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关系

陈独秀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创办的《新青年》，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推动“五四”爱国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以连

续五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参与领导1922—1927年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

和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慷慨悲歌的足迹。毛泽东早年曾称誉他是“思想界

的明星”①“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影响了整整一代人”②。中国现代杰出的历

史学家、教育家、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傅斯年亦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

慧星”③。

陈独秀不仅是个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大学问家。他博学多才，对

历史、哲学、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文学、艺术、教育、语言文学、宗教、妇女、人

口、家庭、婚姻、经济和中外文化交流等广泛领域，都有精深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发表

了不少至今仍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论断。著名学者王森然曾说：“(陈独秀)先生书无不读，

又精通日文、法文(其实还精通英文，懂得德文和拉丁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

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

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

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祟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

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当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手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

当世之怪杰也。”④

陈独秀(1879—1942)，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怀宁县城(

当时由于府县共治即今安庆市)。在昔怀宁、桐城同为八皖江北大县，土地接壤，山川交错

，牛羊共牧，鸡犬相闻。从地缘环境、人文交谊关系，向称“桐怀是一家”，所以陈独秀在

早

年的人生发展轨迹与桐城的文化知识进步思想界人士同呼吸共命运，声应乞求，云天高谊缔

造了密切关系。尤其是对主宰清代文坛绵延二百余年散文流派的桐城派，更凝结成心仪向望

与批判辨析关系的思潮。具体的说，陈独秀对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柳之间”为标

榜的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浪潮中，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以致“十八妖魔”与“桐城

谬种”之说流行文坛，导致新体散文的涌现，使文化意蕴在充满思想冲突中，实现了历史性

的交换。再者，陈独秀在反帝反封建开始迈向革命征程，即与桐城派文化所哺育的诸多热血

青年披荆斩棘同步征途，嘶声呐喊不怕牺牲而酣战。其言其行，既钦且佩，可歌可泣。今就

陈独秀与桐城派的“文”与“人”二者关系审视，述其动态与实况如下。

文运启蒙“妖魔”“谬种”首倡“文学革命论”

桐城派的兴起系自明王朝逊国后，清初的进步文人多数反对清廷的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制，并

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进入康熙后期和雍正、乾隆时期，清朝

的统治渐趋稳固，社会出现了表面承平的现象，文人的民族意识渐趋淡泊，程朱理学再度抬

头，考据成为学者渐趋的新学，文章写作受轻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桐城派”这

个散文流派，衍化产生了桐城派古文运动。本来古文的名称，一开始并不存在，它是散体文

发展提高而成的一种文字形式。

桐城派代表是戴名世、方苞、刘大〖HT11.，6.〗木〖KG-*3〗〖HT11.，7.〗魁、姚

鼐，他们为了符合统治者的要求，崇拜程朱理学。但他们在考据学风靡一世之时，坚守文章

的壁垒，肆力从事散文的写作，皎然显示了其独立特行的精神。桐城派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流

派，桐城文章之能成派，诚如古典文学研究家郭绍虞说：“桐城派之成派，即因桐城文人之

文论有其一贯的主张之故。”⑤他们接受明归有光之指向，继承唐宋八家，上承秦汉之文

。提倡文章要具备“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力求“清真雅正”，重“声色才气”，

分辨文章的“阳刚”、“阴柔”之异，从“格律声色”中求“神理气味”，合“义理、考据

、词章”而为一，在我国散文艺术理论发展上，爆出了火花和亮点，在古典文学史上系上了

一道彩色的光环。

降及清末，迨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桐城派将为中国古典散文的终结，已是强弩之末

，将的火焰。新文化运动如同一场急风暴雨，荡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场急

风暴雨中，号称有清一代文坛正宗的桐城派适当其冲，受到猛烈的攻击。首先揭竿而起进行

发难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

》二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立即震撼文坛。这篇文章

一到陈独秀手上，立即触动文学革命的灵感，随即在《新青年》二卷6号上发表了较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火力更加强大的《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首先数说：“吾人今日所不满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

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新贵族

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

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之文之所谓‘文以

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接着直陈：“以此二事推之

，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

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

，萎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等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

、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

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

。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

，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

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继而怒斥：“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蔽：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

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

，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以上

立论，无罔而不是陈独秀大声疾呼文学革命，向旧文学宣战的檄文。

同时，在这一期《新青年》的通信栏内，还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顷见5号《

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

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魔，桐城谬种，见此又不

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写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钱玄同第一次使用了震撼

文坛，在新文化史上首先出现让桐城派人士与骈文学家痛心疾首，文化新人共识认同向旧文

学宣战的强劲口号：“选学妖魔，桐城谬种。”“桐城谬种”之说，虽然出自钱玄同的口诛

笔伐、冲锋陷阵的声浪中，但其直接源头是来自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将桐城派开宗立派

人物方、刘、姚打入反文学革命的“十八妖魔”行列，以致曾经辉煌二百余年的桐城派“流

水落花春去也”落荒、凋谢，而不能顺应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的潮流，最终不能与时俱进转

而走向消亡。

陈独秀的一生，个性通达爽利，思想上喜欢简明透彻，作风上尝将以简驭繁，看问题善于迎

着形势，追根溯源，从根本点上看眼。在论述他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思想时，应该注意到他

是用进化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用二元世界，非此即彼，中西对比必择其一的方法，具有

明显的绝对化和片面性。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化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发生

的，在现实的一切都无善可陈的情况下，改变现状成为国人急不可待的追求，这就使中国社

会在政治及思想文化方面呈现出一个难以终止的激进化过程。所以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曾经激

烈地反传统，但在后五四时代，部分新文化运动中的勇士们，对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激烈言行

做出非其初衷，从陈独秀后期思想心态上看，激进只是实现思想文化目标之手段之解释。因

此，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揭发的“十八妖魔”的论点，和由此孳乳出的“桐城谬种

之说，如今看来，不无偏颇。直到“五四”运动之后不久，陈独秀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纷纷对之都有所认识：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平心而论：古文学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韩

至主曾国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骈文的弊病不消说了。那些瞧不起唐宋八

大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汉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没有用，只对文学界添了一

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的清淡的

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

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故桐城派中兴，虽然没有什么大贡献，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他们

有时自命为‘卫道’的圣贤，如方东树的攻击汉学，如林纾的攻击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

以载道’的话的毒，未免不知分量。但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

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⑥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也说：“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所作出的东西，也仍

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并且，越是按他们的主张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方姚文》中

所选的一些，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处何在，我们却看不出来。

不过，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认为桐城派倒有可取处的，至少他们的文章比较那

些假古董为通顺，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方面，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

”⑦

至于钱玄同在“五四”时期，他写过不少犀利的文章，确实是位勇士，在与陈独秀通信谩骂

过：“而彼选学妖孳，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的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⑧

