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其昌之死
陈道同
在叙说我父亲牺牲一事之前，先说说他在世时我家的最后居住之地。那里不仅是父亲被
捕遇难之处，母亲谢世之所，而且是我一家三代风雨经历之见证。那里有着我家的血和泪，
至今忆及仍不免唏嘘。
我家有两个与平常人家不同的特点：一是父亲长期与家人分开居住；二是勤搬家。后
来我明白，二者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父亲从事地下工作（即托派反日反国民党统治的
斗争--编者）的方便与安全。关于第一点，抗战之前，母亲带领子女长期住在江湾农村，
而父亲一人却在租界借住亭子间。那时他曾多次碰上特务的盯梢，每次都靠着单力轻装之便
，与之周旋，最终得以摆脱尾巴。所以每逢他回来，全家就有一种喜悦的团聚气氛。每次回
家都在晚上，我的名字就是他的叫门声。
至于勤搬家这个特点就更突出了。不说抗战前，单说抗战开始后至1939年底搬到他遇难
之地为止，二年内，共计搬家五次；1939年秋，西康路617弄213号新居是间木阁楼，约十二
平米。屋面构造是木梁上搁椽子，椽子上就是直铺的细砖和瓦片。一点不保温。屋内确实是
夏日如火烤，冬日水结冰。最糟糕的还是无电无水。可是母亲后来告诉我，当年父亲选择此
处作住家的原因除了贫穷外，还看中了此外二个优点。一个优点是此地偏僻人口较少，与周
围邻居相隔较远；另一个优点是地处位置也有优势，进退方便。
抗战前，我家全靠父亲卖文为生。上海沦陷后，出版事业一片萧条。几家固定的受稿刊物，如北新书局的《青年界》、《社会日报》，以及不定期投稿的《时事编纂》、《东方杂志》等，此时已不是停刊就是改变
了方向。所以，当薄薄的一、二百元积蓄花完后，我家在1938年底或1939年初进入了经济上
的困难时期。父亲望着母亲及五个子女嗷嗷待哺的嘴，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不仅经济上的困苦压迫着他，同时，他政治上进入了最苦闷时期。现在细想起来，这个
苦闷所反映的正是理想和实际的矛盾；具体地说，矛盾的内容是一个革命者如何去认识时代
以及如何去响应时代的呼唤。当时每一个革命者在抗日战争这个新形势下，都有一个如何认
识抗日，以及如何对待抗日的问题。
此时父亲已追随陈独秀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了。他是如何认识抗日又如何准备付诸行动
的呢?现在我只能由以下几段文字作个说明：
陈独秀在1937年11月曾有一封信，对上海托派中人逐个给予评说。他对父亲的评语是：
“我对昌(即陈其昌)俊还有点幻想，并不是他们关于最近局势的见解和我接近，而是他俩的
工作精神比较积极。如果能在群众中积极工作的话，终会抓住现实。”(见《给陈其昌等的
信》)
父亲的同学、好友、同志王凡西曾这样说：抗战开始在“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上
，他显然受到陈独秀的影响，深深觉得我们光在‘孤岛’上办报写文章，决非抗日与未来革
命的好办法，更不是唯一的办法。他要求真正置身于战争中……他希望我们的领导机关能逐
渐迁移到抗日的后方去”(见《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
1985年8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三期上有史明写的《陈其昌其人其事》，称：“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抗日的热潮中，上海出现了各界抗日救国的民众组织，其中之一是
“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陈其昌和赵济都参加了这个协会，进行过抗日宣传工作”。又说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到九、十月间，日本强盗侵占了上海大部分地区，‘英法租界
’也岌岌可危，许多人纷纷离开上海。陈其昌当时住在沪西，一家数口，无力离开，只好继
续住下去。”
母亲还曾告诉我一件事：“你爸从四川回来后曾说：‘我们也有军队了，说不定哪一天
我要打仗去。’”他终于不曾拿起枪走向战场，但当初并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另有缘故
，下面还要谈到。
根据以上所述，父亲是个崇尚实干的人。他并非轻视理论，一个在北大读书五年，且是
学哲学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性。他反对只说不做，清淡无为和陈独秀所批评
的“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的风气。1948年间，我发现家中还有一本当年敌特抄家
时漏抄了的油印小册子，忘了刊物名称，内中父亲的一篇文章却给了我很深印象，其文风至
