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2001年7月16日中俄两国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表明，中俄两大民族决心世代友好下去。从近期看，它是从1992年以来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和通过的中俄联合宣言、声明发展而来；从长远讲，它至少是中俄两大民族近百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探索友好合作方式的必然结果。对中俄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大多数国家的舆论给予了好评，但在1996年中俄两国正式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后，也有些国家舆论对中俄战略协作与睦邻友好关系进行种种猜测和挑拨，说“中国和俄罗斯从未成为真正的朋友”，3“中国人对俄罗斯从17世纪到19世纪大举向西伯利亚挺进怀恨在心”4，中俄两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将会发生冲突”等等。5这些舆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都企图根本抹杀中俄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矗对这些舆论原本可不去理会，但除两国有关专业工作者外，对中俄两国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青年一代，对近百年来中俄关系史中发生的一些真实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和系统的认识，再加上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发生的“大论战”，以及在中苏关系全面对峙时期，对两国关系负面影响谈得过多，掩盖或冲淡了中俄关系史上最基本的和最积极的方面，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我们两个国家签署的一系列友好合作文件，仅仅是为了避免对抗。因此，十分有必要清点一下近百年来中俄关系史给两国人民留下的最主要的历史遗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珍视它。须知，这些遗产是促进我们两大民族永远友好合作的最基本因素。
　　一．关于历史：中俄关系的分与合
　　1.对三次结盟的历史回顾
　　回顾近百年来的中俄关系史，就会发现一个最起码的事实，那就是中俄两国曾三次签订盟约，即三次结盟。这三次盟约是中俄两国分别在1896年6月3日签订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6《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相互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2从以上三次盟约的最基本内容可以看出，中俄两国对来自威胁双方安全的外部侵略，两国之间不是相互给予一般性地支援、同情，而是将所有能调遣的“水陆各军”、“尽行派出”；“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纵观这三次同盟的宗旨，可是肯定地说，都是毫无保留的军事—政治同盟。中俄两国在近50余年时间内，三次结为政治军事同盟，在世界近代国家双边关系史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回顾中俄两国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这三次结盟在俄国经历了帝俄时期和苏联时期；在中国则经历了清帝国时期、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此期间，中俄两国国家体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相继发生了巨大变化。纵观国际环境，中俄两国的三次结盟经历了19世纪末的强权政治时期，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和冷战开始时期。当然，除三个盟约外，中俄两国还签订了其他一些互相支持与同情的文件与协定，如1924年的《中苏协定》（又称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37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发表了不亚于条约作用的《孙越宣言》。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今天，中俄两国又结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而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从中俄两国第一次结盟到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恰好经历一百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历史的巧合，但同时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定位。因为上述最基本的事实至少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对两国人民来说，无论他们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与变革，也无论国际形势朝什么方向发展，双方都需要相互支持与合作，而且两国在不懈地探索、寻求有效的合作方式。一次合作不成功，就再来一次，一定要找到最佳的合作形式，以便使我们两大民族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2．促成中俄接近的内外因素
　　既然我们认为中俄两国三次结盟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中绝无仅有的现象，那么在这一特殊现象背后势必有其特殊原因。中俄两大民族交往关系源远流长，而且两国又是近邻，因此历史和地缘因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绝不是促使中俄两国结盟最主要的因素。同样，中日两国也是近邻，而且还有共同的东方文化背景，但中日两国历史上从未成为盟国。相反，中俄两国三次结盟都是针对日本的。那么促使中俄接近的特殊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那就是中俄两国在革命、改革和建设上利益的一致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中俄两大民族发自内心的相互同情和支持。这就是促使中俄两大民族接近的根本原因。