还写过一篇《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认为“中国二千年来的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

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十分之八是教忠教学之书；所谓

史不过是“大民贼”的家谱或“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要使中国不亡，使中国民族成为

“二十世纪文明的民族”，必须以“废孔学”作为“根本之解决。”⑨这些话，在今天

看来，是显得偏激，但当时，在推倒偶像，破除迷信，反帝反封，解放思想方面，自有其不

可磨灭的功绩。作为曾经从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钱玄同，对汉学考证颇为精到，原先性尚

复古，并且身体力行，参考《礼记》，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家礼》做了一部书，叫

做《深衣冠服说》。所谓深衣，即是古代诸侯、大夫和士人平时在家闲居时所宰的上衣下裳

相连一种休闲服，还自制一套头戴“玄冠”，身穿“深衣”，腰系“大带”的套服，峨冠博

带去上班，辗然一副朝廷命官的样子。经过“保皇”、“复辟”的刺激，“五四”风雨的洗

礼，思想从“疑古”，与时俱进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剧的反差，矫枉过正也就无可厚非了。

“五四时代”围绕在《新青年》周围那一群激进人物，积极在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从事

实际的启蒙，喊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孳”的口号。当时《新青年》杂志且不惜串演一

出双簧，以引人注目。就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1918年3月)出现了一位王敬轩写给《

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这两封双簧信，可以说是文学革命运

动中的象征式的火花。王敬轩代表着旧文人，他站在旧文学的观点，对《新青年》的文学革

命攻击得体无完肤。王敬轩并无其人，原是钱玄同的手笔。刘半农以新文人的立场，淋漓尽

致地一一予以驳斥，以革掉古文的命。革古文的命，是为了提倡白话文。桐城派古文在“五

四”时期是作为旧文学与文言文的代表而遭到新文学运动攻伐的。然而革古文的命不要紧，

如果把旧文学的遗产当作垃圾一古脑儿给丢了。新文学也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失掉

先天孳乳，光靠后天培养，文学新苗也将难得蓬勃茁壮地成长。

新文学不是横空出世的舶来之物，它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学具有断舍不断的连接，以是桐

城派与新文化运动不无渊源关系。周作人分析桐城派与新文学的内在联系与渊源是这样说的

：“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以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在大体上，

虽则曾国藩还是依据桐城派的纲领，但他又加添了政治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

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二者有

极大的不同之点；姚鼐不以经书作文学看，所以《古文辞类纂》内没有经书上的文字。曾国

藩则将经书的文字选入《经史百家杂钞》之内，他已将经书当作文学看了。所以，虽则曾国

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

样了，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想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

，于是经曾国藩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

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

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已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10)

从1915年9月至1917年年底，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伦理革命、文学革命两面旗帜，

而文学革命因为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参与显得更为气势恢宏。文学革命的倡导者

因为要建立以白话为唯一表达形式的国语文学，而不得不反对以文言文为主要表达形式的桐

城派古文。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以为今人当选今人之文学，看重写实，贴近时代，贴近社会。

贴近人民，抒情写世的白话文学，反对肤浅空疏、无病呻吟的古文之学。于是文学革命的风

暴一再撼动桐城派古文的统治地位。胡适说攻习改良、时务的谭嗣同、梁启超都是桐城派的

变种，都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但他们后来都不满意于桐城派的古文，谭嗣同的《三十自记》

(《文集》中)说：“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出示人，亦以

为似。诵书偶多，广识当世淹通〖HT11.，6.〗女〖KG-*3〗〖HT11.，8.〗专

壹之士，稍稍自惭，即又无以自达。……

旧所为，遗弃殆尽。”(12)梁启超说：“然此派(桐城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

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12)周作人却更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所谓‘义法’，却始终是不能赞成的，而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

文最相近。”(13)桐城派始祖方苞在创作论上提出“义法”，基于义法而主雅洁，雅洁

是一种文章规范，同样也必然导致一种风格趋向。对于文学来说，风格就是人，是文学个性

的一种综合性的表现。桐城派的确讲究义法，但他们所讲的义法是物，同现代话说，就是内

容；法是序，就是风格，桐城派特别强调文章的内容和风格。

桐城派的文论，是在方苞提出的“义法”说基础上逐步发展提高而形成的一个体系。义法一

词，见于司马迁的《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

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加以诠释，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

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4)方苞还提出雅洁，作

为

义法的标准，强调只有清真雅洁，谨严朴实，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精光。从而在理论上避

免了言之无物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或只要义理，而不讲究文章艺术性的偏向。胡适之提

倡

新文学，要求言之有物，不就是这样思路吗？作为文学革命发难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特别引人关注的其核心部分就是“文学革命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

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

曰不避俗学俗语。关于这“八事”的源头活水，与桐城派古文是因袭继承而直接关联的。其

源于桐城派古文说，见诸近人徐景铨《桐城派古文说与白话文学之比较》(载《文哲学报》

1922年3月创刊号)。该文归纳桐城派古文精神为言之有物、词章、考据(科学精神)，真

，雅(分为雅训和雅诂)，时代性六个要点。它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文学革命八

事”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四条主张进行对照比较。四条主张是：一，要有话说，方才

说话，这是“八事”中“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

怎么说。这是“八事”中的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

人的话。这是“八事”中“不摹仿古”一条的变相。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这是“八

事中“不避俗话”的变相。比较结果，认为胡适的“文学革命论八事”除不避俗学俗语一项

为桐城古文所不轻易允许外，其余各项均为桐城古文所包含，作者(徐学铨)不无得意地写

道：“适之先生则傲然以为独创，无所因袭，陈(独秀)、钱(玄同)、罗(家伦)、傅(

斯年)诸子，亦和而唱之，同然一辞，不复知其说之有自，更不复知其之即出于大声疾呼而

排斥之桐城古文中矣。”(15)桐城派古文实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散体文虽

可

上溯秦汉，但直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起八代之衰带动古文运动，始具文学体例的一种形式

。自唐宋而后，至明愈趋完备，桐城派在此基础上，向前更推进一步，接触到文学的理论面

，并施及到结构、立意、语言、韵味，以及主题与美感，刻雕众形，移人情性。在这些方面

凝聚了桐城派大家们的经验，智慧、心得的结晶，汇成了独到的见解，为以后新文学家白话

散文绘影图形创作的足资借鉴。

在新文学运动中，桐城派古文受到攻击还有一个主要的口实是：它与八股文是一种货色，甚

至还不如，这是源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

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周作人也有如是观。钱玄同致陈独秀通信中有说：“

自仆观之，公等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气话，据实言之，直当云变形之八股)。文学云

乎哉！”(16)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指责，事实上桐城派不仅不写八股文，而且鄙视八

