，不失为明智之举。由此各部门人事均加调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均采用了白话文，于是又跟上了时代的脚步。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10月，孔教会派人来向张元济募捐，张“婉却之”。1918年2月，康有为希望商务印书馆代售《不忍》杂志和康有为的著作，张没有同意。3月康又要张为他推销刊有他写的《共和平议》的《不忍》杂志，又被张拒绝。这不是偶然的作为。当时，康、梁及研究系的人，在政治上已被视为娼妓，国民党已失去当年的朝气，多走向堕落。唯有聚集在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周围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秀，用李大钊的话说，“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张元济瞩目这些“处女”新秀，是有眼力的。他在致高凤池的信中说，“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有此成绩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上海。1920年初，因病住霞飞路申江医院，张元济于3月4日还曾去探望过。从此，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全身心投入党务工作。1921年秋，商务当局请陈独秀任馆外名誉编辑。这也是商务革新内容之一。事先派沈雁冰征求陈的意见。“陈（独秀）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的名誉编辑不过是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编辑事务不像其他名誉编辑要给商务审阅稿件，而只要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由陈自己决定”。1922年6月，陈独秀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的文章。其他履行情况不详。 此时的商务，原领导张元济和高凤池先后辞职，退居“监理”二线。高梦旦也把编译所的工作交给了王云五。由于王云五是胡适推荐的，所以陈独秀通过胡适推荐瞿秋白所著《赤都心史》给商务出版。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说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商务不仅接受了，（于1924年出版）还请瞿秋白编译小百科丛书。蔡和森因一时经济拮据，陈则将蔡的著译书稿又转托胡适介绍给商务。陈还曾为张申府谋取商务图书馆主任之职。这些也属陈独秀与商务关系中的一部分。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蛰居上海，恢复了他的著述生涯。他此时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是陈独秀早年对文字学研究的继续。据罗章龙说，“他（指陈）一直热衷于研究文字学，管理政治活动繁忙，他也从未间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记得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曾告诉我说，他过去写过一本《字义类例》，里面虽有些特殊的见解，现在看来，有些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准备再写一本专著。他要我帮同搜集各方言资料，想弄清一些字的南北各地异音。我因为工作忙，没有来得及做。1923年‘三大’以后，我调到中央工作时，他又向我旧事重提，说自己在这方面有些创见，不把它写出来实在可惜”。 《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分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和广东话，每种方言的发音，都请人校核过，如上海话的校音者为沈雁冰、陆缀文；广州话的校音者为杨殷、罗绮园；汉口话的校音者为项英；北京话为邓颖超。书稿写成后，原拟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因故未果。中国文字将来走拼音之途的意见是否正确，在此姑且不论，但他的研究，对现代汉语的发展还是有益的。他在《自序》中说，“有许多用广东、或北京土字写的书，别的地方的人简直看不懂，差不多比看日本文的书还难，所以一用现代的文字，代表现代的语言，叙述现代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多了，只有做洋八股才无此感觉。在全国，无字的语音，最少在一千个以上，这许许多多的字，在洋八股家看来，不过是些土音俗字，无关重要，其实都是平民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其中有大部分还是形容特别的动作状态，不是现有的字所能够代替的。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有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说，有了拼音文字，并不是要把汉字废除掉。中国的文字不是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研究制造新的文字”。 1928年春夏之间，由张菊生（元济）、王云五、胡愈之、傅孟真、赵元任等人“共赠稿费千元”给陈独秀。书稿存放在胡适处，以后，陈在南京监狱时，还曾致书胡适问及此事：“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胡适复信说：“〈国语稿本〉已于四月前亲交商务。顷晤云五先生，他说，稿本字太小，不便影印。排印则有许多困难。他已与馆中商如何排印之法。”最后还是没有印成。 自1932年起，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关在南京第一监狱，同乡友生程演生以明人名言：“读书闭户第一，闭户狱中第一”，以勉他潜心著述。他说他“不但闭户，并且闭口，惟不能闭心耳”。他曾在1934年在致汪原放信中，谈及他准备在以后二、三年内从事“古代的中国”、“现代的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以及耶稣与基督、我的回忆录（即自传）等方面的著述。