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亲笔信披露晚年心迹

　　近日，渠县档案馆首次向外界公开了其馆藏珍品———40封陈独秀亲笔信函。据悉，这些信是在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写给一个叫杨鹏升的人的。杨鹏升何许人？陈独秀晚年生活怎样？其信件为何出现在渠县？渠县档案馆馆长江正荣向记者讲述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

　　师生结下忘年之交

　　杨鹏升，四川渠县三汇镇人，陈独秀大其21岁，两人可谓名副其实的忘年之交。“五四”运动前夕，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推荐，杨鹏升师从北大文科系主任陈独秀，陈非常赏识这个四川娃，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五四”运动后，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而杨鹏升留日归国后在国民党军界任职。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情谊。同在蜀地书信往来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1937年，陈独秀辗转流落武汉。稍后，杨鹏升也因得罪蒋介石被调往武汉。杨费尽周折找到陈独秀，为其安排了固定住所。其间，两人过从甚密，多以文交往。1938年，武汉沦陷后，两人又一前一后来到四川，杨因对国民党不满，寓居成都修建“劲草园”，沉溺于书画，而陈独秀也内迁至江津。据史料记载，两人虽同在蜀地，却从未见面，只是以书信往来。

　　自到江津后，陈独秀生活日益艰难，杨鹏升先后6次给他寄钱450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此外，杨还常以银耳、画笺、信封相赠。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江津江鹤山亭，杨鹏升痛悼“哲人其萎，怆悼何极”。抗战胜利后，杨调往重庆任卫戌总司令参议，1949年在川西起义，解放后任教于西南美专，1954年因反革命罪被渠县人民法院判刑20年，1968年病逝狱中。1983年，法院撤销原判。

　　40封信函意外面世

　　陈独秀书信被发现，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1980年，渠县档案馆在清理各单位档案时，从渠县法院的《杨鹏升案卷》中，意外发现了署名为“陈独秀”的信笺。据该馆馆长江正荣介绍，当时他们意识到这些信件的重要性，立即按程序向省级有关部门作了汇报。

　　记者看到，这些信件的时间跨度为三年，全部写于1939－1942年间，信件多由“江津鹤山亭”寄出，收件地址为“成都西门外北巷子九里堤劲草园”，信纸或用宣纸、或用一般写字纸，每页左下角均有“独秀用笺”的印章，其字体以小篆为主，间或草书，书法颇见功力。

　　字里行间洋溢情谊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陈、杨二人独特而深厚的交情。虽然曾经为师且年龄较长，但陈独秀每封信的开头均称杨为“老兄”，杨夫人为“嫂夫人”，落款均为“弟独秀”，书信最长的有3页，最短的只有几十个字。

　　在信中，两人或作学术探讨，或倾诉衷肠，其中一封写于1939年5月5日的信格外引人注目。陈独秀的养母于此前两个月去世，其悲伤之情在信中表露无遗。他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

　　1942年4月，杨鹏升收到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陈对杨多年的资助“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陈辞世后，杨鹏升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后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书信极具研究价值

　　从1983年以来，江正荣一直潜心研究这些书信。他认为，这40封书信极具历史价值，尤其对党史中陈独秀部分，特别是晚年陈独秀的生活、思想的研究大有帮助。同时，对60多年前知识界人士心态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特约记者谢颖记者路明达州新闻热线：1398917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