股文，鄙视的原因，八股文乃是干利沽名的工具。开宗立派的戴名世、方苞、姚鼐都再再痛

斥八股时文和科举取士之弊。戴名世指责：“时文之法者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

适于用。”(17)“今天讲章时文，其为病更猛烈于秦火。”(18)方苞也指责：“害

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

，而汲汲于名者也。八股之作，较论策诗赋为尤难。”(19)姚鼐说得更明白：“而明以

来说四书者，乃猥为科举之学。此不足为书，故鼐自少不喜观世俗讲章，且禁学徒取阅，窃

陋之也。”(20)桐城派反对八股文可以说是“其来有自”。陈独秀出身于书香门第，在

封建传统教育薰陶下，囿于当时社会存在，不得不习“举业”，对八股制艺与科举赶考，也

有其亲身体验切肤之痛的经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参加县府院科举考试，他在《实庵

自传》中说道：“到了院试，宗师(安徽俗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

材木”的截搭题(21)，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

上所有

鸟

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

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

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视科举。”(22)中了秀才以后，紧接于光绪二十三

年(1897年)夏历七月，陈独秀乘着船头桅杆高挂“奉旨江南乡试”黄色布旗木帆船，踌躇满

志，中流击楫赶赴南京参加乡试(至今南京夫子庙东侧江南贡院号舍景点内尚保留有陈独秀

凝神运笔的塑像)，结果名落孙山，举人未中，他在《实庵自传》中回忆在考场上，一个考

生的怪状：“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

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

又联想到所谓抢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都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

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

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

便是我选学妖孳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

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都对于我意外有益！”(23)陈独秀在后来写

的《自传》中称自己当时也属“选学妖孽”，应该说半是戏言，也是实情。

有清一代传国至嘉庆、道光之际，清王朝正由强盛的巅峰而逐渐走向衰败。不久，即有鸦片

战争的爆发，给当时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同时对中国历史文明进程的影响，和

中国人心灵上的震撼，却都是无法所比拟的。鸦片战争后所形成的师夷制夷、富国强兵的

思想倾向与鸦片战争前已经自发兴起的学以致用、补天自救的士林风尚自然融合，从而构筑

了弥漫于嘉道年间的经世实学思潮，以致以后的“时务的文章”的文风，开了中国近代思想

史演进的序幕，给桐城派以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焕发了经时济世，以人为本的现实情

怀。桐城派向来对现实都是极为关心的，原先他们之所以批判汉学言论，是因为汉学不讲义

理而习惯琐碎考证，于人心世道无益，而不能经时济世。早先方苞说：“古之治道术者，毕

竟以有为于世也。”善择诸子之学，以有当于实用。刘大〖HT11.，6.〗木〖KG-*3〗〖HT11

.，7.〗魁继之说：“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

行文之实。”明确地把“经济”作为古文的内容

之一。姚鼐也说：“审民生纤悉，以达于谋国大体，儒者有用之学也。”主张重视“审民谋

国”的有用之学。以后姚门(鼐)五大弟子的姚莹则提出为学“要端有四：曰义量也，经济

也，文章也，多

闻也。四者明贯，谓之通儒。”于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明确加上“经济”即经时

济世一项。以关心民生。梅曾亮更大力倡导“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时代推徙，运会转

移，生活演绎，事理日新，文当因时而变，也必须与时俱进，因时而更新。可以说桐城派从

早期到中期，薪火相传，无不表现文学经世的强烈意向。(24)

陈独秀的一生是处在帝国主义疯狂侵华，封建皇权利统治，反动政府献国独裁，国运蜩螗，

人民涂炭的时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以救亡，谋求民族独立以图存，推翻皇权以革命，建立

民主共和国，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民压倒一切共同呼声。此时陈独秀的学术思想、文学理念的

革命性和爱国心确立的基本思路，与谋求经时济世之道适相印合。他在南京乡试落弟后，回

皖与维新人士汪孟邹、李光炯、邓艺荪、江〖HT10.，6.〗〖JX-*9〗日〖JX*9〗〖KG-*3

〗〖HT11.，8.〗韦等人密切交往，阅《时务报》

，“谈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

而今是”(25)，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

为康先生辩扬”，遂亦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26)如此

，陈

独秀的思想就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并以此改良主义思想，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撰写了《扬子江形势略论》。(27)向清政府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备，防

内

乱，御外侮，透彻的体现维新思想的特点，并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留下了不少关于忧患意识

、爱国主义、启蒙主义的自觉性潜在的影响。以后又紧接在《苏报》和《安徽俗话报》发表

《安徽爱国会演说》、《瓜分中国》、《论安徽矿务》、《说国家》、《亡国篇》等等文章

，无不渗透着经时济世，疒〖KG-*3/4〗〖HT9.,8.〗〖FJF〗众[FJJ]天下的革

命情

怀与赤子之心，其文风的战斗性与革命的思想性同桐城派早中期前辈所倡导的经世思潮，若

合符节，无间道的不谋而合，后先映照，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岂其然乎！

风翻征旆嘤鸣友声“同学少年都不贱”

陈独秀从青年时代开始，便投身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在革命前进的征途中，结

识了不少桐城籍的同学少年，而且大都是桐城派的裔子裔孙。从1901年下半年至1905年上半

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先后五次浮槎东渡，前往日本。1901年11月，23岁的陈独秀第

一次到日本求学，入“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年底，参加留学

生组织的“励志会”，从此开始他漫长的政治生涯。因与激进思想接触，使陈独秀思想开始

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转为“乱党”。

1902年3月回国，经南京因汪希颜介绍认识了陆师学堂的赵声和章士钊，旋回安庆，联合潘

晋华(世琛)、潘赞化(世壁)、葛温仲、何春台、张百寅等人，在安庆北门藏书楼发起演

说会，鼓吹新思想。藏书楼实为潘晋华和他的继母戴少英等捐资兴建。演说会则是安徽近代

史上第一次公开的群众集会，不仅积极宣传反帝爱国主张，而且首次公开提出了反清的口号

，发出了革命宣传的第一声，对革命思想在安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久

遭清廷镇压，两江总督端方密电安庆巡防营，务将陈独秀、潘赞化等一体缉获，无任逃遁。

幸亏青年励志学社社员吴汝澄(守一)时任巡防营文案，事先获悉缉捕电文，赶到社友房秩

五(宗岳)家，偕同连夜通知陈独秀、潘赞化等脱险。

1902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被迫离国，再次赴日本，到达东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

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在东京陈、潘同时加入秦毓鎏、张继发起的中国青年会

，该组织“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28)翌年4月，陈独秀与潘

赞

化返国，这时国内正爆发拒俄运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表示要回国充当

抗击俄国侵略者的先锋。陈、潘二人迅即由上海回到安庆，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人，筹组