今在目。他批评内部的不良学风、脱离实际、无聊清谈。这篇文章明显反映了他当时渴望投
入行动的苦闷心情。此种心情的由来应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具体经历有关。
根据北京大学的原始资料，父亲于1922年8月进入文预科，1924年转入哲学系本科，原
定1928年暑假毕业。至于入党时期，《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一书所载，“约为1926年”
，据一些回忆文章，则为1925年，并担任过支部干事、市东城区委委员等职。《北大日刊》
1927年1月13日公告中有他担任校第四届学生会宣传股副主任的记载。上述情况与母亲所说
的相一致：“开头几年，全靠你祖父每年寄200元维持生活。他知道来之不易，所以读书很用功。可是到了离毕业只剩一年
的时候，完全变了，书不念了，整天跑东跑西干革命了。”于是我知道他是在大革命高潮时
期，在三·一八运动前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第一代革命家就他们参加革命过程的差异，
也许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先接受革命理论然后走上革命的实践，一类是先走上了革命的
实践然后再补充革命的理论。父亲属于后一类型，他是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出于向往建立
一个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这样的愿望，溶人革命大军。母亲曾劝他好好念书，他是这样回答的
：“等打倒军阀，革命成功之后，再念书不迟。”母亲问他：“军阀什么时候能打倒?”他
说：“快了，快了”。大概这是大革命高潮时普遍的心理状态。后来白色恐怖笼罩南北大地
，他不得不抛下学业，携带妻子，抱着刚出生的我，躲进北京西部山区，并于1928年南下上
海，开始了另一样的生活。母亲曾问他：“革命怎会失败了呢?”他回答：“路走错了，得
从头来，现在先要打倒蒋介石。”说这话的时候，他大概已是左派反对派（陈独秀时代的托
派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编者）成员了。综观他的一生，他之参加革命是匆匆上
阵的，没有经过理论准备的阶段；此后，也没有机会补充理论。所以王凡西文中说他有“一
种略偏于经验主义的思考方法”。这句话切中要害。因而“他最讨厌那些徒事空谈的革命者
。实干是他的一切。陈独秀赏识这方面的陈其昌。”又说，他“当年因无法实际参加抗日行
动而苦闷。当时他经常叹息：‘我们有目标，但没有走向目标的道路。’为要寻找道路，他
去了香港。他和一位名陈仲禧的朋友住在一起，认真地想走上‘走向目标的道路’。……
如果他继续这个‘觅路企图’，他大有可能与陈仲禧一起牺牲在中山的游击战（托派中央委
员陈仲禧曾领导一支游击队在广东中山县进行抗日战争，后失败--编者）中”，这就是上面
说到的“我们也有军队”和他终究没有去打仗的真实情况。他来自实干，却又无奈地脱离实
干，苦闷由此而产生。
正当他处于苦闷境地的时候，我的伯父，即父亲的亲哥哥，自天津来到上海。由此改变
了父亲的一生。
1935、36年间，敌伪势力侵入华北。伯父与河北省银行的几个同事开始从事抗日活动。
被发现，为逃避敌伪追捕遂来上海。风声过后，他返回天津，继续抗日活动。七七卢沟桥事
变后，敌伪强化统治，抗日活动日益难以开展，他们一伙人遂分散。有的去了重庆，他和几
个人来到上海。他们在上海的活动就是收集敌伪经济情况，交给一个秘密电台，以密电方式
拍往重庆。他告诉我：“说是情报，实际上是胡乱搞点消息，不分真假，只是为了换点钱，
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而已。”后来此类情报工作越来越危险，不能长久以此糊口，所以到
重庆去另谋生路。去前他找我父亲暂时代理他的工作。开始时父亲坚决不同意，后来在伯父
再三要求下，父亲同意了，但只同意短期代理。结果不久电台被日帝破获，台长叛变，交代出
父亲，暴露了父亲的真实政治身份。于是轻案牵涉出重案，加之重庆方面拒绝营救，最后是
父亲以鲜血荐献轩辕，最大限度地完成一位中华儿女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做的一切。
1942年6月30日晚上十时左右，我们已经入睡，一群敌特，短装打扮，态度凶狠，吵吵
嚷嚷，父亲被他们推搡着走了进来对我家进行搜查……
我听到一个汉奸说：“这么多书”?显然已搜查到床下的书箱了，其中有不少托派抗日
的油印刊物。
突然，一声咆哮声传到我耳朵里：“你是共产党?”显然，书箱里的违禁书刊被他们发
现了。
接着是父亲的平静的回答声：“你们自己看吧”，这是父亲在整个搜查过程中说的唯一
的一句话。
从一个案子中就这样发现了另一个案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从一个普通的并不致命
