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际共运研讨会替陈独秀平反叫好

毛泽东说过：“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87年7月，共产国际运动历史研讨会上，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等的理论工作者，集聚于苏联首都莫斯科。会议热烈讨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发展趋势和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与会学者结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特别是中苏两党的矛盾关系，许多苏联和兄弟党的学者一致认为，斯大林对陈独秀的态度与处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打着“拥护苏联”的旗号，却被莫斯科会议唾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实践显示：陈独秀是正确的。这正是：“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批评王明等人时就说过：“替别人（指苏联）想得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得太少。”提出“拥护苏联”口号的李立三等同志，当年得势于一时，忘乎所以，对陈独秀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乱戴帽子，乱打棒子，到头来却遭“莫斯科会议”唾弃，联想李立三曾去苏联还受过斯大林等人的肉刑、流放边疆等，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李立三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往往是打着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说什么“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把所有不赞同他左倾路线的人，统统当着“右倾机会主义”、“尾巴主义”、“联消派”等来批判。在党的纪律上一概给予严惩。李立三到底是什么人？怎能这样横行霸道呢？党的“六大”以后，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片面强调中央干部的工人成分，于是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上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中央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组成政治局。结果，瞿秋白和张国焘留在莫斯科“学习”，苏兆征不久病逝，蔡和森不久也被撤职去了莫斯科。在这样的特殊政治局势下，李立三趁机脱颖而出，由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一下子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在中央形成了“向李领导机制”。而在实际上，由于向忠发理论水平和威望等方面远不如李立三，这样一来，就把向忠发架空了，形成了中共党史上一种特殊的“秘书长专政”年代，使立三左倾路线在全党全国得以推行。立三路线虽说只有半年，却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李立三指挥红二军团攻打武汉，该部原有16000余人，损失了11000余人，还丢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命令红七军攻打柳州，部队由6000人只剩下2000人，丢了右江根据地；红十军奉命攻打九江，一支20000人的部队失利后只剩下不足3000人；红三军团奉命攻打长沙，遭失败兵撤。在白区实行立三路线，同样惨遭失败。如：南京市委书记和委员六人被捕，三个区委和十五个支部全被破坏，近百名共产党员遭杀害。还有被立三路线强迫发动兵变的宪兵连、军官团、学生营中的党员、团员被杀害的近40人。

毛泽东曾指出：“路线正确与否，这是决定一切的。”反对立三路线，陈独秀是最积极最坚决。所以遭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这正如陈独秀自己所言：“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来，不顾及阶级利益而和他们肮脏一切，企图大家心心相印的掩护自己的错误，便何至于开除我的党籍。”首先，陈独秀最先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上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这是被实践证实了的伟大真理，是陈独秀和我党永远值得骄傲的闪光点。陈独秀英明指出：“其实大家必须要明白，李立三的许许多多盲动夸大的错误，都是在共产国际盲动冒险路线下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李立三路线及其实际政策的行不通，正是史大林派和国际路线的破产。”他还强调：“党如果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会使党比立三路线更加混乱，更加无出路。”（《陈独秀著作选》（三）1993年版第196页）其次，针对立三路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而又过分估计自己的力量之错误倾向，陈独秀坚持认为：“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的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这就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同上第39页）

李立三推行国际左倾路线中，若遇“阻力”，就采用“国际政治纪律”来打击镇压正确力量。除开除陈独秀外，还对率领部队攻打长沙城的彭德怀，他只因考虑到敌强我弱，主动退出，避免无辜伤亡，被立三严历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何孟雄等同志积极抵制立三路线，李立三就指责他们“与中央不保持一致”，“反国际、反中央。并动用机械的铁的组织纪律，将他们开除，下放基层……李立三还成立了各级行动委员会，不需经过各级党委干革命。李立三在左倾共产国际的指使下，成立的“行动委员会”，是“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派的祖师爷。当时远在莫斯科“学习”的瞿秋白也惊叹：“李立三发疯了！”再次，陈独秀批评了李立三的所谓“飞行集会”的冒险主义把戏，指出：“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不应该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线，强迫命令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现一下，或喊几声上级发的口号……”这些把戏只能使党失去群众，断送民主革命，所以，决不能拿革命开玩笑。第四，陈独秀针对李立三强调的“军事时期”，独断专行，扼杀民主的行为，指出：“现在的中央……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大家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党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使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漠克拉西所容许的。”（同上第49—55页）还有李维汉在批评李立三时也说过：“他的独断专行作风是很严重的，不肯听取不同意见。”中共党史实践显示：党内民主遭破坏之时，就是中国革命遭失败之日。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际运动史莫斯科学术研讨会为陈独秀同志平反，对李立三左倾路线唾弃，这是非常实际的，是无比正确的！显示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只有这样，才能使陈独秀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感到：“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