　　20世纪初，中俄两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与革命。在此之前，中俄两大民族在历史上都各自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并且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了自豪感。两大民族的历史文化对其他民族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20世纪初，中俄两大民族相继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危机感，其中，带来这种危机感的最重要导因是发生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次战争不仅是俄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样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巧合。这次战争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东北，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的非正义战争。由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实行“局外中立”政策，证明它完全失去了统治中国的能力。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国内爆发了1905的年革命，革命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思想焕然一新。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客观地说，中华民族的危机感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造成的，而俄罗斯民族的危机感则是沙皇专制主义制度发动对外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引发的。中俄两大帝国，一个是受外来侵略，一个是对外战争，尽管原因不同，但导致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帝国灭亡，旧的意识形态瓦解。
　　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教育俄罗斯人民要按照人类平等的原则对待邻国1，要“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来坚持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2。列宁不仅恢复了俄罗斯人民正当的民族自豪感，同时号召他们去同情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他确立的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思想与实践，使中俄两大民族有了契合点，使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中华民族与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产生了共鸣。这就是中俄两大民族解不开的情结。
　　今天，无论对十月革命做何种评价，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俄政府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发表的对华宣言，以及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于1923年发表的《孙越宣言》。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与中国国共两党先后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造就了轰轰烈烈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为主要目标的中国大革命。反帝斗争是中俄两大民族的共同需要，超越了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范畴。对中国人民来说，反帝斗争就是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由和民族解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就是使新生的国家政权能够得到巩固与加强，改善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外部环境，拓展俄罗斯民族的生活空间。大革命期间，中俄两国的真诚合作，使我们两大民族成为真正的朋友，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对两国和两大民族后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中俄两国关系在以后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中俄两大民族从未间断过在反帝斗争中的同情与支持。中俄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利益上的一致性，将中俄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苏两国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结盟，正是这种利益一致性合乎逻辑的发展。中俄两国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多极化，主张世界各民族平等对话，同样也是中俄两大民族历史上反帝斗争利益的一致性在当今世界局势下合乎逻辑的发展。
　　提到中俄两国三次结盟的外部因素，就不能不看到地缘政治因素和世界格局变化对两国关系的直接影响和制约。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外部因素对中俄关系所产生的“推拉”作用主要来自日本。中日俄是远东三大邻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最强，俄国其次，中国最弱。日本是侵略中国最凶恶的国家，而俄日之间更是矛盾重重，其总的态势是日本长期对中俄两国处于进攻地位。因此，中俄三次结盟也都是针对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扶植日本并与其结盟，从东方构成对中俄两国的共同威胁，因此与其说中俄两国第三次结盟是针对日本，倒不如说是针对美国。但中俄两国三次结成反对第三国的同盟都是防御性的，而不是为了进攻性的。可以这样说，中俄两国在历史上接近的程度取决于外部世界对他们的挤压程度，或者说是“逼迫”的程度。这一情况同样昭示出一条具有规律的现象，即中俄两国关系是随着外部世界变化而发展的，只要外部世界威胁到中俄双方的共同利益，那么他们就会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甚至结成军事、政治同盟。
　　以上所提到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总和就是两国民族利益在两国关系中的集中体现，而两国的民族利益因素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终极因素。尽管中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国家关系，影响两国关系变化和发展的还有党派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领袖的个人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有时也会起决定性作用。但如果这些因素不能顺应两大民族利益的需要，无论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两国关系最终必将会走到两大民族共同利益的轨道上来。这就是中俄两国于1979年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0余年后，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根本原因。
　　3．两国关系史留下的遗产