的案子中发现了另一个重大的必定致命的案子。
父亲以镇静的口吻来回答敌特们的咆哮，这是对他们的蔑视，代表着中华儿女不畏强暴
的英雄气概。从这句话中我已知道他已不作生的打算了。
楼上引起一片慌乱。几个人在殴打父亲，父亲沉默以对。父亲被押走时对我说：“以后
跟着妈妈好好地过吧。”我一面“噢”地应着，一面禁不住哭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很少几
次哭泣中的一次。此时父亲无疑已下了牺牲的决心。他是勇敢地向死亡走去，为自己的信念
，为民族的苦难，大无畏地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走去。
大约过了二十多天，来了一个“毛队长”，四个保镖。毛队长对我母亲说：
你男人的案子本来倒不怎么严重，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可是现
在发现你男人原来是共产党中一个派的领导人。所以这案子就严重了。他是个有本事的人，
我们很需要他。可是只有他先说出他的同党的名字和地址，我们才能救他的性命。他到现在
什么都不肯说，叫我们也没有法子救他。他不肯说只要你肯说出来也是一样的。要不你就跟
着我们去当面劝劝你男人。
对于这位“毛队长”的威逼、利诱、恐吓，母亲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至于要她
“当面劝说”更是一口回绝。母亲跟随父亲此时已十八年了，见过了风风雨雨的大场面。看
来她已同样不抱父亲生还的希望。
母亲没有文化，是裹着小脚跟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的父亲结婚的。她生性刚烈、
倔强，深受亲属和邻居们称道；十八、九年的与父亲风雨同舟，经过考验，所以危急关头能
够镇定自如。我深深记得在“文革”中她教导我的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把命豁出去就什么
都不怕了。”她忠于丈夫的事业和信仰，不计自己的生命安危，在敌伪面前充分表现了中华
儿女不畏强暴的优良品德。她认识父亲的许多朋友，即使不知地址，但姓名总是知道的，但
她没有透露一人。父亲在这年9月被杀。
一个深秋的晚上，突然，进来一个中年人。问清了我们是陈其昌的家属后，告诉我们：
他刚从日本宪兵司令部里放出来，过去曾与父亲关押在一起。父亲托他出来后转告家属：有
一本封面被老鼠咬坏了的硬簿子要好好保存，千万不能丢失。
确有一本封面被老鼠咬去一半的本子不曾被敌伪搜去，这是一本会计账册，里面却记载
着亲友们在全国各地的地址。父亲不仅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上海挚友们的安全，临刑之际，
还关怀着全国各地亲友们的安全。历史证明：陈其昌一案只牺牲了陈其昌一个人。后来父亲
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陈其昌被捕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原定的一个会照样在原定的时间和原
定的地点举行，因为他们确信父亲不会叛变。还有，父亲与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先生有相
当深的交情，陈出事后，有些人便要汪老先生做点准备，以便应付日本宪兵的到来。汪老先
生却处之坦然，说：“我相信大哥一定不会连累别人。决无问题、决无问题。”这就是父亲
的品德，不用再说其它了。
（摘自《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4月）
冯雪峰的“黑锅”
董学昌
（冯雪峰为鲁迅起草了颂扬毛泽东、攻击托派的信，但他自己在解放后却难逃厄运。本文还从一个侧面揭开胡乔木的另一面，揭开另一个大冤案。——编者）
先师骆宾基先生在一九九0年十月七十三岁时第三次中风，在医院躺了近一年后回家调理。
他从此失去自理能力。但，他的头脑依然清晰，好像他知道来日不多，急于处理堆积的出版
社校稿和朋友们的信件。那时，我常常为他代笔复信或誊稿。
九二年五月中旬的一天，谈到了冯雪峰，说起八十年代中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冯雪峰学
术讨论会时，他忽然悲愤大恸，痛苦、激愤和惭愧自责的神情一起涌现在他脸上，泪水涟涟
不断，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他--这位七十多岁身染重病的老人如此动情
。
会议一开始，他就觉得气氛有些异样。有人提出：以前讨论会只谈冯雪峰的优点，而未
触及他的错误，今天可以优点错误一起谈。首先发言的是胡乔木，他说冯雪峰在一九三六年
从延安回到上海，未能马上找周扬，说是要考察周扬。而周扬后来去延安，冯雪峰派人护送
，在走到西安时，护送的人对周扬说，是冯雪峰派他监视周扬的……骆先生听到这里，十分
气愤，胸中涌起一股冲动，想挺身发言，当场驳斥这种论调。但，他想到大会没安排他发言