据台静农说，陈独秀晚年在寄给他一篇文章的油印件时，曾谈到他著述的主导思想：“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平时他亦不止一次说要写中国史的书和中国文字的书。“他以为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学术思想，有些乌烟瘴气，再不能让它继续下去毒害青年”。这工作在《新青年》时期想做而未能做成，晚年想继续完成此任务。不过，他对这方面的研究，大概在1936年才正式开始，其步骤是先文字学后史学。这是因为要真正了解古代的历史，必先读通古书中的古字，就得从训诂音韵下功夫。他在《〈小学识字教本〉自序》中说，“昔之塾师课童，授徒而不释义，盲从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今之学校诵书释义矣，而识字仍如习符咒，且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至二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中国在拼音文字未行以前，识文字善教育之道，舍此无他途”。在陈独秀临死前数月（1942.4），著有《再论世界大势》，文中列有人类社会民主发展进程表：上古社会—氏族社会民主制；古代社会—城市市民的民主制（包括希腊、罗马）；近世社会—资产阶级民主制；未来—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他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如希特勒胜利，则民主自由将丧失数百年才能恢复。他说，“每个时代民主制向前发展之先，都经过一专制黑暗时期。”他希望近代的进化史，不经专制黑暗而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向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他寄希望于青年为此而努力，并用“知其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的青年。他研究文史，最终大概即是这个目的。这就是《新青年》的未竟之志。所以当汪孟邹催他写《自传》时，他竟回信说，我正在写《小学识字课本》，这比《自传》更重要，候此书写好再说。可惜的是，天不假年，陈独秀死得太早了。 陈独秀在监狱里，订有一份《东方杂志》，这固然是当时研究参考所需，也可见他对《东方杂志》的感表与态度。照监狱的规定，犯人是不准与外界联系的，寄给陈独秀的书信，都须经监狱检查。所以陈独秀一般均通过南京的亲友代转书信，以避免检查。唯此《东方杂志》，则由商务印书馆直接寄到监狱陈独秀收。1937年起，陈独秀向《东方杂志》投稿。当他第一次投的稿由编辑部寄回要他修改时，竟将稿酬和修改意见一并寄来了。这时的陈独秀，已是国民党的阶下囚，不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更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稿未刊载即寄来稿酬，表明编辑部知道他生活困难，亟需钱用；采用政治犯的文稿而不怕涉嫌，是使他颇为惊奇的。他写信问胡适：“我拟写各种书，他们要么？不知是顺口应酬话，还是真话？倘真要，我便真写。他们真要，望示以内容大致范围，的确能出者。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这时的《东方杂志》已由胡愈之主编。陈独秀向胡适所提出的各点，胡适是否转达了，今已无可考。但此后《东方杂志》经常刊用陈独秀的稿子，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是推动陈独秀著述的最大动力，是不容忽视的。后来，商务同意出版《陈独秀丛著》也就不是无缘无故的了。 陈独秀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计有： １.《荀子韵表及考释》34卷2号； ２.《实庵字说》，34卷5号，6号，7号，10号，13号（连载）； ３.《老子考略》，34卷11号； ４.《孔子与中国》，34卷13号，18号，19号； ５.《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34卷20号，21号； ６.《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36卷4号，6号； ７.《中国古史表》，37卷1号； ８.《禹治九河考》，38卷2号。 时间从1937年持续到1941年。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陈独秀被释出狱，曾一度忙于抗日宣传，不久，即由武汉而重庆，最后定居于江津，继续他的文史研究，直至病魔夺去他的生命为止，始终没有停辍过。当他的《小学识字教本》诠释到“抛”字时，搁笔长逝了。是他“抛”世而去，抑或人世“抛”了他？！陈独秀的一生及其业绩，总是蕴义双关的。 陈独秀逝世后，即由何之瑜、魏建功、台静农、方教博在江津对陈的遗稿，做了登记编号工作。文字学及声韵学方面的由魏建功整理，散文与诗词散失甚多，搜集不易，拟由台静农，并拟请陈钟凡参加搜集。其他政治思想的论文，早已披露于各种刊物者，征得家属同意，暂不加整理。最后由何之瑜总其成。何至1943年4月19日编成《独秀丛著目录》，分寄陈独秀生前友生征求意见。当时驻重庆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欣然应允出版。不过他说在此不能排印，必须到战争结束。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何之瑜又去找王云五。王对他说，“仲甫先生的遗著，商务一定出版，但必须要等两三个月”。旋由王抚五（星拱）出面，约集独秀的三子松年、以及北大友生沈尹默、傅斯年、段锡朋、狄君武等人，于1945年11月29日，在重庆重专美街七号，会同商务印书馆代表，签订陈氏遗著出版合约。议定陈独秀的“所有文史部分遗著，全部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表”。版税分三部分： 一、以百分之四十为纪念之用； 二、以百分之三十为（陈氏）孙女教育经费； 三、以百分之三十为整理遗稿之费用。 遗稿由何之瑜负责直接交付商务印书馆。如商务不能按期出版，则由何之瑜收回原稿，交国立北京大学永久保存。