安徽爱国会，举行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徽周边地区的拒俄运动。5月，陈独秀等人在藏书

楼举行爱国演说会，时称第二次演说会，在省城安庆引起了广泛的响应。慷慨激昂，群情踊

跃，拒俄爱国运动蓬勃兴起，引起清廷的惶恐不安，密谕通缉陈独秀等人。安徽的拒俄爱国

运动就这样被镇压了。如果说第一次藏书楼演说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思

想宣传的话，那么第二次藏书楼演说则明确的提出了“不受异族的侵凌”的反清口号，标志

着安徽的爱国志士已经开始集结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下，为建立革命团体奠定了初步

的思想基础。藏书楼第一、二次演说会和拒俄爱国运动再次遭到镇压后，陈独秀与爱国会有

关人员出逃上海。8月，陈独秀与在日本的留学时的同学章士钊和张继，在上海新马路梅福

里创办《国民日日报》，仍以鼓吹革命为宗旨，很受读者欢迎，历时4个月，终因外绝销路

，内生诉讼，再加经费短缺而停刊。年底，陈独秀回安庆。

在创办《国民日日报》期间，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号称桐城派后起之雄吴汝伦之侄吴越

和同窗好友、安徽同乡的怀宁马鸿亮、休宁金慰农、桐城金燕生4人相伴从保定南归省亲，

路经上海，吴等因陈独秀总角交张啸岑介绍，过访陈独秀和张继。当时陈独秀充满革命豪情

，意气风发，纵论时事，谈锋甚健，极喜怒哀乐之雄；张继亦侠气豪迈，壮怀激烈，以革命

为己任。吴越对这二位一见倾心，无尚钦佩，大有相见恨晚之概，决心追随他们干一番事业

相约后会有期，各道珍重。后于1905年陈独秀与赵声等策划，吴越弹炸出洋五大臣。

1903年以后，安徽的革命志士开始广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共

同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他们开展宣传鼓动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创办报刊。正当陈独秀潜回

安庆，力图再举进行革命活动时，值桐城派祧列湘乡曾门四学士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回

国在安庆创办桐城县学堂。陈回安庆每日都到桐城学堂，与学堂学长青年励志学社社友房秩

五、吴汝澄等纵谈时事。议论之中，他们共同感到开拓风气，唤起民众之重要，于是筹办《

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在安庆创刊，发行业务则委托芜湖科学图

书社承担。陈独秀自任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房秩五负责教育方面的编辑，吴汝澄负责小

说的编辑，稿源大部分来自芜湖科学图书社诸同仁。稿子编好后，寄往上海，由章士钊主办

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再寄回皖向各地发行。《安徽俗话报》表面上是普及常识，暗中则鼓吹

革命，最突出的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制度，进步青年非常欢迎。“

桐城崇实学堂诸君，集数月购本报百余份，以分送其乡人。”(《安徽革命史话》上)，该

报共出23期，于1905年9月停刊，停刊的原因，房秩五说：是“因登载外交消息，为驻芜英

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安徽革命史话》)上)而汪孟邹则说，是因陈独秀“

到李光炯的学堂里去教书，其实是干革命工作去了。”(《安徽革命史话》上)

李光炯(1870—1941)，名德膏，桐城南乡(现属枞阳)人，光绪丁酉科(1897)举人。其

时同里学者吴汝纶讲学保定莲池书院，海内景从，颇孚雅望。他毅然舍弃科举，负笈从游，

绛账受业，如坐春风，学业益为大进，吴汝纶视为“高徒”，格外嚣重。1902年随吴汝纶考

察日本教育后，回国于安庆力助吴汝纶创办桐城县学堂。陈独秀在江南乡试落第后即与结识

订交，关系颇为密切，1903年李光炯应聘湖南高等学堂任历史教习，翌年春，他与数学教习

卢仲农创办安徽旅湘公学于长沙，聘革命党人黄兴、赵声执教，以培训革命骨干，播种革命

种子为宗旨，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进，教育策动革命活动，且黄兴所在的华兴会准备在长沙

起义，事觉，镇压黑云压城，政治环境险恶，陈独秀风闻极力为之推动迁校。安徽旅湘公学

遂于1904年底迁回芜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徽公学，李光炯任校长，并聘请留日回国的房

秩五主持公立速成师范校政，一时著名革命志士如陈独秀、陶成章、刘光汉、柏文蔚、苏曼

殊……等都云集该校，他们以讲堂为阵地，公开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相机进行革命活动。安

徽公学革命名声乍起，一时号称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它是全省革命宣传活动的中

心。

缅怀陈独秀与桐城派后期人文交往的人际关系，信笔书来，顾尚有未尽意者，还有：1912年

陈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在安徽省大学堂的旧址上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开始自任校长，旋

即敦请号称桐城派殿军马通伯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1917年陈独秀进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

长兼主编《新青年》，在该刊2卷6号发表光明甫(升)的《中国国民及其弱点》，光是桐城

麒麟桥(现属枞阳)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已与陈独秀结识，老同盟会会员，是安徽

五四运动指导者，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民主斗士。《新青年》3卷1号发表方孝岳的《我之

改良文学观》，方孝岳桐城人，著名的文学理论家、音韵学家，父亲方守敦与陈独秀父亲结

为通家之好，方孝岳结婚，陈独秀与胡适以“新派人物”出席婚礼仪式，一时传为嘉话。19

19年6月11日，陈独秀和李大钊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他们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在

北京新世界游艺场遭反动军警逮捕，各界人士奋起营救，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姚

永概也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解围，事后还出席了陈独秀出狱时的答谢宴会，从而显示与体现

了桐城派古文家们的大度风怀，不计“谬种”嫌隙，不由得不使“新派人物”肃然起敬。以

至胡适后来致信陈独秀还说：“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

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

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

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29)作

家舒芜在其《口述自传》中亦曾述及。

后附《实庵诗话》(未刊搞)4则，以重点凸现陈独秀与桐城派同学少年，青春知遇，革命

情谊，声应乞求，嘤鸣友声，长青永在！

(一)存殁情怀烈士魂——诗悼吴孟侠

1910年，陈独秀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常与文化界知名人士刘三(季平)、

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在一起以诗酒相娱，抒发诗情，畅怀吟愫。每当回顾革命前尘，

追怀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对存者的情萦，死者的悼唁，深感世事沦桑，人生梦幻，都化作澎

湃的诗情。在此期间曾吟《存殁六绝句》，此诗最初发表于1912年3月9日《民立报》，后收

入“苏曼殊全集》第五卷附录中。其一为：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千里外，碎身直捣虎狼秦。