　　以上是百年来中俄关系史的最基本线索。当然贯穿在百年中俄关系史中的并非都是鲜花和掌声。在漫长的中俄关系史中，有甜蜜，有遗憾，有怨愤，还有血泪。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对中国人民来说就是一部血泪史。就中俄两国首次结盟而言，对中国人来说，就充满了辛酸和痛苦的回忆。在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仅签订了4年以后，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在八国联军内就有俄国的军队。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甚至连"中俄密约"的俄文原件，也被俄军士兵从慈禧太后的卧室中抢走了。1仅这一件事，中国人就有上当受骗的屈辱感觉。
　　但历史是由正面和负面，甚至多个层面组成的。正面和负面是不能互相掩盖和替代的。仅就首次不成功的结盟而言，它所留下的也不仅仅是“痛点”。首先，作为这次结盟的直接产物，在中国东北腹地出现了纵横南北的“侗字形大铁路—中国东省铁路2。无论两国在这条铁路上曾发生过多少次争斗、武装冲突，甚至是国际纷争，3但它毕竟是中俄两国人民用血汗筑成的。它的出现，把中俄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至今仍然是中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重要纽带。为修筑这条铁路，俄国投入资金高达3.75亿卢布，4中国则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力，仅筑路土工最多时曾达到20万人。5筑路工程刺激了东北经济发展，在铁路沿线上相继出现了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也使大连、旅顺港、佳木斯、富锦等沿海、沿江城镇得到了繁荣。铁路的运营，城市经贸生活的繁荣与发展，加快了东北近代化的步伐。到20世纪的20年代，铁路沿线大城镇普遍用电，煤油代替了豆油。铁路开通，促进了中俄双方人员科技文化的交流。随着铁路工程的进展，大批华工沿铁路进入俄国，到十月革命的前夕，旅俄华工和华侨最多时曾达200万人，其中相当数量的华工参加了俄国革命和建设，有的牺牲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有的加入苏俄国籍，成为俄国永久居民。与此同时，俄国各阶层居民也大量涌入哈尔滨及铁路沿线，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激增至40万人。一位出生于哈尔滨的俄罗斯学者，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俄文化交流情况作了如下描述：当时迁入哈尔滨的俄国居民"人人都能识文撰字，铁路基干工人和工匠也都有文化，铁路技术员、工程师是当时俄国科技界的优秀代表。由于哈尔滨地处铁路中心，移入的俄国各方面人才也最多，因而它"在两个伟大的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中华文明广泛地相互丰富和互相影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满洲的俄中居民之间不存在任何人为的隔阂。.....在当时，俄国和欧洲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艺迅速成为与我们比邻而居的中国居民的财富，被加以吸收利用；中国人民独具特色的和丰富多彩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也被俄国人所吸收，并通过各种渠道随时渗透到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当中，尤其是当地中国人民在农业、手工业、工业方面的有益经验被俄国农场主和企业家们所借鉴。"1客观地看，以中东铁路为纽带，大量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同情和友谊，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是发展两国关系长期起作用的重要因素。
　　至于签订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直接成果，是加快了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胜利进程，提前结束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无论怎样评价这个条约，都丝毫改变不了这个基本事实。同时，还必须提到，在中华民族危亡最深重的抗日战争期间，正是苏联第一个慷慨地支援了中国。
　　而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说，它把中苏两国各个领域的相互合作关系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给两国人民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今天，尽管对东西方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机制可以做各种评论，但不能否认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不能否认该约在当时给两国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带来的好处。中苏同盟的实际效果远远超出了两国的界限，造就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强大时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至少造就了中俄两国三代人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如此深厚，以至抵御住了长达20年之久，在两国间相互进行的大论战、大批判带来的损害。但这次联盟的破裂也给中俄两国人民留下了最大的遗憾，因为当时无论就两国的内部因素而言，还是就外部因素来看，都没有造成中苏联盟一定要破裂的理由，因为世界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苏在国际事务中仍需要相互支持；两国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相互同情和支援；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合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余地。所幸的是，这一遗憾转化成为中俄两国人民反对对抗的"免疫力"，两国领导人找到了避免发生对抗的合作方式。同样，反对对抗的"免疫力"，无论对中国人民来讲，还是对俄罗斯人民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二．关于现实：加强相互信任，充实合作内容1.加强相互信任中俄关系的前景是美好的。为实现这一美好前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加强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相互信任。谈到民族间的相互信任问题，就不能回避中俄两国学者在60-70年代辩论的重大问题之一的中俄领土与边界问题。本文开端提到的所谓中俄两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会发生冲突问题"等舆论，就是根据场大辩论的后果所做出的推断，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在1964年7月10日同日本客人的那次谈话做出的推断。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根据《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1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他在同年10月9日与阿尔巴尼亚客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做出了明确的阐述：赫鲁晓夫派兵进攻中国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准备。