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两乡音

　　倾听浓浓的乡音当然是件愉快的事，设若这乡音有穿透时空的力量———许多年前，我和复旦前辈贾植芳先生有过一次聊天。聊着聊着，贾先生忽然扭头对我说：胡适、陈独秀可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中国现代文化史恐怕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说起来很有意思，陈独秀生在安庆，胡适家在徽州，两人合起来就是一个“安徽”。那时，这两口“徽音”可是气冲霄汉，穿云裂帛啊……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陈独秀与胡适这一对安徽乡亲成为风云人物，的确是时代给予他们的荣耀。但是依现在看来，陈独秀假如当年不作《新青年》主编，胡适不在那上面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对“乡音”的出现就会大为逊色———这种假设也不是没有可能———实际上两人就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卷到一起也纯属偶然；陈独秀投身革命，自办《安徽俗话报》到主编《新青年》，其时已年届四十，而胡适当时才２０多岁。无论年龄、学识、资历，还是社会影响，他都无法与陈独秀相提并论，况且据胡适的入室弟子唐德刚后来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给自己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新青年》。按现在的流行说法，也是不折不扣的“一稿两投”。但风云际会，时势造人。这两口“乡音”终于交织到了一起，从而嘹亮了１９１７年以后的中国新文化的天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然会为他们所不苟。但陈独秀对于胡适确实是有知遇之恩的。起码使他们从此成为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同一战壕的战友，让胡适的那篇文章与他的《文学革命论》一起著名，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最强音。据说，对此两人就相互“恭维”过。胡适说，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文学就难达今日之成就。陈独秀也对胡适说：没有你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还会停留在八股文的牢笼中———这番话颇像两人站在汹涌的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互相拍着肩膀说的。幸好都是从大处着眼，胡适也没有流露出那种感激涕零的意思。

　　胡适后来倒是写过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文章，说出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自己的心境。他认为：“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观点。”他说，陈独秀有种“一往直前的定力”。这话虽然说其时其事，但足可以当作说其人的———正道出了两人性格的差异。从两人家乡来看：陈独秀生在长江边，性格上既有“月涌大江流”的爽朗，也有“龙性岂易驯”式的豪迈，是属于那种才华横溢，豪放不羁的人物；而胡适家住云遮雾罩的徽州山区，性情上既有“停车坐爱枫林晚”式的持重，又有着“走走且停停”的迂回与遮掩。这表现在两人对待情爱的态度上就尤为明显：陈独秀敢于和妻妹高君曼同住，又逛“八大胡同”（妓院），直到老年还敢于与一位２０刚出头，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嘴里哼着流行歌曲的潘姓女士结婚；而胡适却能与乡村发妻从一而终，其间脑海里尽管也晃动过表妹曹诚英以及韦司莲女士的倩影，但也只是欲爱不忍地藕断丝连。他曾说：“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受痛苦”———这话到了陈独秀嘴里便变成了：“依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酒旗风暖少年狂”，陈独秀一直气可拿云，是性情中人；而胡适耽于考究，如他自己所说的“持重”。另外，胡适流于虚浮、炫耀的这一脉，如他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前，就在姓名前加上“博士”衔。这事陈独秀就断然不会干出来的。在江津监狱，陈独秀书房里摆满了经、史、子集，埋头钻研的也只是“文字学”。他决不会像胡适那样，动辄就是《蒲松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之类的煌煌大论。

　　对胡适的爱炫耀，陈独秀当然不满，但胡适对陈独秀也有不讲情面的时候，胡适有一封《致陈独秀》的信，对陈独秀就提出过批评。信云：“贵报三号登某君长律一首，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又曰：‘子云、相如之后，仅见斯编，虽工部亦只有此功力’。”但“细检某君此诗，至少凡用典套语一百事……适所以玉于不能言进，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矣。”———但尽管如此，两人的感情实际上却是十分真挚的。陈独秀被捕，胡适出面营救过，两人见解不同，也没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倒是互吐心曲，互为惋惜。陈独秀在牢里时，胡适曾对他说：“我真替你惋惜，你若不作政治领袖，专心学术研究，想来也不会有些成就而身陷囹圄的。”而陈独秀也说他：“你若只作学术研究，也许不会被人鄙视的。”这话，个中滋味就值得让人品咂回味一番———陈独秀是做过中共总书记，然而胡适自称“过河卒子”，后来出任驻美大使，又兴致勃勃地从美国回台湾竞选“总统”。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两人尽管走的是两条路，但细究起来却有殊途同归的意味了。

　　在新世纪之初，细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我们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雄心大志。除胡适、陈独秀外，还有周氏兄弟、刘半农等等。日前读到孙郁先生的《鲁迅与胡适》一书，他说：“鲁迅与胡适，在我的视野里是两个窗口，一个是通向深邃冷寂的长夜，一个连着开阔、暖意的春的原野……”那么相对于他们，年龄偏大的陈独秀呢？我想，他的这扇窗干脆就是“开窗放入大江来”了。只是那时的江水太混浊、太肮脏了……以至使我们现在怀想起这两口浓浓的乡音，也还只能是心怀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