，而胡乔木又是领导，贸然顶撞，不仅会搅乱会场，还难免要得罪人。而且会上还有两位外
宾（其中一人是日本鲁迅研究会负责人池上正治，曾参加过第一次冯雪峰学术讨论会，也是
骆先生请来的客人），影响也不好，便压制住了自己。
骆宾基这样叙述时，眉头紧蹙，痛苦地呜咽起来，任热泪漱漱地流淌，也不去擦。他似
乎在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惭，又对胡乔木重复反“右”时的荒谬论调感到义愤。他声音哽咽
地说：“他（胡）怎么能当着外国人的面，竟说出这种没有对证的话呢!”
骆先生哭诉着：当胡乔木说到冯雪蜂在抗战爆发后擅自脱党回家的时候，有一位女土实
在按捺不住，站起身来，当场驳斥了胡乔木。她说，冯雪峰离开上海回浙江，是因为同博古
斗争，吵翻之后才走的。这位女士就是林琼，在皖南事变后的上饶集中营，与冯云峰同属一
个党支部，雪蜂是支部书记。赖少其和邵宇化装越狱逃跑所用的经费，就是林琼交给冯雪峰
，又由冯雪峰交给他们的。林琼早在三八年就在浙东，了解冯雪峰的情况。后来她到了重庆
，见到周恩来，汇报了这些情况。周恩来是非常清楚的，说冯雪峰同博古的斗争是正确的，
并派人恢复了冯雪峰的党籍。
骆宾基说到这里竟大哭起来，说：“一位女同志都比我强，她不怕打击报复啊!可那时冯
雪峰确是在同博古斗争呀!胡乔木分明是在歪曲事实。”
骆先生继续说到后来会上又有人发言，说五七年反“右”时，冯雪峰上了邵荃麟的当。
邵荃麟对冯雪峰说，只要他承认错误，还能保住党籍。而冯雪峰承认了“错误”之后，仍然
被开除出党。骆先生气愤地说：怎么能说是上了邵荃麟的当?这是周扬布置给邵荃麟做的。
这位一向刚强的老人，竟泣不成声，眉头拧成一个疙瘩，面部肌肉抽搐着，泪水纷涌，
痛苦万状。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道：“已经到了这样的岁数，又得了这么重的病，怕是活
不了多久，总想在死之前，把埋在心底里的话倾吐出来，希望以后能有人把事情公开出去
。”他这样说时，眼睛并没有望着我，像是自言自语。我心里很难受，也有点紧张，想找出
一句话安慰他，可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只能专注地望着他，竖起耳朵倾听。
“一九五四年冯雪峰兼任《文艺报》主编的时候，发生了《文艺报》压制两位青年人批
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事件，冯雪峰首当其冲，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我曾问过冯雪
峰“你一向是扶持青年作者的，怎么会办出这样的事?”冯雪峰十分难堪，踌躇了很久，才
说出：“我是背了黑锅的!”原来胡乔木得知有两位青年作者写了这篇文章，《文艺报》准
备作为一般不同看法刊登时，他便找到冯雪峰，说俞平伯曾是他的老师，他不愿看到这篇文
章发表。那时胡乔木是中宣部副部长，正是冯雪峰的顶头上司，而且他还是毛泽东的秘书，
冯雪峰不知其中是否有毛泽东的意思，又不便深问便答应了胡乔木的要求，放弃了发表的打
算。谁想这就引得大祸临头，又无法辩白。这件事冯雪峰再没有对别人说过，只有我知道。
我一直压在心底，也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在周扬和冯雪峰不同观点的问题上，我两边都
没有介入。我对周扬、夏衍一向很尊重。我同胡乔木相识，是在五十年代初，日本作家德永
直访华在北京饭店开座谈会时。主持座谈会的冯雪峰，在会议中途特意拉我出去，在室外介
绍我和胡乔木相识。我对胡乔木也十分尊敬，印象也很好……”
骆宾基深切怀念冯雪峰，心中充满悲戚，倾吐了多年积郁，说了一上午，实在支持不住
了，我扶他上床休息。我知道这样太伤感情于他身体不利，可直到离开他家也未说出一句宽
慰的话，只觉得心情很沉重。
冯雪峰是骆宾基走上革命的领路人。骆宾基始终没有忘记，一九三七年冬天，他二十岁
时，在上海鲁迅生前的寓所里，他是聆听了冯雪峰所说的“东方的巨人在西北，民族的希望
在西北”，而踏上革命之途的。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无论遇到怎样的险境和曲折，他们之
间没有发生过信任危机。冯雪峰蒙冤被错打“右派”时，骆宾基不顾个人安危曾向中央上书
，为冯雪峰辩白。骆宾基在“文革”被斗时，面对汹汹恶涛，明知会招致更重迫害，仍倔强
地声明：“冯雪峰是好同志!”
也许冯雪峰身上早已埋下困厄的苦种，但解放后他闯下的头一件“祸事”，大概就是这次
批判《红楼梦研究》的事件?我读过陈早春、万家骥合着的《冯雪峰评传》，对这件事只有
大致的叙述。书中说冯雪峰还要帮助两位青年作者修改文章，“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希凡、
蓝翎这两位青年文艺工作者，而且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三轮车，还付了车钱……”，但，
