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对中国行向社会主义途径的探索

什么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胡乔木吸取中共历史上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一些说法，加以综合概论，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作了完整的表述。他的表述是：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党内的两种主要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他们根本就没有企图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这个革命，使这个革命在胜利以后，首先就有利于无产阶级，并以无产阶级为中坚力量来掌握政权，用这个政权来保障国家在以后的发展中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认为第一次革命应该让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无产阶级只能得着一些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自由与权利'，不能得着别的什么。所以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领导地位。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后，再来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次革命。所以他们的主张被称为'二次革命论'。"

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中共中央对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作出的结论。

1924-1927年上半年，在国共合作下，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取得很大胜利，几乎解放了半个中国。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中国国民党中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两个掌握政权、军权的集团相继背弃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向坚决反帝反封建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工农分子采取血腥的镇压政策，蒋介石高呼"清党"胜利，而共产党则遭到一次惨败。这是血的教训。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中央本应共同地实事求实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可是，共产国际、斯大林及听命于他们的中共中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总是把政策正确及功劳归诸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而把错误及失败的责任完全诿过陈独秀。他们认为这次大革命所以失败，从主观上来说，是因为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没有执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正确指示，犯了不争领导权，不要政权，不重视农民问题、不重视掌握武装力量等"右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们认为犯这种错误的理论基础，则是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其内容就是本文开头引用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所表述的。

这是给陈独秀担任中共主要领导人期间所犯错误的结论性说法，或者叫给他带的一顶帽子。这是1927年-1928年作的结论。这虽然是历史问题，已过去七、八十年了。但在某些中共党史的著作中还坚持这种传统说法。2002年，人民出版社以"新世纪学术文丛"的名义出版一本研究陈独秀的专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两本书对陈独秀的历史作用讲了不少好的见解。但在这个问题上仍持传统的说法。前者说：陈独秀从"二次革命论"出发，"从右的方面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这场革命遭受了惨痛失败。"因此，"这个理论并没有起到多少进步作用。" 后者说：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陈独秀在理论上犯了"二次革命论"错误，到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由此观之，对于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应根据新公布的档案史料再作些分析，得出比较符合或接近历史真相的说法，说点公道话，似有必要。本文仅从"二次革命论"的由来、历史条件及其与共产国际指导政策关系的角度作些历史演进过程的考察，从历史考案中作点评说，就教于同行，共同研讨。

一、陈独秀把中国革命区分为"两段路程"思想是党制定最低、最高纲领的先导

1920年，陈独秀由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看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就经常思考着中国革命该怎么办的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可是，"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因此在中国"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在中国怎样进行新的试验？陈独秀认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基于这一思想认识，陈独秀说："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 这是陈独秀1920年11月7日为《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写的《短言》中说的。

这一"信条"，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应有的无出其右的崇高理想；如果没有或者丧失了这样信条，就不成为共产党人了。

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他所讲的"信条"思想观点却反映在党的一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之中。这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它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英文稿此句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的结束，即直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

这个纲领是带有"空想"性质。在中国，革命的现实任务，是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立即实行消灭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一大没有把这一点规定在纲领之中。

陈独秀很快地认识到这个缺点。1922年6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很鲜明称之为《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首次提出中国革命要区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阶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这是对党的一大纲领所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它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分为性质不同的"两段路程"即"两步"，表明陈独秀的认识贴近了中国国情。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了当前的主张："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6月15日，陈独秀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开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来进行。该文件还郑重地声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获得[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 该文件在7月中共二大通过之后，曾送交孙中山的国民党中央，表示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愿望。

1922年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由陈独秀主持，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是由陈独秀起草初稿，经过他和张国焘、蔡和森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后交给大会通过的。这个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及阶级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和党的奋斗目标。宣言规定党的目前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是制定出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这是第一步。在走第一步路程时，宣言打的是共产党旗帜，号召工人和贫农快速聚集起来在这面旗帜下奋斗，并号召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一齐来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与此同时，宣言又旗帜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还有第二步奋斗目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是规定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

至于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的关系，宣言也有其说法："第一步，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中国工人运动"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在第一步奋斗中，"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即刻成功的。"

应当肯定地说，陈独秀"两段路程"的认识，被中共中央所接受，成为党中央的共识。他和党的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此后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闭幕词中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没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 陈独秀这样的评说是客观的。尤其是"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这个评价，十分中肯，具有思想方法论的意义。

