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研究动态 2002年第1、2期（总第27、28期)

目录 

“东方时空”不说假话——陈独秀研究会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 陈独秀》

中国近现代史“史学前沿”讲授团成立

中国学术民主有所进步——本刊对新党史的评论受到有关部门重视 仲 石

大陆史学界拨乱反正 廖 化

写中共党史如何遵照两个“历史决议”——二读新党史，想起胡乔木 唐宝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普、列、卢、陈、瞿最后的话说起 靳树鹏来信来电

公道在人心 中国有希望——《读新党史，哭胡绳》反响强烈

附：搭个梯子让楼上的人下来 原八路军刘邓司令部参谋 刘 君

陈独秀问题是解读20世纪中国的一把钥匙 辽宁大学原校长 冯玉忠

莫道浮云终蔽日 严冬过后绽春雷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季甄馥

观书老眼明如镜 论事惊人胆满躯 辽宁省建设厅离休干部 靳树鹏

对新党史不必太挑剔 日本东京大学中国访问学者 陈 新

庆幸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在被认识 法国政治学院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程映湘

口述历史 陈独秀介绍我父亲加入共产党——九十自述 刘雅清

书讯：

唐宝林着《陈独秀全传及平反历程》预订登记

“东方时空”不说假话

——陈独秀研究会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陈独秀》内情

记者莎莉报道：2002年2月23日，中央电视台终于在第一频道播出东方时空栏目早已拍摄好 、却迟迟没有播放的《陈独秀》历史专题片。但是，本该是反映他曲折一生的片子，却只放了一个片 段：“陈独秀1921”。许多人表示不解，为此记者采访了协助拍摄该片的陈独秀研究会执行会长唐宝林，他透露了以下一些内情：

早在三年前，东方时空“百年人物”组筹拍《陈独秀》之始，就通过本会顾问徐亦孺先生找到我，我向他们提供了大量有关陈独秀的文字、图片资料，特别提供了南京大学奚金芳教授制作的幻灯片《一代伟人陈独秀》(所以电视片末尾打出协作单位“陈独秀研究会”和“南京大学的字样)。同时，我又向他们提供了到上海、安庆、江津、南京等陈独秀活动地采访线索。该片在1999年已经拍摄完成，原准备纪念建党80周年时播放，后拖到2000年3月，又延至1月，整整2001年也过去了……皆未能播出。直到今天播出，还欲抱琵琶半遮面，真正是姗姗来迟。像送大姑娘上轿，怎么把她打扮得大家都能接受，可把摄制组为难死了。因为这三年，在陈独秀问题上，正是维护错误的传统观念与求真求实的精神，反复较量的三年。过去是错误观念占绝对优势，一统天下，现在是求实精神得到弘扬，而在这个片子里基本上没有假话，没有错误的传统观点。情况是，直到片子播出前几天，摄制组还来电话与我协商，说陈独秀这个人物现在很敏感，有些问题怎么处理，他们没有把握，听听我的看法。

我坦率地向他们介绍了这几年学术界研究陈独秀取得的进展，提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新

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在陈独秀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和遗憾，特别介绍了同为电视产品的电

视剧《日出东方》大革命前13集处理陈独秀的情节，基本符合事实，也得到各方认同，可以

借鉴。问题也是出在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陈独秀一个人身上，真是胡说八道。这一史一

剧，都得到“五个一工程奖”，说明其中正确的部分完全可以宣传。那么那些错误和虚假的部分，或用中性词有争议、敏感的部分，怎么办?我说就看你们的胆识了。我充分理解他们作为最高喉舌的处境，于是出了这样一个折中的主意，如果你们既不想冒说实话真话的风险，又不想说假话谎话遭受谴责，只有一条路：回避那些有争议的敏感问题，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和“建党有功”那段话为指导思想，集中播放《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初期的工作这段历史。时间到1922年被捕为止。这样就把陈与共产国际关系、“右机”及后期问题全回了。最后，我送给了他们最近几期《陈独秀研究动态》和《简报》，特别指出他们应关注的几篇文章：《请尊重历史》(是南陈北李，不是南毛北李)、《重大的突破，深深的遗憾》、《漫谈陈独秀》(曾彦修)以及评论《日出东方》的几篇文章及来信。