书中没有提到冯雪峰为什么“压
制”两位青年作者文章的发表，只是在那场严厉的批判运动之后，说冯雪峰怎么也想不通，
觉得“有苦说不出，低头挨闷棍”，心有道不出的隐衷。
后来我又读到《书摘》杂志（九七年六月号）刊登的《李希凡同志谈当年的《红楼梦》
批判》一文。李希凡也说到对冯雪蜂的“印象很好，他有点像鲁迅，很关心青年人的成长”
，“非常平易近人”。但，此文也没有提到冯雪峰为什么不能发表他们那篇文章的原因。
冯雪峰有着很强的组织观念，对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敬意。因而，“罪名”罗织在他的头
上，他没有为自己辩白，却为别人背着黑锅，一次次检讨。谁料文艺批评演变成政治路线斗
争，冯雪峰便由此走上了更加痛苦的厄运之途。接下来的“反胡风”、“反右”、“文革”
，他都在劫难逃，随之而来的是写不完的“检查”、革职、降级，开除党籍……，直到寒冬
将尽、温暖的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凄凉去世也没有翻过身来。正应了鲁迅所说的：“文
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所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
据冯雪峰的一位挚友回忆，冯雪峰临终时，向前去探望的军代表提出最后一个希望：在
他死后，把问题查清，恢复他的党籍。在回去的路上，有人不以为然地说：“都到了这地步
，还想着党籍的事!”不料，那位军代表却肃然起敬，义正词严地驳斥道：“不对，这才是
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是的，冯雪峰是位怀有伟大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他把党籍看成是他崇高理想的象征。为
了这崇高的理想，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后却一直忍辱负重，直到生
命终结。
冯雪峰身上的”黑锅“已经几十年了，还给他清白之身，是先师骆宾基多年愿望，我为
先生代笔。
（曾彦修供稿，载《大公报》2001年9月27日）
书讯·书评[KH*3][HT]
《怀念耀邦》出版
是胡耀邦在各个时期的战友、同事、部属将自己知道的胡耀邦的言行回忆记录下来的文字。
这些文字的最大特点是真实，写了胡耀邦为人的本来面目，不夸功溢美，不文过饰非，是我
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胡耀邦的可信的宝贵资料。
本书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尤其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本书在香港精
印出版，每集定价为港币88元，四集合计港币352元（合人民币372元）。为优惠内地广大读
者，经与香港出版单位协商，确定三、四集每集优惠价人民币40元（相当于定价的四三折）
。四集合计人民币200元（相当于定价的五四折），不另加挂号邮费。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出版
本刊兰州特约通讯员张克非报道：兰州大学出版社最近为60-70岁的10名当代著名学者出版了自选集，展现了饱受“左”潮摧残而又不屈不挠奋斗一代学者特殊的风采。十位学
者与书名为：张注洪《燕园求是集》，唐宝林《求真集》，王曾瑜《凝意斋集》，王春瑜《古今集》，陈铁健《绿竹水南集》
，马连儒《以人说史集》，王章辉《笃学集》，马大正《跬步集》，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事与势》，张泽咸《一得集》。唐宝林卷自序《我的学术生涯》，叙述了研究陈独秀与托派问题的甘苦岁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独秀研究会会长陈铁健为这套书写了总序。
这套书每集挂号邮购价22元。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丛书”总序 陈铁健
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先生对我说， 要为六十岁以上、七十岁左右具有真才实学
的学者，出版一套人文社会科学论着自选集。其中，史学类要我帮忙编选十卷一辑。我想
，这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八十岁上下的大学者，多有出版家为他们周密策划出书事
宜。有的大学者的文集、文选不知重复出版了多少套，而六七十岁的少名或无名的“青年
老头”却少有人来问津。说穿了是因为后者的著作不能为出版者赚钱，甚至还要蚀本。第二
，是有官衔的“学者”，因为有权势在手， 不管他有学问没学问，也有办法(例如用公款