因此，我们的讲话放些空炮，讲些空话，在边界谈判上，我们要采取攻势。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也许你们以为我们真正要收回154万平方公里沙皇占领的土地，我们并不要，这叫做放空炮，引起他紧张。2毛泽东当年的谈话清楚表明，对那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我们并非想收回，是放空炮，是分清历史是非，所要的只是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由于1964年2月中苏两国就边界问题开始谈判，毛泽东所指的那些被割占的领土，是针对谈判方针与策略而言，即中苏两国在关于边界问题谈判中，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目前的中苏边界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确定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任何一方违约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归还对方。总之，通过放空炮，亦即通过攻势，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
　　应当指出，毛泽东提出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中俄边界基本走向的原则，也是中国历届政府的一贯立常尽管这些条约签订在19世纪，对中国来讲具有极强的不平等性质，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直到被推翻前，只能按照当时的国际行为准则行事，遵守那些条约。辛亥革命胜利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也没有提出废除这些条约。至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主要是指废除"二十一条"，废除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实行关税自主。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宣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里所指的是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条约和协定，并不包括清朝政府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事实证明，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是理智的。
　　但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谈判和就边界领土问题产生的争论，发生在中苏论战的特殊历史时期，无论中国，还是苏联，一切工作都是以围绕“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为中心。此时提出边界领土问题，毫无疑问，等于为本已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大论战火上浇油。因此在中国，从批判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一步步地转向了批判“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继承沙皇衣钵，实行霸权主义，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在苏联，则从批判毛泽东的教条主义，升级为批判“毛泽东分子”推行大汉族霸权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这样意识形态的对抗就变成了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毛泽东1964年谈话的真实意图被大批判的硝烟完全掩盖了起来，历届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无人注意，而在苏联造成了中国想收复"失地"的错误印象。
　　其实，早在这场论战发生之前，一些前俄苏联学者，甚至一些政府官员并不回避《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分清中俄两国领土和边界问题上的“历史是非”并不是敏感问题。1但由于上述原因，特别是将如何认识历史问题与中国想“收复失地”的错误印象联系起来，事情就复杂化了。20世纪的60-70年代，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做出决定，命令有关部门将教科书、学术著作、地图集中对《尼不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错误的说法"和"不正确评价"改正过来，并按照"正确的立场"出版新的学术著作。2而在中国，从1969年起，直到80年代中期，史学界所能从事的研究工作只有一个，那就是批判沙皇俄国对外侵略扩张。双方动员一切舆论工具批判对方，直到酿成边境武装冲突，发生流血事件，才开始有所清醒。3这些舆论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客观地反映中俄两国关系的历史，使历史的消极方面掩盖了积极方面；在两个民族心理上留下了阴影，影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现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经签订，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缔约双方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严格遵守两国间的边界。缔约双方根据1991年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继续就解决中俄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在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向世人昭示，中俄两国之间除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外，领土和边界问题已经得到了永久性的解决。既然领土与边界问题已得到解决，再谈历史上的边界与领土问题，那就是纯学术问题。至于学术问题，自然可以进行各种讨论，但我们讨论过程中，应当时刻注意要消除历史给我们两大民族在心理上留下的阴影，更不能煽动民族情绪。
　　在对中俄关系史近百年的发展的线索有一个基本认识的同时，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以及中俄两国间具有的4000余公里的漫长友好边界是中俄关系中最基本、最积极因素，是继续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深厚基础，两国人民一定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那些所谓中俄两国之间从未成为真正的朋友，两国友谊不会长久，注定要发生冲突等说法便能不攻自破。