我们从上述的史实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的形成过程，有理由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及俄国革命经验同中国国情的初步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几年后，1927年2月，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远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连篇累牍地介绍马克思的理论。在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

 
第二，陈独秀把整个中国革命的斗争区别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路程"，应当分开两步走，先搞民主革命成功，准备条件，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有了这样认识，党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才有了前提条件或客观依据。这对于开展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从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最初曾一度有过像俄国一样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试验"的想法，这时，他把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在认识上自我否定。从而同"一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

总起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尽管有其难免的局限，甚至机械式搬用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观点，但首先应肯定它是对中国革命行向社会主义途径的极有价值的探索。

二、共产国际强力推行党内合作的形式，陈独秀两次革命思想的论述

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于同孙中山的国民党的合作，主张党外合作。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则极力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这种党内合作形式，实现国共合作。他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
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这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讲的，其意大致可靠。陈独秀也有类似的说法。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

对于这种党内合作形式，陈独秀等一开始就不赞成。1922年4月6日陈独秀专为此事写信给另一位国际代表威经斯基，申诉反对党内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孙中山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并说："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包惠僧在《回忆马林》中说：张太雷到上海后，他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我去陈独秀处，正遇见陈独秀与张太雷谈话，张太雷正在以马林的口气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共产国际根本不听取陈独秀的合理意见，而采纳了马林的主张。继1922年8月指示之后，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专门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说："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一方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同时又认为："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国民革命"；"由于这个国民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基于上述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并要求中共既要在自己的旗帜下独立行动，又要"避免同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对于决议只能贯彻执行。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1月12日的决议，1923年6月中共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正式决定采取全体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并认为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即使到这时，对于党内合作方式，仍有相当多的代表持反对的态度。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所起草的有关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仅以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为大会所通过。 这一情况，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有意作了说明。他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什么样的重大改变呢？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民主革命之需要" 。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总是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是引导国民依赖外力，减杀国民独立自信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宣言》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由于存在这样两个错误观念，"中国国民党不但会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这"两个观念"，"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为什么提出这样希望呢？因为中共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实现国民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是友党的忠言。
上述事实说明，这次国共合作采取国民党内合作形式，首先是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国民党达成一致，并由共产国际强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来执行的结果。以后，并动员工人和农民加入国民党，使它成为有群众基础的政党。这样，共产国际、斯大林就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联盟性的政党。力图把它改造成为工农党或人民党。共产国际和苏联就从政治上、军事物质和财力上大力支援国民党，并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下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一直到南昌起义，斯大林还让举左派国民党旗帜，到了1927月9月才下指示放弃的。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

在中共三大召开的前夕或在其后不久，陈独秀在《向导》和《前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1923年4月25日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是1923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后来，人们脱离党内合作形式这一历史条件，脱离共产国际的决议，片面地孤立地从这两篇文章中摘引了一些说法，作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及其"二次革命论"错误的"罪证"，大加讨伐。

现在，我们看一看陈独秀到底是怎么说的。
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对中国资产阶级作了具体分析，把它区分为三部分：（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也叫官僚资产阶级）；（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小工商业家）。基于这样认识，他指出国民党应采取不同政策，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容纳"；"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路"；对官僚资产阶级万不可同它"妥协"。同时指出还有一条活路，"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至于无产阶级，文章说："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如此，在军阀统治的区域，共产党不能合法存在，只能秘密活动。而在国民党掌握政权的广东才有一定公开活动的自由。中共三大就是在广州召开的。

文章在作上述分析之后，指出："总括起来说，……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中国国民党必须做到"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

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首先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既不是单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陈独秀作这样区分是对的。

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重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文章预计："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因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我们必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过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此，"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从上述材料来看，可以看出是在党内合作形式下写的，其主要观点可以概述几点：

第一，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既不是英法那种只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像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革命的、非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三部分。指明中国国民党应采取不同政策：应该"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道路"；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同时指出要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第三，指明"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第四，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部分。

第五，指出目前只有干国民革命是可能的，如果想要超过这种可能，就是"空想"。

第六，预计国民革命成功后，一般情形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如果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努力大，又有特殊的环境，"工人阶级在彼时可能获得若干政权"。这是依据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经验作出的预计。