［存为丹徒赵伯先(声)，殁为桐城吴孟侠(越)］

吴孟侠(1878—1905)，名越，本字梦霞。改字孟侠，以示侠义行侠的志向。近代著名民主

革命烈士。枞阳高甸人。出身于书香世家，聪明好学，少怀大志。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蹂

躏北京，烧杀掠夺，生灵涂炭。目击清廷腐败无能，眼看祖国大好河山将遭瓜分豆剖，革命

思想油然而生，奋起慨叹曰：“国势颠危，至于此极！大丈夫竟终老于斗室耶？“曾赋《洛

阳行》抒怀见志。

洛阳伟业不复见，夕阳停马生悲叹！

东西涧南路北伊河，几朝宫阙于此建。

歌舞楼台今若何？可怜荆棘埋铜驼。

北邙之上悲风起，沧海桑田变不已。

繁华如梦竟成空，我来惟恐东流水。

1900年吴越至上海，欲入广方言馆，因该馆偏重外语教学，吴越当时对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

侵略行为义愤填膺，未甘入学，1901年北上依族伯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经保荐于

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学堂。吴越在校仰慕“戊戌维新”，心仪康有为、梁启超为人，倾心接

受新思想、新教育。广泛购读章太炎《书》、邹容《革命军》、谭嗣同《仁学》

和《警世

钟》、《黄帝魂》以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思想从维新到革命，发生深刻

的转变，革命意志益坚。在此期间，广泛结交革命党人，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在得到直隶学

务处杨士骧督办的照顾，和革命志士湖南杨笃生的帮助，创办旅保定两江公学(两江指江南

、江西两省，安徽当时属江南省)，使两江籍100多位同学得到就读求学的机会，还与同学

休宁金慰农主创《直隶白话报》，用以传播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

1903年暑假，吴越与同学怀宁马鸿亮、休宁金慰农、桐城金燕生，相偕南旋省亲，道出上海

，获悉《苏报》案消息，甘冒风险，拟去狱中探望章太炎和邹容，虽未能如愿，转而按照临

行前同学张啸岑提供的革命党人行踪线索，拜访了当时在办《国民日日报》的陈独秀和张继

，意志相投，一见如故，聚首探求救国救民之道。与此同时，吴越还参与了黄兴、杨笃生、

张继、蔡元培等发起的军国民教育会，吴越还被任命为保定支部长。从此以后，吴越的革命

活动便紧密与陈独秀、杨笃生两条线联系起来。

1904年，桐城潘赞化以考察北洋警察名义到保定进行革命活动，和吴越、张啸岑朝夕聚谈，

交换南北革命人士对时局的看法，商讨革命举措，相应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

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怯懦，

要有勇气而不急躁。此际潘赞化还向吴越介绍了著名革命志士赵声(伯先)。当时赵声期在

保定欲图义举，遭清廷软禁，潘赞化希望吴越能相机进行营救，多方打听，没有下落。一日

忽有人扣门求见，询问正是赵声，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虽是萍水相逢，却感相见恨晚

，盘桓永昼，彻夜倾谈，这使吴赵异常兴奋，大长革命豪情。赵声为吴越壮怀激烈所感

染，临别赋赠七绝4首，到天津后寄赠吴越：

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尚有灵；

相见尘襟一潇洒，晚风吹雨太行青。

双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

杯酒发挥豪气露，笑声如带哭声多。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

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临岐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

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1904年秋，杨笃生遵赵声嘱托，由北京赴保定，帮助吴越共同组织北方暗杀团，以暗杀来打

击清廷，以牺牲来唤醒民众。1905年6月，吴越因母亲生病，回皖省亲，途经芜湖，当时陈

独秀在办《安徽俗话报》，吴越在和陈独秀把晤时，适赵声在场。他们在芜湖长街科学图书

社楼上，缜密的研究了吴越的暗杀计划，以实现吴越的《暗杀时代》耿耿丹心爱国排满的初

衷。吴越回到家乡备述捐躯报国的决心后，亲属都竭力支持，尤其是未婚妻深明大义，勉励

吴越壮举，并情赠以诗：

劝君爱国救同胞，几个男儿意气豪；

愧我无才能共事，莫因离别赋牢骚。

诸般讲解殷勤教，领悟无缘恨未消；

从此窗前唯共语，奈何天黑度终朝。

茫茫后会知何日，痛苦分离在目前；

好梦岂知容易散，痴心空望月常圆。

1905年满清王朝统治已临近强弩之末阶段，当时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维新舆论遍及朝野，清

廷为缓和革命气氛，蒙蔽愚弄人民群众，宣布“预备立宪”，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

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揭露“立宪

”骗局，吴越于9月24日潜入北京，怀揣炸弹，乔装登上五大臣专车，因车身震动，弹发壮

烈牺牲。五大臣中载泽、绍英仅受微伤，当时清延官吏大恐自危，“莫不栗栗危惧，惊心动

魄。一若革命之炸弹，即将降临于己之座下者。”街谈巷议，妇孺皆知吴越是排满首领，

民族英雄。

吴越壮烈牺牲以后，陈独秀获悉立即以隐语致书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

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并称赞吴越、赵声等人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的精神，

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甲寅杂志》一卷四号)。张啸岑遵吴越遗嘱，将吴交

存的遗稿《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以及遗物交陈独秀保管，后陈将烈士遗物交蔡元培

，蔡元培在追悼吴越烈士大会上说：“烈士死难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

套1件，此系列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杨笃生)，以为纪念。”(《追悼吴烈士大会纪

念册》)《意见书》遗稿据张啸岑称：“该稿似经陈独秀节录刊载于《安徽俗话报》，并经

上海、香港某某报转载。”(《安徽文史集萃丛书·辛亥风雷》)

当烈士殉难消息传到日本东京，事为孙中山先生所知，认为吴越的牺牲，“虽云可惜，但是

影响于国内外人心者至大。”著名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满怀悲愤为赋悼诗，中有“死难

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烈士遗骸在辛亥革

命后，由张啸岑向安徽省当局申请批款，由烈士胞弟吴楚北上迎榇回皖，葬于安庆西门外与

1908年马炮营起义牺牲的范传甲、薛哲、张劲夫、李朝栋、张星五、胡正峰、刘正贤等烈士

，合称皖江九烈士墓。1929年，金慰农主安庆市政处时，为辟吴越街与吴越公园(抗战中被

毁)于市中心。1939年，潘赞化在桐城创建孟侠中学(解放后并入联中，近又恢复)以示不

忘。浩气长存，永垂不朽！

(二)匈奴未灭不为家——书赠潘赞化

潘赞化(1885—1959)，字赞华，号世壁。祖籍桐城西乡练潭潘家楼，为明末遗民潘江(木

崖)的嫡裔，祖父潘藜阁曾参清廷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后出任天津知府，父亲早逝，由舅抚