　　2.充实合作内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签订《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根本目的是为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发展。当前，我们两个国家积极发展改革与建设方面的合作，继续深化和加强我们两大民族友谊。在国际事务中，中俄两国积极加强各方面的协商与协调，特别是在重大的国际战略问题上的协商与合作。这不仅为我们两大民族，同样也为其他民族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提供了保障。中俄两国进行战略合作的目的不是针对第三国，其原因是在当今世界没有直接威胁到两国共同利益的敌人。尽管我们希望永远也没有这种敌人，但这并不排除中俄双方在一旦出现的外部威胁时束手无策，相互漠不关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毫无疑问，中俄两个大国针对外部具体威胁进行“接触和协商”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中俄两国在建设和发展方面的合作，同样不应是一般性的合作，而应以与这两个大国的地位和他们的关系水平相符合的合作项目为骨干，带动一般性的合作。换句话说，必须有世纪性的合作项目，如连接俄罗斯伊尔库次克和中国大庆的2500公里长的石油管道工程；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工程，就将像20世纪的中东铁路一样，为两国在新世纪后几十年的经济合作奠定牢固的基础，进而从政治和经济的高度把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更新的水平。
　　加强我们两大民族的相互信任与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只要消除误解，增加信任，不断充实合作内容，我们两国关系就会更加美好！

注释：
　　1薛衔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研究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2栾景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后)。
　　3 [英]《金融时报》社论“新同志”，新华社伦敦1997年4月22日英文电；转引自徐葵等编《跨世纪的战略抉择—90年代中俄关系实录》，以下简称《战略抉择》，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4 [英]《经济学家》周刊“俄罗斯和中国”，新华社伦敦1997年4月25日英文电，转引自《战略抉择》，第264页。
　　5 [英]《情报文摘》“中俄友谊为何不能长存”，新华社伦敦1996年5月3日英文电，转引自《战略抉择》，第259页。
　　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会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50页。
　　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会编》，第3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327页。
　　2《中苏友好文献》，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3页。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11页。
　　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12页。
　　1《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柏林1922年版；俄文版，第167-168页。
　　2此路又称中东铁路、中长铁路，1956年由苏联政府全部移交中国。有关这条铁路的建设与发展的论著很多，在此不详细列举。俄罗斯学者A.霍赫洛夫教授撰写的《中东铁路—20世纪头30年满洲经济文化进步的重要因素》文章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文章客观地论述了中东铁路对促进东北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李学君、季卡廖夫主编：《俄中关系—世纪之交时的求索》，中国地质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235页。
　　3中东铁路所引起的各种纷争主要是由俄国方面攫取该铁路业务经营范围以外的权益所引起。这些权益包括：路方在铁路沿线大量拓展土地作为“铁路用地”，以致于铁路沿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路区”。在路区驻军、设警、征税，并设立市政、法院、监狱等机构，侵犯了中国国家主权。中俄两国在1924年签订《中苏协定》与《奉俄协定》后，苏联方面取消了以上特权，中东铁路恢复为纯商业性企业。此后，中苏两国关于该路的交涉主要集中在铁路的管理权方面。在该路上发生的最大冲突是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详见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此数据为路方于1903年铁路通车时的统计数字，其中包括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损失和未竣工工程支出；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1923年哈尔滨俄文版，第219页，263页。
　　5按中俄《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规定：铁路用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提供，“不纳地价”，若系民地，由路方按价购买。实际用地主要是官地，等于中方的投资。筑路土工人由路方雇佣，中方协助招募，其中相当部分人成为东北移民。
　　1麦里霍夫：《遥远而又亲近的满洲》，莫斯科，1994年版，第267-268页。
　　2《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客人的谈话》，1964年9月10日。
　　1详见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移民》，符拉迪沃斯托克1911年版，第16页；波克罗夫斯基：《19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和战争》（文集），莫斯科1923年版，第356页；《苏联大百科全书》，1926年版，第1卷，第756页；高尔基等：《苏联国内战争史》，第1卷，莫斯科1936年版，第58页；维辛斯基主编：《外交词典》，第2卷，莫斯科1950年版，第344页；葛罗米柯主编：《外交词典》，第2卷，莫斯科1961年版，第498-499页；谢别尼科夫：《18世纪的俄中关系》，莫斯科1960年版；《苏联史纲》（17世纪部分），莫斯科1955年版；《世界通史》，第5卷，莫斯科1956年版；第6卷，1959年版。这些权威性的专著、论文或综合性的学术著作的有关部分，均曾指出中俄两国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2俄罗斯解密档案：《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4年6月3日；1969年月24日；1978年6月13日。
　　3 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后，中苏两国总理于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谅解：中苏边界谈判将于10月份在北京举行，在边界问题未得到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脱离武装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