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墓和家

2005-8-9 09:42| 发布者: 多声| 查看:10474| 评论: 0|原作者: 金肽频

摘要:   每个人生前都有一个家,每个人死后都有一个墓;但有的人生前就有了墓,死后才有家。  秋日的阳光细碎,微凉,我偕一外地诗人来到安庆郊外陈独秀的墓前,对这种墓与家的距离有了重新的认识。两者之间固然是人的 ...

  每个人生前都有一个家,每个人死后都有一个墓;但有的人生前就有了墓,死后才有家。


  秋日的阳光细碎,微凉,我偕一外地诗人来到安庆郊外陈独秀的墓前,对这种墓与家的距离有了重新的认识。两者之间固然是人的一生,但更是人的某种延伸与存在。五年之前的秋末,我也曾到过陈独秀墓地,四周浓密的树林静静地洒满阴影,没膝的杂草像是无言的叙说,撩拔着人们裹满尘土的心灵。我在那些高高的水杉间,足足漫步了两个多小时,却寻不到大理石雕刻和文字纸片,看来陈先生已习惯了沉默。自他十七、八岁离开家乡,四处飘徙,发动新文化运动,担任中国共产党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后半途上又成为党的对立派,最后客死异乡,随棺木顺江而下,他的人生经历里有着太多的苦涩与回忆。在旧中国到处都是黑暗而愚钝的大地上,陈独秀以一个黑而瘦的身影,四处奔波、呐喊,直到犯了错误也“死不改悔”,一个人孤独地在江津鹤山坪病逝。三年之后,才由他的家人与友人把他的灵柩运回他的故土,让他成为一座墓,有青山绿水相伴。大地宽容了他的错误与固执,也接纳了他的长眠与呻吟。他那些留在中国大地上曾经振聋发聩或黯淡的声音,都已在微风的吹拂中干枯,使今天来到他墓前的人畅想起他的家。


  陈独秀自走出安庆的山村后,其实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他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安庆爱国运动演说会,安徽省有史以来第一次群众大会,他的演讲如万发炮弹,使学生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数日之中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1903年的夏天,酷热,上海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也近尾声,这时的陈独秀与章士钊相晤了。陈即以“由已”笔名在《国民日日报》上刊发了《哭汪希颜》的诗:“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这说明,陈一开始的离家是充满血性的。在辛亥革命中,他还参加过暗杀团,创立过岳王会,直至创办《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扛起大纛,他在朝向大中国“家”的方向上一步步坚实地迈进。那时的“家”,在风雨交加的中国大地上,是个多么温暖的词语,它可以使许多人为它舍身成仁,无悔无恨。“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断之曰为生而生。人之动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这是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留下的醒世誓言,也是对他后半生的最后痛悔与表达。


  真正的革命者需要一个自己的墓,当然不是自己去掘的墓,而是敌人替你掘下的。近现代史上,从秋瑾到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无一不是。陈独秀因错误被开除出党后,始终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但他终究没有成为敌人。他黯然、复杂、清冷的后半生已由建国后几经更换的墓碑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他的墓碑上始终只有几个简朴的行书字:“陈独秀之墓”、“陈独秀先生之墓”,最近一次变为“与夫人高君曼合葬墓”。这几个字的相加,使陈独秀的墓更像一个家了。


  对于陈独秀,一个人能成为一段历史是件成功的事。但这样的历史又充满各式各样的酸涩与茫然。毛泽东同志从六大开始继任党的总书记,他与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担任过五届总书记的人。他对陈的评价牵动着中国历史的神经。1937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当时(指北大图书馆)那段时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建国这段时间,毛泽东在一些公开会议及党的文件材料中也痛批过陈的错误,使陈在历史漩涡中成为沉浮幅度最大的人,为中国现代史所罕见。这也致使陈独秀的墓地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讳莫如深的地方,不敢随意触弄,连摆动一块石头也要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


  在毛泽东的记忆深处,他是记得陈独秀墓的。1953年2月,春暖花开的时节,毛泽东沿江视察首次来到安庆。站在船头,默默伫视着自己30年前因往返上海、武汉之间而曾多次路过的这座城市,他突然想起了陈独秀。这位在中国革命早期也曾异常奔波、呼号的血性青年。毛泽东立即下令停船,上了岸,召见了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问陈独秀的家在安庆什么地方?毫无思想准备的傅大章顺口回答:“怀宁独秀山下。”毛泽东进一步又问:是独秀山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当毛泽东听说是后一种情况时,释然地应允了一下。紧接着他嘱咐当地负责人给生活困难的陈独秀三子陈松年以适当补贴,这项补贴每月30元,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去世。历史总在历史中前进,停留在那里的只有教科书式的断片。陈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但不是政治家的一生,这点观点北大怪才余杰曾有过相似的评判。


  陈独秀生前的家其实也是破碎而痛苦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妻子高晓岚。后他又与高君曼自由恋爱结合。其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在大革命中罹难,两位夫人又先后于1930年、1931年病逝,落魄穷困的陈独秀已没有自己真正的家。在病魔与贫困的纠缠中,他固执地走着自己人生最后的里程。此时,1942年的秋天还未来临。陈独秀死后,灵榇由鹤山坪“抵鲤鱼石登陆,由其亲属前导”,葬到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的康庄。送葬者连同亲属只不过廖廖20余人,只有他的最后一位夫人潘兰珍扶着墓边的一棵橘树啜泣不止。陈的死本应是社会舆论届的一件热事,但巨大的冷漠迅速淹没了他。有许多人在记忆中忘记了这座墓的存在。确切地说,从他的墓地出发,顺江而下,最后归于安庆北郊外一片荒寂的野地,这才是他一生的路程。他可以安静地睡在自己的家中,聆听历史的功过评说。大哲学家王尔德在《狱中记》有这样一句名言:“艺术只有在模仿完了的时候才开始。”对于历史也是一样,真正的评价只有当那一段历史结束。近年由于全国各地游人不停的脚步,陈独秀墓地已成了事实上的旅游景点。国家有关部门也下拨了修缮专款,一条旅游专道及方圆数百平米的大理石墓区已建成,人们再来凭吊他时不需要踏着野草而来。我从金秋季节四周依然碧翠的水杉身上,呼吸到这里非常新鲜的空气。青青的柏杨、飘飞的柳絮继续向人们讲述着陈的历史与现实。


  遥遥望去,陈独秀的墓已是一个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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