育培养。及长身高体魁，举止潇洒，性耽佛道，常与僧尼居士交往甚密，主张儒、释、道三

元合一，芒鞋草帽，幕道家辟谷之方，过午不进食，行为怪异，乡人称为“桐城怪杰”。性

好作诗，常以诗愤世，著有《二明亮轩诗集》行世。“九一八”事变后，坚决反对“攘外必

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目睹国土沦丧，常作“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叹，国恨家愁，壮

志难酬，一气之下，弃职悄然栖隐于佛门圣地九华山寺院，寓意山林。一时意志消沉，慕道

家始祖老子清静无为，自取法号“仰聃”(老子姓李名耳字老聃)。吟诗愤世，曾作七律一

首寄挚友陈独秀嘱书明志。陈独秀接诗后，欣然命笔，草书立轴以应，落款为：“仰聃兄命

书其自九华山寄来诗·独秀”(手迹现藏桐城市博物馆)。从跋意看，陈、潘交情并非泛泛

，“时贤相厄”可发同慨！诗云：

匈奴未灭不为家，载风尘两鬓华。

故国已成俎上肉，时贤相厄眼中沙。

白霜公子啁天水，赤铁道人练雪花。

宇宙原来一桎梏，心藏丘壑自烟霞。

潘赞化与陈独秀是桐、怀大同乡，两人是“总角交”的老朋友，曾一起在安庆组织“青年励

志社”，鼓吹革命。后来为避清廷缉捕，二人一起东渡日本，在日本组织“青年会”。回国

后又共同在安庆发起了“藏书楼演说”，组织拒俄运动。1904年与陈独秀联络了吴越，策划

暗杀铁良。旋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芜湖海关监督，因拒将关税解交北洋军

阀，曾获孙中山当面嘉许。积极从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又亡命日本，其间还赴云南参与蔡锷

、唐继尧讨袁。后旅居上海渔阳里，与陈独秀为邻，他乡遇故知，云天高谊，结为通家之好

，过从更密，革命同趋，掩护其革命活动。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潘赞化应约在第一卷第四、

五期上接连发表《兴登堡元帅》与《霞飞将军》的人物传记体文章，声应气求，情谊深厚。

当不顾“同盟会会员”、“芜湖海关监督”身份的潘赞化，顶着世俗的压力为青楼女子潘玉

良(本名陈秀清)赎身并进而与之结婚时，只有陈独秀极为理解和支持，还作为唯一的来宾

和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陈独秀艺术鉴赏力很高，在杭州时曾当面指出沈尹默“字则其俗在骨”，而造就了一位书法

大师。潘玉良自从与潘赞化结婚以后，开始读书认字，在不经意间，又偶然巧遇邻居上海美

专教授洪野先生随之学习绘画。但她天资聪颖，悟性好，又肯用功，故而进步神速。陈独秀

发现潘玉良艺术潜能后，即建议潘赞化送她进上海美专学习，并对他俩说：“女子无才便是

德的时代应该死去了，……如果尽心栽培她，说不定将来会在艺术方面有些出息呢！”从而

坚定了潘玉良学习绘画，从事艺术的决心和信心，也使她对陈独秀更加感激。后来上海美专

校长刘海粟大师回忆往事时说：“发现潘玉良绘画天才并建议送她进上海美专学习的，是当

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

潘玉良虽出身卑微。但铁骨铮铮。有着崇高的爱国情操，曾为支持绥远抗日军民而捐献玉雕

佛像。当对她有知遇之恩的陈独秀更是铭感而不能忘怀！当时陈独秀因反专制，反独裁而被

捕判刑拘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潘玉良，既愤怒又忧伤，对

陈独秀狱中生活十分关心，她利用陈独秀以绝食斗争换来的亲友探监机会，数次去狱中探望

陈独秀，并绘制了《陈独秀肖像》参加自己举办的画展，她还请陈独秀为她题了好多张画，

安徽博物馆收藏了有陈独秀题跋的两件白描：

其一，《俯首背立体》。这幅白描简练的几条线即刻划出一位女性低头背体，画面左下角有

款：“玉良”，钤“潘玉良”正方形白文印。右上角有陈独秀以蝇头小楷写的跋：

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日新白描，玉良以为然乎？

二十六年初夜独秀

其二，《侧卧女人背体》。作者以简洁明快的铁线描，勾勒出一幅侧卧女人背体，画面左下

角有款：“玉良1937”，钤“玉良”三角形朱文印。右上角有陈独秀题跋云：

余识玉良女士二十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

配色见长矣。今日其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也。

独秀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与潘赞化同寓于上海渔阳里，当时陈独秀因倾全力进行建党活动

很少顾家，潘赞化经常为之嘘寒问暖，照顾有加。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所育长子延年、次

子乔年均曾在上海学习法文，陈独秀对他们严格要求，不允同住，寄宿于亚东图书馆的《新

青年》杂志编辑部内，白天在外谋生(打工)自给，食则侉饼，饮则凉水，冬则寒风凛烈，

夹衣过冬，夏虽烈日当空，光头曝晒，日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体瘦骨立。陈独秀第

二位夫人高君曼秉性善良，视姐子如己出，睹此艰难窘状尝泣诉于潘赞化曰：“独秀性情与

人不同，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说数次，他总不以为然，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

！也因此事，吵了多次，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言之流涕不

已。”“余亦以言告独秀，而独秀以为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

生，听

他自创前途可也。余亦与之强争数次，终不可行。”(30)陈独秀个性似嫌偏执，事虽未

办成，但潘赞化在建言沟通方面，是竭尽其所能及了。

1930年7月，高君曼获悉姐姐高晓岚去世的消息，姐妹情深；脊令永叹，急忙带着所生子美

、哲民一双儿女回安庆奔丧。安庆之行给高君曼带来无限伤心和悲痛，加上旅途劳顿，高君

曼的宿疾病情急剧恶化，咯血复发，兼又患上子宫癌并发症，以致一病不起，翌年病逝于南

京。陈独秀当时虽在上海，由于白色恐怖未敢露面，没有亲临殡殓，又幸亏潘赞化为之料理

丧事，安顿善后，营葬入土以安窀穸。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后，潘赞化一度流亡四川，在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校本部任总务

主任。当时陈独秀亦客居江津，潘赞化即荐其幼子陈松年于九中，在总务处任职员，以就近

照顾陈独秀起居生活，凭借老有所依、安渡余年。1941年潘赞化由川返皖，回故乡桐城创办

孟侠中学，自任校长主持校务，〖SX(B-*6〗〖HT6.，11.〗且〖〗助〖SX)〗勉学

生弦歌缅怀革命先烈。还在原籍潘家

楼创办木崖、黎阁两所小学，从事教育事业，与师生同甘共苦，为家乡和国家培养人才。

(三)毁誉宁凭众口传——追怀通俗报

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晚号陟园老人。桐城(现枞阳)白湖公塥人，清末秀

才，“五四”前安庆地区新文化运动先导者之一，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教育家。

1902年春，房秩五应邀到安庆蔡家教书，不久，结识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陈仲甫(即陈独