在《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谈话会记录》上签字的有：光明甫、王星拱（抚五）、陈松年、狄膺（君武）、王云五、何之瑜等六人。 何之瑜于1946年由江津到上海，专事整理陈氏遗稿。此时胡适已由美国返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即由陈钟凡致书胡适为何之瑜先容，告诉他何之瑜正在从事整理陈的遗著，要求胡适托沪上友生对何之瑜的生活加以关照。胡适由此对陈氏遗著的整理工作，亦参加了意见。1947年秋，何之瑜将《独秀丛著目录》改为《独秀丛著总目》，把陈独秀所有著述全部列入。分十二册。计有： 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凡八篇） １.《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作于南京监狱，后在江津重订。有自序及魏建功序，手稿及油印本。 ２.《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作于南京监狱，发表于《东方杂志》34卷20号，21号。 ３.《连语类编》作于南京监狱，手稿。 ４.《荀子韵表及考释》作于南京监狱，发表于《东方杂志》34卷2号。 ５.《屈宋韵表及考释》作于南京监狱，未完，手稿。 ６.《晋吕静韵集目》作于南京监狱，手稿。 ７.《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作于南京监狱，曾发表于《东方杂志》36卷4号，6号，1940年在江津又重加修正。 ８.《表》手稿。 二、实庵字说 １.《实庵字说》作于南京监狱，于《东方杂志》34卷5，6，7，10，13号连载。 ２.《字义类例》作于1913年冬，1925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 ３.《识字初阶》作于南京监狱，手稿。（此稿有二，均未完成，出狱后改作，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 ４.《干支为字母说》作于南京监狱，手稿。 三、小学识字教本 上篇 字根及半字根 下篇 字根孳乳之字 出狱后继续《识字初阶》之作，上篇十章早完成，下篇未及完成，但“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手稿及油印本。 四、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手稿 五、独秀文存一集 汇集五四时期的文字 六、独秀文存二集 汇集国民革命时期的文字 七、独秀文存三集 汇集托派时期的文字 八、独秀文存四集 汇集抗日时期的言论及于南京监狱的部分学术论著 九、独秀诗存 手迹及抄稿 十、独秀书信手 迹及抄稿 十一、甲戌随笔 包括1934年在狱中所写随笔和音韵文字杂记以及古史材料等。 十二、独秀丛著拾遗 上述《实庵字说》册中的《字义类例》，版权为亚东图书馆所有；《小学识字教本》亦在陈生前售给了国立编译馆。《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因北大自昆明每月赠陈独秀三百元生活费，陈即以此相赠给北大出版（因故未果）。这些都需要征得有关方面同意，将版权转让，悉数归商务出版。此事联系妥当后，又因上述十二种中，如独秀文存第二集、第三集，独秀书信，独秀诗存和拾遗等，均难一时收齐，只有留待日后，所以改成先出七种，即一、二、三、四、五、八、十一。“其他还没有汇收完成的稿子，以后随时由商务出版。准备先出版的一、二、三、四、十一五种，都是文字学的著述。 商务印书馆接受出版陈氏遗著是王云五在重庆应允的，《谈话记录》上也是王云五签的字。但待商务迁返上海后，王云五到国民党政府当大官去了，辞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职，商务的董事长张元济挽留无效，曾动员胡适出任，胡适又推荐朱经农，1946年9月22日，朱经农正式接任商务总经理。据说，出版书籍的最后决定权，由董事长把关。全馆的出版会议即由张元济主持。何之瑜听商务印书馆的内部人说，“他们的‘西园寺’很难说话”。担心会受到阻碍，即央请胡适出面疏通。1947底，遗著的第一册已排印了一部分。1948遗著的排印忽又停止，何之瑜又急忙搬救兵，自忖“在张菊生先生面前说话，能够有效的”只有胡适。则专函请胡适转向张元济说明：“如果这么停下去，实在可惜，将来也难得再行起首”。果然有效。何之瑜在1948年5月30日修订《独秀丛著总目》时说，“前三天正是陈独秀逝世第六周年，他的遗著才得出版，真是一件不平凡的事。以后如果没有特别的阻碍，总可以和世人见面”。可见进展是顺利的。这是指《丛著》的第一部分《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商务既出的陈著只此一卷。 《独秀丛著》的“总序”，何之瑜是请胡适写的，说只有胡适才堪胜任。1948年6月，商务已将《丛著》的第一册“排好、校好”了，但胡适本答应在最近一周内交卷的“总序”，仍未见寄来，1948年10月，胡适南下在沪停留时，何之瑜曾三次访晤胡适，总因人多事忙，不能畅所欲言，最后只得写一封长信，除催“总序”及早完成外，还介绍了许多他所掌握的有关陈独秀的生平与思想发展的史料，供胡适作“总序”之用。但十分不幸，时局骤变，蒋氏王朝摇摇欲坠，不容胡适安坐作序，“总序”流产了。《丛著》的命运，也因此终未得“和世人见面”。已编辑的文稿资料均存于商务。只有其中《小学识字教本》，因请魏建功抄写，直至1948年6月，尚未见交去商务。据悉，这些陈氏遗著，至今均保存无恙。《独秀丛著》如无商务的推动，很难有汇集整理的机会，将会被无情的岁月湮没。 陈独秀在我国历史上放过异彩，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人物，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不该湮没，虽然曾一度被历史的浪花所覆盖。陈独秀与商务的关系，是作者与出版者的关系。商务印书馆始终把陈独秀当学者对待的。陈独秀与商务的缘，始、终是完满的。也只有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如此的气魄和胆识，敢于承印陈氏遗著。1949年以后，情势与观念起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丛著》印刷不可能再继续下去，致使陈独秀与商务的缘，在事实上未能在句末画上圆圈。这是时代所造成的缺憾。何时能补上这个句号，有待新的出版家和新的时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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