就这样，中央电视台在这部片子里，终于达到了不说假话的境界。即在所谓有争议的问

题上，虽未说真话，也未说假话。最重要的是，在观众中，树立了—个历史巨人的形象，实现了“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起码史德。这对于旧传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胜利了。

宣传真实历史 纠正传统错误

中国近现代史“史学前沿”讲授团成立

为了贯彻与时俱进、求真求实精神，讲述真实历史，纠正传统的错误观念，陈独秀研究

会组织的“中国近现代史‘史学前沿’讲授团”日前正式成立。现将第一批成员公布如下，

欢迎各地院校、机关、团体等有兴趣的有关单位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邀请其中的学者前往

讲学。学者的往返交通费及住宿费，由邀请单位报销。讲授日期及酬金，双方协商而定。为

了支援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邀请，酬金优惠。同时，欢迎各地学有专长的学者(不问职称

高低，只要学有专长)报名参加讲授团，不限于历史，可包括其它学科。报名时需提供：姓

名、性别、年龄、健康状况、职称或专业成就证明、代表作一、二部(论文或专着均可)、能

讲授的讲题及所需课时(一般每人可报两个课题，每个课题讲2—3小时)、所需最低限度酬

金(元/小时)。联系人：100006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

中国近现代史“史学前沿”讲授团第一批学者名单 姓名职称讲题(每题讲2—3小时)

丁守和 研究员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民主与科学不可分，民主与民本必须分

陈铁健 研究员、博导 20世纪中国研究 近现代人物研究

杨天石 研究员、博导 孙中山研究的几个问题 蒋介石研究的几个问题

杨奎松 教授、博导 新中国外交风 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彭明 教授、博导 五四运动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几个问题

王桧林 教授、博导 一次、二次革命论、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 “九一八”后中国形势变化与各党派

郑则民 研究员 国民党南京政府研究 关于蒋介石的若干问题

马连儒 编审、教授 论蔡和森与陈独秀 中共两个历史决议比较研究

肖 生 教授 第一次国共合作史研究 中共建党史研究

郭立田 哲学博士 苏联瓦解的教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认识

唐宝林 研究员 陈独秀与托派问题的拨乱反正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雷 颐 研究员 被延误的现代化(1840- 1978)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本刊对新党史的评论受到有关部门重视

中国学术民主有所进步 仲 石

新年到，辞旧迎新，人们总要回顾、展望一番。对于思想界和知识分子来说，今年新年

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学术民主正在进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

果，更是中国卷入全球化、加入WTO的必然结果，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幸运的是，党中央

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思想路线的提出，加速了这个过程。就

本会本刊涉及到的几件事，就可以深切感触到这个时代脉搏：

第一，去年3月，本刊第23期《陈独秀研究动态》刊出吴江同志文章《今天怎样看马克

思主义》，提出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思辩方法，对流行的传

统观念提出了一系列严重挑战。然后，发生了两方面完全不同的强烈反应。拥护者，争相传

阅(并有不少复印者)，奔走相告；反对者对我们施加压力……某出版社，只见前者而不知后

者，突击出版一书，将该文原封不动收入，迅即也受到压力，甚至有人要他们主动检讨，以

备不测。正犹豫间，七一讲话发表，该文正适应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与时俱进，

理论创新的时代需要，致使该书成为近年来少有的理论畅销书。而且至今还名列畅销书排行

榜前列，出版社多次加印。

第二，中央某机关，对本刊上期发表的《重大的突破 深深的遗憾——读新党史，哭

胡绳同志》一文，采取了极为重视的态度，并让正在等待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三卷 本)

认真参考。这表现了新一代党史领导人对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不像过去，老虎屁股摸不得