秀)，潘晋华、潘赞化等主张维新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聚会，纵谈时政，还建立起“

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讨论国事，鼓吹变革图新思想/。在陈仲甫的倡议下，他们在

安庆北门的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旨在爱国反帝，促进革命思想在安徽的传播，这却引

起了清朝官员的恐慌，在清朝官员看来，凡是敢于自行集会，同官方唱反调的人，都是作乱

造反的人。是年夏末的一天，清两江总督端方急电安徽巡防营统领韩大武，谓青年励志社与

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消息，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陈仲甫、潘晋华、潘赞

化等一体缉获，无任逃遁。幸亏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守一)也是青年励志社社员，他看到

电文后，立即赶到社友房秩五家，两人偕同连夜通知陈仲甫等人转移。次日清晨，吴汝澄才

将端方来电呈大武，待派出侦骑搜捕时，陈仲甫等早已离开安庆。安徽第一次爱国民主运动

的火种刚刚点燃，便被扑灭了。然而陈仲甫等播下的革命种子，却撞击了房秩五年青火热的

心房，燃起了熊熊的为反动势力扑不灭的火焰。

1902年，“桐城派后起之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后回国，在安庆巡抚

衙门南院，筹建桐城县学堂，自任堂长。翌年招生开学。由县知县分乡录取正额生52名，附

取生60名，并在学生中遴选学行优秀的聘为学长；东乡房秩五、南乡吴汝澄、西乡宋胪初、

北乡光升(光升后入南京高等学堂，改推吴梦雏)、城厢马子潜。

1904年初，陈仲甫从上海回安庆，他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同房秩五、吴汝澄等纵谈时事

。共同感到安徽风缺闭塞，为开通民智，唤起民众，商定筹办《安徽俗话报》。是年3月《

安徽俗话报》正式创刊发行。陈仲甫为该报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房秩五负责教育编辑，吴汝

澄负责小说编辑。其宗旨是“救亡图存，开通民智”，向社会揭露帝国主义对华各种侵略表

现，激励群众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行斗争；向读者广泛介绍新知识、新思想，抨击传统的封

建文化思想。陈仲甫以“三爱”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揭发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安徽掠夺

矿权和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大量事实，激励了读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很受读者瞩目。

房秩五认为办学校是育人才、强国家的主要途径。在该报第一期上，他撰文说：“近来有见

识的人，大半以学堂的多少定他国家的强弱。学堂办得多的，那国家必定是强；学堂办得少

的，那国家必定是弱。”该报旗帜鲜明，思想激进，紧扣爱国反帝的主题，是后来启蒙的火

炬——《新青年》杂志的雏型，为它指引了舆论导向并奠定了基础。同年秋天，桐城学堂改

名桐城中学，迁回桐城，吴汝澄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东渡日本留学。于是陈仲甫把报社迁到

芜湖，独立编辑，独立发行，备尝艰苦。1905年夏，安徽公学增设“公立速成师范学校”，

李光炯电邀房秩五回国主持，。房回到芜湖，积极兴办速成师范，同时继续参加《安徽俗话

报》编辑工作。不久，因登载外交消息，为驻芜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且又因主

编人陈仲甫去皖北进行革命联络活动，《安徽俗话报》遂于1905年8月宣告停刊。

声应气求，鼓吹革命，陈房友谊，非比一班。1942年5月，陈仲甫病逝于四川江津，房秩五

闻讣后，哀悼以诗，情怀悱恻，故旧情深，听笛山阳，(31)悲慨难已！诗云：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野史亭中虚左席，故书堆里绝韦编。

古人菲薄今人笑，敢信斯文未丧天。

盛唐山下昔婆娑，斫地悲哀发浩歌。

舌战雄能逃竖子，笔诛严更慑群魔。

留人别馆三秋雨，送我晴江万里波。

往事苍茫谁与语？侧声西望泪滂沱。

往后房秩五对故人身后还时切关怀，萦回眷顾。全国解放后1950年，犹以《感事》诗示陈独

秀第三子松年，慰勉当时陈松年在安庆东门外种地数亩，务农维持生计。诗云：

独秀山前日影斜，几回惆怅故人家。

西华葛帔孤儿泪，犹傍青门学种瓜。(32)

房秩五晚年筑“亦浮庐”于安庆四照园，寓居终老。1956年，房从友人处看到从旧书摊上买

回《安徽俗话报》四册，触景生情，怆然赋诗，诗前有序，备述《安徽俗话报》创刊缘起和

被迫停刊，将近两年编辑发行过程，历历在目，“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实属不

可多得，特全录备考，不失为研究陈独秀之珍贵资料。

丙申秋友人从旧书摊中，检得《安徽俗话报》4册，持以见示，怆然有感，追悼三爱！

三爱为吾故人陈仲甫主办《安徽俗话报》笔名也。忆余在清光绪庚子前后作童子师于安庆结

交陈仲甫，仲甫少余两岁，意气甚豪。壬寅先师吴挚甫先生自日本考察学制回安庆，创办桐

城学堂，自任堂长，命余与吴守一(汝澄)诸人任学长。仲甫几无日不来校，纵谈世事，极

喜怒骂之雄，一日约共办《安徽俗话报》，余任教育，守一任小说，余稿悉由仲甫自任之。

每期各稿备齐，仲甫则寄至芜湖科学图书馆印行。计自甲辰正月出版，每月二册，风行一时

，几与当时风行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迨暑假时，桐城学堂改名桐城中学移回县城，余赴

日学师范，守一亦回桐城授课，仲甫乃将俗话报全部迁至芜湖。迨秋冬间李晦庐(光炯)、

卢仲农两君将原任在湖南创办之安徽旅湘公学附设一安徽公立速成师范学校，促余回皖主持

其事，维时仲甫亦间在各校授课，俗话报出版如故也。未几因登载外交消息，为驻芜英领事

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计此报存在为期不及两年，亦久不在世人记忆中矣。近得残册翻阅

一过，三爱之名屡接余目，而仲甫奄化忽忽已十四年。回忆前尘，感悼何极，因成二绝，用

志《安徽俗话报》当时经过情形于此。

君是降龙伏虎手，拈花微笑散诸天。

苍茫五十年前事，贝叶重翻益惘然。

季子音容犹彷佛，诸孙头角各峥嵘。

藏书楼址依稀认，忍过山阳听笛声。(33)