我认为陈独秀两篇著作的阐述的这些基本观点，是有见地的。其深刻之处在于：进一步深化和展开了他的"两段路程"的认识，紧紧扣住中国革命"特殊形式"这个特质，区分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部分，并由此提出革命党的政策和策略；尤其是既肯定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部分，又指出中国目前只有中国国民革命的可能，而不能"超过可能"。毛泽东后来阐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思想，其实陈独秀的这两篇文章都已闪现出思想的火花甚至是光焰。至于有人把其中某些论点孤立地摘出来，作为他犯了所谓"二次革命论"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根据，是难以服人的。在党内合作的形式下，作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员要去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独掌政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政治经验、策略手段匮乏，而且现实力量和动员能力薄弱。在实际生活中，如果真要同国民党争权，又同党内合作形式的要求相矛盾。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胜利后，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恐怕既是源于对俄国二月革命的直观理解，也反映出当时中国革命力量格局下的一种心理上的无奈。这种人的思想认识过程中的复杂情形，很难同有系统的自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相提并论。因此，陈独秀某些论点有其历史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

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首次从"左"的角度不点名地批评陈独秀为代表的二次革命的思想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中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及走向社会主义前途问题。斯大林在全会上作报告，题目就是《论中国革命前途》。布哈林在发言中也是首先谈中国革命的"前景问题"。他说："我首先谈一下前景问题。我认为，中国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扩大全会的参加者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在中国应当采取社会主义发展的方针。"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代表谭平山，还有国民党蒋介石的代表邵力子。

根据斯大林的报告和布哈林的发言所讲的精神，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的中心内容即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而展开的，诸如争夺领导权问题，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重视掌握武装和参加政权问题等，由此格外看重起来。决议案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发展之现在阶段，从历史上说，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他必然要带着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革命的进程，是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斗争之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的前途。"因此，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的目前任务，仅限于（一）推翻帝国主义，（二）消灭封建残余，这是错误的。"如果"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是"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

这种批评，是针对陈独秀的一些说法而发的。
当时，帝国主义者和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右派制造反赤运动，什么广州国民政府是赤色政权，什么共产共妻等谬论满天飞，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
1926年9月，当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到长江流域时，积极支持北洋军阀政府的研究系在上海办的机关报《时事新报》发表时论，挑拨国共联合战线内部关系，说国民革命成功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

陈独秀针对反赤运动及这篇时论发表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进行批驳。文章指出："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文章还郑重地表示："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是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还需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共产国际、斯大林从"左"的角度来批判，认为这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内容之一。

关于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是怎么讲的呢？归纳起来，他讲了三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观点：第一，他讲"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之后，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在中国发展的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他讲既不是列强在中国办的那样资本主义，也不是官僚办的那种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国民革命洗礼并在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的"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第三，所以需要发展这种资本主义，是为了下一阶段搞社会主义预备有力的基础。

历史发展证明，在中国革命的进程、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上，真正发生了错误偏向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们强调现实的中国革命要"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已露"左"倾错误的端倪，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急性病表现之一。不久以后，这种急性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战略和策略上的失误。而陈独秀这种有条件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是为了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深邃之见，决不是具有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的人们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更不应成为"二次革命论"的罪证。

真理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陈独秀这种理论观点是1926年讲的。过了20年，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也有类似的理论观点，他强调指出：除了"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外，我们要广泛地发展中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这"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又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是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因此，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关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几乎是二十年前陈独秀文章的翻版。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毛泽东所说比陈独秀较透彻、较明确、较具针对性。有些人的态度令人不解，他们批判陈独秀的理论观点，却又赞同毛泽东说的理论观点。合理的逻辑是：要么陈独秀的观点错了，那么毛泽东的观点也就谈不上正确；要么肯定毛泽东观点，那么陈独秀的观点也就不能说是错误。如果不是这样，评价历史人物就会出现双重标准，当然就会背离历史研究客观公正的原则。

