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自然是觉得旧文化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中国底社会上有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必要，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我现在要敬告诸君的有三件事： (—)出版物是新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全体; (二)新文化运动只当向前的发展，不当向后的反动; (三)不应该拿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做射利底器具。 出版物自然是新文化运动中很要紧的一件事。但此外要紧的还很多，不必大家都走一条路。我们富于模仿力，缺乏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有了王麻子底剪刀店，接着就有汪麻子、旺麻子出复。有了稻香村，接着就有稻香春、桂香村出现。现在大家都来办报，不肯向别的事业方面发展，也就是缺乏创造力底缘故。照我们现在的学问程度人才力量，一个地方只配办两三种报，多了便要人力分散，勉强杂凑起来，一个报也办不好。这是何苦来！就是办报，也应当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报，不必办许多性质相同的报。现在性质相同，读者方面相同的报已经不少了。我们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果然有价值，尽可送到各报发表，各报没有不欢迎的。一定要自己独立办一个人云亦云的报，这是什么一种心理？我曾劝许多在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时［的］招牌吗？我实在不忍这样说，实在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在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新报出现，内容都大同小异(内中有几种牛鬼蛇神的报，又当别论)。看报的还是那一班人，实在人力财力都太不经济。所以我总希望大家拿这些人力财力，去办新文化运动中比出版物更进一步更要紧的事业。 死抱着祖宗牌位向后退走的顽固派，我们不去论他。就是那半新半旧的先生们，像那帮着警察厅大骂同学的人，又像那挂起留美学生的金字招牌办杂志，却仿照无聊的医生底办法，请出许多名人介绍，这班人既然可怜没有当顽固派的魄力，头脑中又抛不了祖宗牌位底偶像，我们也不去论他。我们深以为憾的，正是我们很推重的杂志，我们很希望的青年，也发出似是而非的议论：说什么“这种直觉的新学问家同古代的中国学者，有什么分别，恐怕还不及他们有人生与社会的经验呢”。试问大科学家底直觉哲学，是否毫无价值？试问中国现在是否有人算得是直觉的新学问家？试问古代的学者底人生与社会的经验，现在有什么价值？说什么“现在一班著名的新杂志(除去《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都是满载文学的文字同批评的文字。……世界新思潮，在学术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的精神，在社会上是真自由真平等的互助主义同新式的社会组织，在文学上是写实主义同人道主义。试看他们的文字，有几篇真有科学的精神(发阐科学的更少)，有几篇用科学方法彻底研究社会问题，又曾有几篇写实文学的大著作”。他列举的三种新思潮固然不错，可惜这三种新思潮虽然都受了科学的影响，却不是他没头崇拜的自然科学所能包办的呵！他用“趾高气扬的态度，夸大眇视的心胸”，骂倒一切新杂志，固然痛快，但独独推重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除了因为这两种杂志多讨论自然科学以外，不知道还有何种理由？他说：“我们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句话固然有理。但科学脑筋却不限于自然科学，不反背科学精神的文学艺术，也都是人类最高精神的表现。岂可一概抹杀！我们只应当拿科学的方法研究别的学问，却不可拿自然科学说明别的学问。拿生物学说明社会学，就是一个失败的先例。现在中国底杂志无不幼稚，难道只有讨论自然科学的杂志特别进步吗？他说：“今日之士，大弊有二：人人竞言科学，而实不知科学。……其所以不知科学者，科学艰深，非一蹴可几。玄谈易操，又且有功，故舍难就易也。顷年以来，思想革新，诚甚盛矣。然试登高远瞩，国内书报，刊行者何艰，亦尝有专言精确科学者乎。……美洲之科学北京之大学月刊数理杂志，其言论文章，稍近科学矣。然其销行之度，能如其他鼓吹谬论者乎。……方今之人，震于西学之势，痛诋中学。……而抑知性理之学，经数千年之蕴蓄，其中固有至贵者存乎。夫理学与科学，两事也。科学之效，在利用厚生，使吾辈有精严之宇宙观; 理学之用，在存养省察，使吾辈有正确之人生观。故理学不患其旧。虽羲皇之言，苟其果善，亦皆可从。所谓‘推之万世而准’也。而科学则力求其新，非新则绌矣。……又说新者多拾人牙慧之余，似是而非之妄解，虚诞无实之谬谈耶！此其二大弊也。此二弊者深入人心，小之可害中一人，大之可害遍族类”。这一段议论，恰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好像是一人手笔。前半段极为独尊西洋的科学(看他科学玄谈对举，又不满于近来的思想革新，又专门推重讨论自然科学的三个杂志，想必是专指自然科学)，别的关于思想艺术的学问，都一笔抹杀。这还是几十年前中国人慑于西洋物质文明底极幼稚的观念。至于西洋各地学术文化底发达，简直未尝梦见。当真西洋文明只有科学吗？我们只应该输入他们的科学，不输入他们的别种学问艺术思想制度吗？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言语学等，不比科学更难几倍吗？都可一蹴而几吗？后半段忽然又把中国底性理学抬起来和西洋底科学并重，而且分作两事，实在令人莫明其妙。大约他还是抱着张之洞以来“科学是新的好，道德是旧的好。物质文明是西洋好，精神文明是中国好”的一种成见。中国底性理学，和西洋底哲学伦理学学类，难道是中国独有的国粹吗？西洋底近代哲[学]伦理学都受过科学的洗礼，所以可贵。中国底性理学怎么样？中国底性理学，果然只谈人生观，不曾涉及宇宙观吗？