，动辄以“反党反社会主义”打击报复。

第三，徐葵同志《写文章岂能传播和维护假材料》一文，向某个很有权势的权威人士的

恶劣学风公开提出批评，此文在一般公开的刊物和本刊上发表后，没有受到压力和打击。

第四，两个专门以棍子打人的刊物终于在正义力量谴责下，被迫“自裁”，为进步力量

的成长扫清了一大障碍。但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而言，此刊若能愧汗知 返，只讲其特殊的事实和道理，还是应该欢迎它重新加入学术之林。

虽然，这些进步并不如人们期望的那么大，来得也太迟， 但它毕竟是来了，有了一个开始。必将如陈独秀所预言的那样，以更大的步伐，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光辉未来。

大陆史学界拨乱反正

廖 化

大陆的陈独秀研究会所出版的《陈独秀研究动态》，分别在2000年的19期及今年初的23期发 表了一些饶有意义的报道与文章。19期上面《世纪末的学术盛会》的报道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修改稿已经决定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 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传统观点。”

文章又报道了1999年底召开的“陈独秀共产国际研讨会”，说研讨会“通过热烈讨论，在一 个重大问题上达到了共识：新近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表明， 1923-192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大革命，实际上是在‘国苏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 ‘国共合作’只是个陪衬。……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 作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 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身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现已查明，一 些重大事件(如过去被定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罪状的‘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 理案’上的退让)是由莫斯科代表在未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处理，然后把严重 的后果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曾经加以抵制，但是没有成功。……过 去党史著作上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是没有的；它是1927年 7月上旬斯大林面对大革命失败无可挽回的形势，文过饰非而寻找替罪羊的产物。”

对海外研究者与读者而言，这些观点本身并不新鲜。几十年前就已经有美国学者Lee Feigon 的陈独秀传及旅美华人学者郭成棠的《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出这些事实。虽然当 时海外有关苏共与共产国际的史料大大不如今天丰富，但毕竟所能看到的已经不少；况且， 因为学者在海外(某程度上可包括香港)享有相对的学术与议论自由，所以能够百家争鸣，在 这个情况下，像中共过去那样纯粹污蔑咒骂的“官史”不可能立得住脚。中共党史研究室的 观点不新鲜，但是却又意义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大陆史学界那股拨乱反正、重新研究历史真相的健康力量，在经过十多年的酝酿积蓄之后，正在逐渐勃发兴旺。

几十年来，中共对于陈独秀与托派，只有纯粹的污蔑。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达到了这种程度，老一辈中知 道真相者莫不违心帮助宣传，而且 没有经验的新一辈者则完全接受。这种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改变，但真相的显露还是困难重重。1979年之后，已经不再骂陈独秀是汉奸及拿日本特务的钱了，但是那种成王败寇思维还是占上风的，所以依旧骂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葬 送大革命；1984年之后，史学界承认共产国际的政策也要负责任，但是陈的右倾罪名还是硬 要他戴上。《陈独秀研究动态》的主编唐宝林先生是近年比较客观公正去研究陈独秀的研究者 ，但是他在1989年出版的《陈独秀传》下卷时仍不得不各打五十大板说：“说到共产国际对 中国 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应进行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它的缺点错误。但 是，阶级联盟即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功绩 。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条件之一，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过去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也有所纠正。但身为党的总书记，反过 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他本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错误都‘来自国际’，是‘遵守 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32页)

但是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动摇着这种官修史学的立场。首先，凡是谎言都有其逻辑：小谎言 不去纠正，说谎者就只有用更大的谎言去遮掩，最后演变为弥天大谎。斯大林、毛泽东 有关苏联与中国革命的谎言也是这样。但弥天大谎只是沙上堡垒。一旦其中一块小谎言给纠 正了，整座谎言之堡就要早晚崩解的。再者，国内外形势也在加速着史学界的重新思想。一 方面是苏联阵营的崩溃，另一方面是中共各级官员的腐败越演越烈，日益远离中共最初宗旨 ，在促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传统官学提出种种怀疑。近一两年来，知识界围绕着所谓“自 由派与新左派”的争论，标志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史学界，这种批 评精神也有了新发展。唐宝林先生在第19期的《陈独秀研究动态》发表了一篇长文(后来收 在新苗出版社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内)，题为《联共档案揭开中国大革命真相》， 所说的恰恰同11年前所说的相反。文章质疑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做法(这不是我原意，我至今认为1922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是对的——唐)，承认陈独秀之要求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联盟是无可非议的(前提是在合作发生危机时——唐)。关于革命失败的责任，作者更指出：