支付出版费用，甚至公然买书号)令出版社为自己出文集、文选。据我所知，某些“长”字
号的此类书籍，就是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版的。即使没有人买没有人读，他们也会慨然送人，
到处张扬。这两条理由，不知道克非先生是否认同，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盛情，令我感动和钦佩， 因而不辞自身学养之浅陋， 当即答应为他们
选荐作者。出版社的标准就是我的选荐标准：只问学问，不问官职；只选六十至七十岁之
间或略大于七十岁的学者。这时，我不由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一段话：
“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学技术专家，一到六七十岁退休的年
龄，有的耳有点不聪，有的目有点不明，难以再进实验室，拿手术刀手也发颤，只好退而且
休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则到了这样的年龄却是如日中天，正是读书写作的大好时候。即
使耳目有点小毛病，甚至大毛病，也无大碍。此时，他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了，知人论事的能
力越来越强了，通古今之变的本领越来越高了，究天人之际的愿望越来越旺了，即使遵章退
休，也往往是退而不休。”我完全赞同季老的高论，且有所补充。照我看，中国的六七十岁
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坎坷多难，饱经风雨沧桑，不乏伤心切肤
之痛。然而，他们从未颓唐不振，反而因为心灵深处拥有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
感、独立思考和敢于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晚年生活追求中始终不曾忘却对人文
社会科学尽自己一份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他们虽面对权威和虚假，却甘于清贫和寂
寞，以信念、醒悟和批评，诉求真实，尊重歧异，鄙弃教条，质疑权威，敢于应对非学术
因素干扰下学术领域的种种挑战。
我的专业是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史，所知只有一百多年的史事， 而对中国古代史和
世界史则知之甚少。不负所托，为了审慎地选荐丛书各卷作者，我便向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和
老朋友请教。世界史，我请教于苏俄史专家陈之骅先生；中国古代史，我请教于明史专家
王春瑜先生。之骅谦虚地说他自己的文章暂时没有时间整理，他诚恳地推荐英国史专家王章
辉先生，王先生欣然俯允。春瑜除承诺自编一卷外，又热心推荐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宋
辽金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张、王两先生亦积极响应。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我敦请王桧林、
张注洪、马连儒、唐宝林四位先生予以支持。桧林先生以主编《中国现代史》 (高校教科书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抗日战争史而名满学界。注洪先生以研究中国现代史料学与信息
学而着称。马连儒编审主持《人物》杂志多年，对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既深且精。唐宝林
研究员近二十年间以研究陈独秀和托派历史知名于海内外。在以上八位先生的选荐过程中，
我始终在寻找马大正先生。他是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史专家，我虽不研究边疆史地，但一向
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正其时正在新疆考察，直到一个月后才联通敲定。
九位先生中，六位是旧雨，三位是新朋且从未见面。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汉、唐、宋、辽
、金、明、清、民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和英国史诸学科。我禀性愚鲁，才疏学浅，对上述许
多领域相当外行，不敢妄评诸公学术成果，但据平时涉猎，参照学界品评，我深信他们都是
各自学科中的一流学者。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以其非凡的学术成果为