科学果然只可以教我们的宇宙观，不能教我们的人生观吗？非科学的性理学，怎能够教我们的人生观正确不至错误。理学只问善不善，不问旧不旧，这话固然不错，但在理论上科学又何尝不如此呢？照他这样分别科学和性理学底不同，是否有科学的根据？科学的精神重在怀疑、研究、分析、归纳、实证，这几层工夫。“推之万世而准”这句话，是一种妄想。是演译[绎]法最大的流弊，决不是科学家脑筋里应有的东西呵！我们现在一面要晓得自然科学只是各种学术底一种，不能够拿他来取消，代替别的学术; 一方面要晓得别的学术(道德学、性理学也包含在内)，多少都要受科学精神的洗礼，才有进步，才有价值。 像那德国式的歧形思想，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自然科学万能，造成一种唯物派底机械的人生观，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非科学的超实际的形而上的哲学，造成一种离开人生实用的幻想。这都是思想界过去的流弊，我们应该加以补救才是。若是把这两种歧形思想合在一处，便可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底新注脚了。我以为珍重研究介绍新思潮的人，他若真是打破了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了一个科学脑筋，就应该指出那种思潮是新的，是合乎科学的，是可以发生好的效果; 那种思潮是旧的，是不合乎科学的，是可以发生恶的效果。不可以笼统说凡属自然科学以外的新思潮，都是“玄谈”，都是“谬论”，都是“空谈”，都是“燎原之祸”，都是“拾人牙慧”(义皇之言，何尝不是人之牙慧)，都是“似是而非之妄解”，都是“虚诞无实之谬谈”，都是“可害中一人”，都是“可害遍族类”。像这种笼统不举实例的谩骂武断，在官场文告中时常看见，学理的讨论果然是这样吗？科学家底态度果然是这样吗？自己说“一种学理，还没有彻底的了解觉悟，就不应当拿出来鼓吹青年”，“我们学理不曾真正研究，怎么能鼓吹他人评论他人呢？”“还须虚心观察，不敢独断底人”，怎样竟出以非科学家的态度呢？谬论与空论不同。说他是谬论，必须要指出他所以然的谬处，才算是科学态度的批评。若拿出科学家的态度，实际批评那种新思潮是何以好，那种新书报，那篇文章，有那种谬论，他谬处在那里。像这种学理的讨论，正可以使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若是不问青红皂白，对于一切新思潮笼统加以“鼓吹谬论”的徽号，这简直是从根本上反对新文化运动，助守旧官僚张目，要造成向后的反动。若是明目张胆的守旧派说出这种话，我们不以为奇。某杂志似乎也是一班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办的，竟然有向后反动的现象。像这种挂起“毋忘国耻”招牌卖日货的办法，我们断然不能容忍！ 有一个人写信给在北京的朋友说：请你告诉秦先生，“我赞成新思潮，新文学，请他邀同全体教员学生打电报给山东督军，快快派我的差事”。上海有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因为现在关于新思潮的报销路都很好，此地有许多做黑幕小说的做红男绿女香艳小说的朋友，都打算改做这种投机的事业了”。我得了这两个消息，不禁替新思潮捏了一把冷汗！我们所欢迎的新思潮，不是中国人闭门私造的新思潮，乃是全人类在欧战前后发生的精神上物质上根本改造的公同趋势。这是何等神圣事业！我们中国人腐败、堕落，精神上物质上都到了破产的运命。最后的希望，就是想随着全人类大改造的机会，来做鼓吹这大改造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或者是起死回生底一线生机。这种最后救济的新运动，不过才有一点萌芽。倘若仍然把他当作从前的维新、立宪、革命运动一样，当作一种做官发财的器具，这便是明明要把中国人和全人类同样做人的一线生机斩断了。做官发财的路道很多，何必做这样黑良心的事！鼓吹新思潮的报，自然没有人能够专利。容人悔过，也算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是没有觉悟的人，仍然是拿投机射利的动机来办鼓吹新思潮的报，所以不得不替新思潮捏一把冷汗。我有一位山东朋友，他有一种偏见。他总说：“上海社会中了“苏空头’的害，无论什么事发生，总有许多人乘热闹出风头，决不会有真实的新文化运动”。这位朋友虽然学问见识都好，却不曾到过上海一次。他的观察未必正确。我是住过上海好几年，却不敢像他那样一体轻视上海底朋友。但是我很希望在上海的同志诸君，除了办报以外，总要向新文化运动底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上发展，才不至为这位山东朋友所轻视！就以办报而论，也要注重精密的研究，深厚的感情，才配说是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像现在这样的浅薄、粗疏、空泛，谬论还不彻底，小区区就是一个首先要自首悔罪的人，持论谬不谬，和精密的学理，原来是两件事。有时很精密的学理也许是谬论，有时学理虽不精密也许不是谬论。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理研究才好。像克罗马底资本论，克波客拉底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底榜样。但也许有人说他们是鼓吹谬论。某杂志骂倒一切书报，除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是鼓吹［谬］论。又没有举点证据出来，固然是很糊涂。我恐怕他这样非科学的笼统论调，要生出向后反动的流弊。所以上面不得不稍化辩驳几句。至于他主张“发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学理的价值”(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好得多)、“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几句话，却真是我们的昏夜警钟呵！ 1920年1月11、12日《大公报》（长沙） 署名：陈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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