“在大革命中，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权力和工作范围是很小的。 大量工作实际上是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的。共产党的一切工作也必须服从‘国苏合 作’的方针。‘合作’应该是平等互利的。‘国共合作’对于共产党来说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苏联一直以牺牲中共的利益来实现‘国苏合作’。所以，在大革命中，真正的 国共合作是没有的。有一种说法，说过去中共不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 ，是因为莫斯科的路线是我们共产党执行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负责。这种说法至少是不 全面的。以下的论述证明，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政策是莫斯科的驻华代表亲自执行，许多重 大事件也是他们亲自处理的，然后把严重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显着进步，不过，这毕竟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而已。陈独秀的“右倾投降 主义”的欲加之罪纠正过来了，可是，有关他后来又成为托派运动的领袖这一点，以至对中 国托派的评价，却还是给无数谎言的迷雾笼罩。在1979年之前，托派一直被中共污蔑为“暗 害者”、“反革命”、“日本特务”。到了80年代末，这些指控已经基本不提了。但是，为 了证明中共在1952年无理逮捕及长期拘禁托派始终正确，许多人还是任意给托派加上各种次 一级的罪名。所以，一些研究托派的学者在评价陈独秀加入托派的时候，总是“理所当然” 地视陈这样做为“误入歧途”，是其政治生命的污点，而丝毫不去怀疑，这种论证方法究竟 算不算是证据。王观泉先生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没有成王败寇的成见，兼 且是一部力作，水准大大高于国内许多其它著作，但是该书却不能在大陆出版。

托派的纲领是对是错，这自然可以争论，不必亦不能定于一尊。立场大可不同，事实却要尊 重。可是，不仅中共当局仍没有打算平反多年来加到托派头 上的不实罪名，而且有关托派的文献大部分仍被列为禁区，不能出版，实际阻止历史真相大 白于天下。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与探索历史真相的最大障碍。(原载香港《先驱》杂志200 1年第59期)

(唐宝林注：本人读了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解密档案资料后，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 义”与 “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是有较大的改变，但并不认为陈独秀本人没有错误。而且，至今仍认为托派的纲领是错误的，陈独秀与其结合是“误入歧途”。但在民主问题上，陈独秀有飞跃。恰恰在这点上，陈与托派有分歧。托洛茨基和托派是向别人(斯大林)要民主，自己却 是“极端无产阶级专政论者”。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核心是“不断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毛泽东也是只向别人(蒋介石)要民主，自己掌权后就……所以外国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是半托洛茨基主义。)

与时俱进 告别错误传统观念

写党史如何遵照两个“历史决议”

——二读新党史，想起胡乔木

唐宝林

中共《简史》出版后，在一些高级权威人士中引起一片赞扬声，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是

在2001年7月20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座谈会上，竟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声音，说简史“严格

遵照两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的论述”。这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不知是赞扬，还是讽

刺。因为“两个决议”是复杂的文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用遵照不遵照来衡

量是非的。这要从胡乔木说起：

胡乔木这个人，也比较复杂。因为他长期担任毛主席秘书，又长期主管党和国家的意识

形态工作，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具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性。因此，他做过一些好

事，甚至在毛泽东的业绩中，也有他的贡献。但他也或奉命而作，或挟天子以令诸侯，干过

不少错事甚至坏事，特别是整过、害过不少有思想的民族精英。一位很有见解又敢于直言的

老共产党员，过去是他发展入党；后来“以言定罪”挨整时，又是他劝其退党。成为笑淡。

周扬同志，谈异化，本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在高压下，周扬已经作了检讨。古今

谁人无过错。可是胡乔木就是揪住不放，一直把他整成植物人。现在二人虽已作古，某出版

社出版《周扬文集》，某人却说“不准发行。”是不是胡的阴魂不散，文字狱要搞到鞭尸的 程度。对于陈独秀问题，他更是……1984年4、5月间，他得知人民出版社要出版陈独秀文章选编，就把出版社领导人找去，怒声训斥道：你们好大胆，竟敢出陈独秀的文集!知道陈独秀是