本学科作出了独特的有些是无可替代的学术贡献。这种贡献的深层意义，在于他们摆脱了长
期流行并主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二元思维定势”，即非好即坏、非美即丑、非善即恶的
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乐山乐水，可以提出
种种批评见解，但在学德和文品上，他们绝不会愧对广大读者，这就是：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我坚信，这应当是时下和未来历史学主体和客体的正确的发展方向。这也是高悬于我和所
有作者面前的崇高的目标，追求之心不敢稍懈。
中国：无解的方程式?
——读钟沛璋《与江泽民一席谈》 司马牛
这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是一个亲历革命、建国、动乱和改革开放以来无数
重大事件的知识分子的反省。钟沛璋从少年时代起就踏上革命之路，参与创建了“新中国”
。1949年以后，从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到《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他满腔热情地讴歌社会主义，并有幸与胡耀邦近距离接触，这是他永远难忘的岁月。即使20年的“右派”和“摘帽
右派”生涯也未能动摇他对主义和党的忠诚。1982年到1986年，他担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为新闻改革鼓与呼”。“六四”以后的一片万马齐喑之中，一无资金，二无官方支持，钟
沛璋在古稀之年赤手空拳创办了声名卓著的《东方》杂志，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沟通
“书斋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以其“强烈的现实
关怀”品质独树一帜，在沉闷已久的中国知识界吹起了一股春风。从1993年到1996年，《东
方》只生存了三年多，正在它如日中天、好评如潮之时，被当局勒令“停刊整顿”，站着走
完了全程。钟沛璋黯然辞职，结束了他自己说的“在20世纪的最后一博”，也完成了他一生
中人格的升华。收入本书的《我为什么要创办<东方>?》，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东方
》在1989年之后的中国出现，“开风气之先”(在它之后有《方法》等)，激动了20世纪90年
代那些错暗的岁月及无数青年学子的心，我就是受惠于《东方》的万千读者之一。钟沛璋
的名字也因此《东方》一起载入了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史册。
我以为，《东方》并不是钟沛璋“在20世纪的最后一搏”，即使离开了《东方》，他也没
有停止对民族命运的探索，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依然苦苦地为中国求解
。年龄没有成为他追求真理的天然屏障，他相信“朝闻道，夕死可矣”。越到晚年，他对中
国的思考越加深入，已触及问题的根本。可以说，他和无数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仁人志士
一起为解开中国这个无解的方程式找回了一把钥匙--那就是民主宪政。
2000年12月3日，在北京中南海，钟沛璋、王嘉猷(江泽民的入党介绍人)等8位当年南京中
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与他们的老同学江泽民有过一席长谈，被老同学们推作中
心发言的钟沛璋当面表示“我们这些老同学都已离退休，生活在老百姓中间，本人都已无所
求，也不会说假话或奉承话。”针对江泽民出的“三个题目”：怎样看资本主义，怎样看十月
革命，怎样看当前的问题，他一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并直接提出“我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
宪政，也应该列入议事日程”。“实现民主宪政；就是要改天换地，彻底结束我国长达几千
年的专制统治制度的阴影。”为此，他特别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思想自由，“我国几千年的
专制制度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没有思想自由，“一个脑袋，代替亿万人的脑袋”，一个
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二是公民教育。应在中学设立公民课，从少年抓起，培养公民意识。“
长期以来，人们或是习惯于做‘驯服工具’，做‘阿Q’，或是‘义和团’、‘红卫兵’式的