(四)先生已死无乡长——联唁方守敦

方守敦(1865—1939)，字季常，号〖SX(B-*6〗〖HT6.，11.〗般〖〗木〖SX)〗

君，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初学者、诗人、书法家、

教育家，父亲方宗诚，字存之，号柏堂，清季理学家。兄方守彝，字伦叔，号贲初。清末民

初诗人。累世清华，书香门第，幼承父兄之教。但不乐于科举事业，及壮追随同乡前辈吴汝

纶致力维新，东渡日本，考察学制，倡导实学，锐意以兴教育为己任。归国后，主动捐资献

房，力助吴公创办安徽最早的新式学堂——桐城中学。热心教育，奖励后进，为一方人望，

平时与省内知识界精英李光炯、光明甫、阮仲勉、房秩五、潘季野、邓绳候、胡渊如等声应

气求，结识订终身之交。上世纪初他又与李光炯、邓绳候等筹办芜湖安徽公学，任监督以志

兴趣，求实学造就人才。中年以后，专力诗学、书法，时人评品先生诗境通于书法，其诗学

“朴抱真怀，高情凄响，一意莽莽苍苍，扫去浮花浪蕊，独见枝叶。”(怀宁胡远浚评)“

五古沉著，七古跌宕，近体高响雄词，多以古体气行之。”(桐城潘田评)书法

〖SX(B-*5〗〖JX*6〗〖HT8.，11.〗般〖〗〖HT4.，11.〗皿〖SX)〗郁苍劲，

变化神奇。“鸷骜苍硬，体兼分隶。”(长沙陈朝爵评)桐城中学校园内撑天石柱上“高峰

入云，清流见底。”擘窠隶书诸字，乃其所书，至今犹存。

陈独秀父辈与守敦先生结为通家之好，陈独秀尝以父执辈尊之。守敦先生子方孝岳是著

名的文学理论家，音韵学家，“五四”期间，在北京大学预科任国文讲师，对新文化运动中

的胡适之“改良”、陈独秀之“革命”的文学革命高唱和声，撰文“我之改良文学观”发表

于《新青年》，以示对文学革命“同声相应”，“志同道合”。女方令孺，开桐城女子留学

先例，赴美攻读西方文学，为现代著名散文家，“新月派”两位主要女诗人之一(另一位是

林薇因)。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出任浙江省文联

主席，先生四侄方孝远在抗日战争期间与陈独秀也有一段文学因缘，在同时流亡四川江津时

，陈独秀曾应方孝远“出纸索书赋一绝”：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山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方守敦晚年痛愤日寇侵略，赞颂学生爱国运动，支持子弟参加救亡抗战，流离痛苦，避难深

山，亦曾赋诗书愤，诗云：

无端家毁病难捐，一叟穷山发浩然。

江上楹书梦尤恐，天涯儿女泪如泉。

良朋久绝双鱼素，犹子应同三峡船。

惨惨乾隆夜昏黑，神州可有好音传。

此诗辗转年余，传到大后方，时陈独秀适与守敦先生四侄方孝远，同客江津，并寓一院。

陈读诗后深深为乡贤前辈忧国忧民的激愤之情所感染，为之咨嗟太息！迨先生在桐城原籍逝

世后，旅川的皖籍同乡假重庆罗汉寺集会悼念。陈独舱悲痛异常，惋悯哲人其萎，撰联敬挽

，抚今追昔，即景抒情，伤时慷慨，凄余思旧，而见手词，联云：

先生已死无乡长；

小子偷生亦病夫。

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关系，从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革命方面看，矛盾扦格，言行过激，观点大

相径庭，就其历史渊源，其中也不无一脉相通与促进之处，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轨迹

，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端倪。至于陈独秀一生的革命实践对桐城派末流精英们的启发

引导，从维新到乱党以至辛亥革命，同步征程，并肩战斗，笔耕舌战，正义昭然，无不以他

为马首是瞻。瞻望云天，不无感激，为赋三绝，以殿篇末。

龙眠文起八代衰，义法词章旷世才。

湘乡祧列阳湖接，〖HT11.，7.〗百〖KG-*3〗百载风华派衍来。

独秀畸行亘古传，诗书文采聚毫巅。

炼狱不忘文字学，绝笔留抛续玉篇。(34)

龙眠独秀两峥嵘，学术文章誉望隆。

激进言行启民智，妖魔谬种非初衷。(35)

征引文献：

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7月14日。

②《“八七”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③《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

④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⑤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第3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⑥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00页，中华书局1993年9

月第一版。

⑦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12月第一版。

⑧钱玄同致胡适，《新青年》第3卷第6号“通讯栏”。

⑨钱玄同致陈独秀、胡适，《新青年》第4卷第4号“通讯栏”。

(10)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

95年12月第一版。

(11)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55页，中华书局1981年1月

第1版。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3)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7—48页，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14)《方望溪全集·又书货殖传后》第29页，中国书店1991年6月第1版。

(15)沈永宝《“文学革命八事”源流另外三说》，1994年4月1日《新民晚报》。

(16)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号“通讯栏”。

(17)《戴名世集·甲戌房书序》第88页，中华书局1986年2月第1版。

(18)《戴名世集·赠刘言洁序》第138页，中华书局1986年2月第1版。

(19)《方望溪全集·何景桓遗文序》第301页，中国书店1991年6月第1版。

(20)《惜抱轩全集·复曹云路书》第67页，中国书店1991年8月第1版。

(21)截搭题：明清科举考试出题方式之一，用于经义考试，考官拟题时将经义书文句任

意截断牵搭，分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障章搭诸体。其法破碎琐细，时人多有批评

。见《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词典》第38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10版。

(22)《自述与印象·陈独秀》第1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第1版。

(23)《自述与印象·陈独秀》第1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第1版。

(24)引号内引文均引自韩国金庆国《桐城派姚门五大弟子研究综论》。

(25)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第1号。

(26)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27)《扬子江论略》原件系木刻本，藏安庆市图书馆，由该馆供复制稿。

(28)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61页，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

上)第45页。

(29)胡适《致陈独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30)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略述》，《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第

204页，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1981年元月版。

(31)听笛山阳：源出晋向秀《思旧赋》，表示追忆、怀念故友。

(32)房秩五《感事示陈松年》，《浮渡山房诗存》卷四。

(33)房秩五：《追悼三爱诗·序》，《浮渡山房诗存》卷四。

(34)严学君《小学识字教本·前言》“惜先生于1942年5月13日上午著稿至“抛”字时，

适人来访，旋即卧病，至5月27日逝世，乃成绝笔，故未竟其余。”巴蜀书社1995年5月第1

版。玉篇：南朝梁顾野王撰，小学(文字学)名著。

(35)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

是也。”；钱玄同《致陈独秀》：“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

句调，戕贼吾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