中国国民革命力量的格局是非常复杂的。当时作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部的重要政治人物，蒋介石在政治上很善于玩弄两手策略，一手是他使用阴谋手段经过三·二0事件、党务整理案，赶走了汪精卫，打击了共产党，夺得了国民党的军权、党权、政权。但其势力尚未巩固起来,他就采取另一手笑脸策略,派邵子力作为代表赴苏联，对三·二0事件加以解释，并表示"国民党应同共产国际更加密切的联系"，"请求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各种问题给予指导"。还说国民党曾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建议。同时，邵力子又说："以蒋介石同志的观点来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不可能也不应该限制它的发展。然而在统一战线中，它（共产党）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还说："国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部分地是由于没有领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应承担的基本任务"。"加强和扩大国民党，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下，也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应该明白"统一战线方式不是两党站在一条线上的联合方式，而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一种方式。"还提出"国民党希望共产党人不要在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这是邵力子1926年9月在莫斯科写给共产国际两个报告讲出来的。 蒋介石这一手真厉害，抓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形式进攻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听命于他。这就使共产国际处于难以开口反驳的尴尬的困难境地。共产国际明知蒋介石日益向军事独裁方向发展，对他有所警觉，但又想拉住蒋介石，不使国共合作破裂，就让邵力子参加共产国际协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并承认他是国民党常驻苏联的代表，一直到四一二政变后才返回中国。

对于党内合作问题一直是有争论的，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难于发挥独立作用。有人说这种合作形式"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斯大林却强词夺理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是否这是最大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一错误上又发生了后来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最后促成了我党严重失败的根源呢？"我想对于这一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错误不在于此，而在于共产党内的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即"缺乏独立性与批评性"，"不了解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党没有成为广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 陈独秀在此前就正式说过：我们在国民党内供职，要搞政治独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取得政治独立，那我们就应退出国民党。"

1927年1月底或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详细讨论和辩难"之后作出一个别有意味、独具特色的文件，名称叫《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是5人，他们是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据罗易说，只有三人参加讨论，有三种不同看法。陈独秀是认为决议案为中国共产党展现了新的前景，提出了新的问题和崭新的政治方针。他不完全相信决议案的正确，但是他还是准备看一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彭述之持第二种看法。他认为决议案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瞿秋白持第三种看法。他完全同意决议案。 这种情况，可以说在《解释》中得到了反映。

《解释》一开头就对共产国际有埋怨情绪和批评，说在这以前，共产国际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案，只是抽象的一般性指示，不象此次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要害"是什么？《解释》指出党在以前，"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划分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这是"一个根本错误"。国际扩大会的决议案告诉我们："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以行向社会主义。"让我们"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地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我们"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对于现在的革命遂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越，一切都等待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便是我们过去方针和战略上根本错误。" 基于这样认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解释》中表示接受国际决议案，但又要求各地方党组织讨论的重要点，"首先赞否此国际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然后再讨论几个特殊问题：（一）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民主独裁制；（三）和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四）农民政纲。"《解释》还明确指出："因为国际此提案之执行，影响到我们党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持这种不是盲目执行的态度，而主张每个同志如有疑义或意见，"都可写寄党报登载，以便共同讨论。甚至于第五次大会后，仍然要继续讨论。" 这是非常可贵的民主精神。

依据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研究，瞿秋白于1927年2月写出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反对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也是反对陈独秀错误的。这本小册子的名称，还称之为《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孟雪维克主义》。

瞿秋白在小册子中所批评中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内容之一，即"第二次革命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非常之错误的"。

为什么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彭述之等人"不知道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时是资产阶级性及社会主义性的"。应当认识"中国革命虽是资产阶级性的，然而他与世界无产阶级联盟而反抗列强帝国主义，他的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不仅得着世界社会革命的'辅助'，并且自己也带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了。因此，中国革命既以农地革命为中枢，又系反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军队，自然应当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可见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的胜利终究是社会主义的。"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比共产国际、斯大林和布哈林更加"左"倾。斯大林还只是说中国革命要"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瞿秋白干脆称国民革命"同时是资产阶级性质及社会主义性的"，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模糊不清，或在向"左"的方面滑去。果然，后来当陈独秀被强行去职后，中共很快就发生了革命要"急转直下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错误。

从上述历史事实来看，总的来说，可以得出合乎事实的看法：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思想的批评，是共产国际从"左"的角度首次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勉强地接受这种批评，承认有错误。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进一步发挥，更为明确地以"一次革命"的理论观点来论述。