造反派，并不知道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公民，不知道怎样做既
有纳税义务，又有监督公仆权利的纳税人。”这些话也许卑之无甚高论，人人心中有，无数
有识之士曾不断发出同样的呼吁，比如李慎之先生一直致力于倡导公民教育。不同的是，钟
沛璋先生利用老同学聚会的难得机会(自江入主中南海以来他们从未见过面)，当面向位居中
国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江泽民说出了这番话。
钟沛璋2001年1月18日写的《与江总书记一席谈》对这次见面有详细记录（书中还有大量
的合影照片)，让人不无遗憾的是，江没有直接回应钟沛璋他们提出的问题。
不过在吃饭时他还是留下了几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
民主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害怕民主的口号。为什么会腐败，就是民主不够。
”“江泽民深有感慨地说： ‘应该把个人名利看得淡一些。毛泽东、邓小平是历史塑造的
。我江泽民只是历史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次见面时，钟沛璋把随身带的一本《历史的先声》送给了江泽民，其
中汇集了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打天下的时代有关民主、自由的言论。江说自己没有看过。那
些美丽的旗号曾感动了、聚集了千千万万钟沛璋那样的青年男女，顾准、韦君宜、李慎之…
…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当年他们义无返顾投身革命，难道仅仅以受骗上当就能解释的吗?
《历史的先声》收录的民主言论只是一种权谋、幌子、口号吗？如果不是国民党黑暗、腐败
的统治，如果不是日本入侵的民族危亡，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也表明一个经历了几千
年专制奴役的民族要走上民主宪政之路何其艰难。不过还是有储安平这样的知识分子洞悉了
其中的秘密，1947年3月8日，他在《观察》周刊发表《中国的政局》：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
的政党……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
‘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
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项承认人民的意志
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
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
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之后，钟沛璋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储安平，回到了追求民
主的路上，仿佛绕了一个大圆圈。难道这是历史和中国人开的一个大玩笑，这玩笑的代价未
免太大、太沉重了。在给《王申酉文集》写的序言《我的期待》中，钟沛璋终于明确地提出
“知识分子要成为独立的力量”，也就是与长期以来缺乏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状态告别，
与自已思想上“许多僵化的、凝固的、甚至可以称之为愚忠的东西”告别。
昔日的热血少年己垂垂老矣，这位15岁入党的老党员依然对这个党怀有难以泯灭的深情，他
多么不愿意看到这个党因为腐败不民主而重蹈苏联的覆辙，“像沙滩上的巨人一样”轰然倒
下。他真挚地希望他们的老同学能以“民主宪政”这把钥匙解开中国这个无解的方程式--
“毛泽东翻天覆地
邓小平欢天喜地
江泽民改天换地”
这是他们这些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奉献了青春乃至毕生心血的老共产党人、江泽民的老同学
的心愿，倘真能如此，也未尝不是中国之福、民族之幸。眨眼近两年过去了，站在权力峰顶
、高处不胜寒的江泽民也已76岁高龄，他还会以“民主宪政”的钥匙开启中国的未来之门吗
?老人的心愿什么时候才能变为现实？我们将继续拭目以待，也许答案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开放》20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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