什么人吗(竟把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人当成不知陈独秀为何许人也的弱智者，闻者当场暗笑

而不敢出声)?他是托派头子!知道托派是什么东西吗?托派是汉奸、反革命(都到1984年了，

还拾30年代斯大林、王明、康生的诬词牙慧。1991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为第2版《毛

选》注释时，承认托派是抗日的，过去说其是汉奸、反革命是受了苏联的影响)!所以，在稍

有良知的中共高级干部中，对胡乔木都颇有微词。在选举中顾委常委时，做了许多工作才把 他选上。如何评价胡乔木?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要说的是，他也有如上期本刊《哭胡绳》中

所说的“晚年说点真话”的现象，对1945年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评价，就是一例：

《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它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可是，文革中，刘少奇也被毛打倒了，戏弄了这个《决议》；文革后 ，又公认毛主席也有错，《决议》更站不住脚，如何“严格遵照”——引者)。在《决议》 中，其它根据地、其它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象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茅盾回忆录也说武汉时期反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路线( 应该说陈独秀违心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引者)的人很多，这是事实(《胡乔木回 忆毛泽东》，第67—6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一位学者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授“党的两个历史决议比较研究”时，根据胡乔木这段话总结出这个决议第一个缺陷是“四多四少”：讲毛泽东多，讲其它党的领导人少；讲红一方面军多，讲其它红军少；讲中央根据地多，讲其它根据地少；讲红区斗争多，讲白区斗争少。试想想，如果遵照这个决议写党史，会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公认，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全党全民族奋斗的结果，决不是一人、一军、一地、一区的功劳。

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第二个缺陷是以“路线斗争为纲”。路线对，一切都对，路线错，一切都错。这是学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简史》的写法。以上“四多四少”，实际上是只有一个人正确，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决议是中共个人崇拜的滥觞。实际上，毛泽东是一贯正确、一切正确吗?社会主义时期不说，民主革命时期也并非如此。别的不说，肃清AB团和延安审干，多少党内精英倒在“自己人”的枪下。别的领导人是不是一切都错?包括被决议点名和未被点名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蔡和森、彭述之、罗章龙、张国焘……从“路线斗争为纲”到“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多少曲折。所以，邓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坚决摈弃第一个决议路线斗争为纲的原则。他说：

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在1981年6月2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少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在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淡话)。

请注意：邓小平这里提的是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应该根本推翻”。说到陈独秀等三人时，只强调他们“不是搞阴谋诡计的”。可是，我们那些口口声声坚决贯彻邓小平理论的人，却在新党史中还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种“路线错误”的提法。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们很会批判别人，是不是也应该对照一下自己。说实话，我们所以肯定新党史在陈独秀问题上有重大突破，就是因为它突破了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框框，因为那个决议明

确认为：

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

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

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而《简史》却敢于说：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对此，还说《简史》“严格遵照两个《历史决议》”，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们有

些大报大刊就是这样，经常靠假话谎话过日子。老百姓腻歪极了。为什么不能以党中央新的

思想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为指导，说点真话实

话呢。

两个历史决议，一个以路线斗争为纲，一个“根本推翻”这个原则。那么，所渭“严格

遵照”两个历史决议，如何操作?遵照一，必违二；遵照二，必违一。要走出这个怪圈，只

有执行党中央提出的以上新的思想路线。

第—个历史决议第三个缺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内的一切思想分歧，都要上升到阶级

斗争的高度，对错误意见都要进行阶级分析，挖掘“思想根源”，“右倾思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左倾思想代表小资产阶级”，发展到后来，党内“错误路线”的领导人，都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斯大林、毛泽东用这根棍子，清除掉多少党内高级干部中与他们意见不同但并非错误的精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