对此，陈独秀并不心服，还有不同的意见。中共五大对于国际这个决议案进行讨论。罗易是共产国际派出指导中共的代表团成员，大革命失败后返回莫斯科。1927年9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提到如何对待国际这个决议案，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双方的观点不同，但经过讨论达成了协议：中央委员会将在自己的报告中，对做过的工作作出评述，进行自我批评，并将国际的决议案"作为未来的方针"。可是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报告，违背了协议，"他对所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没有作任何批评"。
中共五大之后，大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四、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走上失败之途，是谁之后？共产国际、斯大林说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过，其理论基础是"二次革命论"

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走上失败之途，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直接武力干涉所致，也不是由于尚在掌握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的反攻所致，从中国共产党来说，而是由于党内合作形式的同盟者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致。这是一次惨痛的血的教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是谁之过？有的人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种合作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斯大林批驳说：这是"不正确的"。 联共（布）内还有人表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斯大林极不赞成具有这样的心情，他说："如果这是真正的，那是可悲的。"因为"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蔡和森甚至说：陈独秀说他的错误"是在所谓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做出来的"，是"无耻"之言。

他们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完全归罪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归罪于陈独秀，犯了严重的投降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来纳兹为八七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还指责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的错误，并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历史上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形"。 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决议案讲中国革命的前途时说："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 共产国际、斯大林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结论，我以为与其说是认真分析的结果，不如说是推卸责任的遁词，绝非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共运组织和领导人所为。更令人感觉不公的是，陈独秀本来作出了有益探索的观点和认识，尽管有局限和不完善，竟被指责为错误的理论基础，使得陈独秀二次革命思想的主流本应被肯定的，反倒成了罪过。

中国共产党中央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结论，为陈独秀作出了"历史判决"。瞿秋白为党的"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中第二章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主要是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议。其中讲到"所谓两次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是"种着机会主义的种子"。 瞿伙白的书面报告，曾油印发给"六大"代表，并出版了俄译本。斯大林看过这个报告，对于批评两次革命的理论，并未见其表示疑义。

中共"六大"之后，1928年11月1日，蔡和森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正式把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的思想概括为一句"二次革命论"，是"中国原始的孟塞维克倾向"。半殖民地的中国，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既不能机械的想象如俄国一样，同时也不能象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的观点，"这个中间隔了一个万里长城"。

1929年9月，李立三在《反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机会主义》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完整的概括。他说："中国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二次革命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中，革命的动力一定是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只有帮助资产阶级，而不应参加政权，同时准备自己的力量（事实上便不会准备自己的力量），做将来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把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间建造了一座人为的万里长城，而不知道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就是完全的孟塞维克的理论。
从此，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被说成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称右倾投降主义），它的理论基础是"二次革命论"，像板上订钉子，成为不能更改的定论。这顶帽子一直戴在陈独秀头上。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句写了"注释"。"注释"说："陈独秀右倾机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推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大革命终于失败了"。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欢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继续坚持此说。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回顾历史时说："一九二七年，……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通过上述的历史过程的全面考察，客观地说，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虽然存在某些缺陷，即没有像后来毛泽东关于两步走思想的表述那样严谨全面，但是我们认为它是抵制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次革命论的理论，是对于中国革命行向社会主义途径的有历史价值的探索。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着重防止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次革命"的"左"倾偏向，其实是一个较为重要的任务。三十年代的"左"倾错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的偏差，五十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七十年代前期的"穷过渡"错误，都贯穿了急于转变，急于改造的心理和情绪。这样"左"倾急性病不仅多次复发，而且几乎成了难治之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很值得认真总结。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就觉察到这个问题，而且最早批评这种"空想"错误。应该说是独具慧眼，颇富前瞻的。同他可贵认识相比，对他的缺陷或局限，我们实在应该作出合情合理地全面分析，不宜只攻真缺陷，不计其余。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本来就是反复的艰难的，何况是认识中同革命这样的复杂、特殊的问题，要想一次达到完善，也只能是空想。在认识过程中，存在局限和缺陷并不奇怪。历史过去这么多年，看不到陈独秀思想上的闪光点，反而抓住他的难以避免的局限或缺陷不放，甚而至要继续沿袭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推却责任强加在陈独秀身上的"罪名"，我以为这就不仅不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相反，是对历史真相作了不应有的曲解。